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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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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冈田先生一行在章江船上，洒酒祭祀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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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的看法与上述学者不同。他把儒教融进日本固有的神道体系中，认为儒教是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儒教，也就谈不上神道。在他看来，日本的神道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反本地垂迹说。即主张把神道放在根本的、主体的地位，而将儒教、佛教置于派生的、从属的地位，认为是“日本生出种子，中国展现枝叶，印度开花结果。所以佛教是万法之花果，儒教是万法之枝叶，神道才是万法之根本”[2] 。二是儒家神道。进入江户以后，佛教势力日趋衰微，儒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主张以儒教为根本的神儒结合的神道流派。三是垂加神道。在大量吸取儒、佛思想之后，神道自身的羽翼逐渐丰满，出现了神主儒从的思想倾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大流派即垂加神道。认为应当“以神道为主，以儒道为润色”[3] ，主张用儒教的大义名分和忠孝观念来维系天皇的神圣权力。四是复古神道。它排斥儒、佛二教，认为儒、佛二教歪曲并遮蔽了日本的古道真义，故主张将此二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而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古典文献来阐明真正的日本精神。五是国家神道。它是把垂加神道、复古神道等思想推向极端的产物，其基本思想是敬神爱国、崇祖尊皇，并强调国体主义和日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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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期朱子学和阳明学传入日本以后，儒教达到了繁盛的顶峰。但当时的儒者如林罗山、贝原益轩（1630～1714）等，都在学习和传播儒教的同时输入神道思想，表现出神体儒用的思想倾向。贝原益轩强调“神儒并行而不相悖”，神道是无言之教，而儒教则是神道精神的教言，“谓神道不假儒教而自立则可，谓儒教不辅翼神道则不可”。[4] 冈田先生的儒教论，可以说是贝原益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把贝原益轩所强调的“神儒一体”推进到“神儒融摄”“神儒共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将他的儒教称为神道化的儒教。所谓“共体”，即互为本体。它与其他神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肯定儒教的地位，认为两者都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支柱，只不过神道是潜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儒教则是用说教、学问的形式把神道思想表述了出来。冈田先生的“共体神道”思想，也来源于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一体的认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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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前的日本儒教宣扬的是大义名分、皇权至上，所扮演的是保守和反动的角色，那么以冈田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当代儒学家，则是以儒教“共生共存”的道德意识论和“万物一体”的自然生态观为基石，为实现亚洲一体化或创建“亚洲国家”的目标模式进行着积极的理论探索。儒教强调统一、和合与共生，这是最符合人类和地球之根本利益及二十一世纪之发展方向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共生的时代，新世纪的东方的现代化，必然是以创造出一个和谐共生的社会为前提的。[5] 哲学的建构作为一个基础，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共同的课题，而儒学在这种哲学建构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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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冈田先生一行在章江船上，洒酒祭祀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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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这种“共生共存”的理念，并非出于早期儒家的以人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是来源于宋明新儒学的心物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主义以及日本传统神道的原始自然主义。冈田先生重视对宋明新儒学尤其是阳明学的创造性还原和复归，对本民族神道传统的发掘和活用，并长期致力于“神儒合一”即儒学日本化的研究普及工作。这或许正是冈田先生要把这种日本化的儒学称为“东洋之道”，[6] 以区别于中国的儒学或新儒学的用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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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与崇物：日本文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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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冈田武彦先生看来，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东洋之道，而东洋之道的核心又是神道和儒教，因此，他对日本文化的自我进行了深入探究，提出了“简素”和“崇物”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哲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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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简素就是简易平淡的价值追求和内外功夫，简素精神就是崇尚思想内容的单纯化表达，认为表达越单纯，其内在精神就越高扬。西洋文化重知性，求华丽展开，而东洋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重感性，求回归简素，前者是分析，而后者是综合。在冈田先生这里，简素不是精神内容上的，而是表现技艺上的，即表现形式上的不外露精华，尽可能地抑制。以简素为基础的哲学精神，不追求主知的思辨，而崇尚主行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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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既是善于把事物对立起来思考的民族，又是善于从一体的立场出发而加以调和的民族。所以穷理与尽性、唯精与唯一、博文与约礼、道问学与尊德性等在中国人那里是并行不悖的。日本民族虽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但日本人可以说是把简素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民族，这能从日本的和歌俳句、陶瓷工艺及建筑风格等文化形态中窥知一斑。阳明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现简素精神的结晶，所以能在日本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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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简素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那么崇物便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精练式总结。简素与崇物在冈田先生那里，可以说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这也是为什么冈田先生在阐述“简素”时要常常述及“崇物”，反之亦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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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手书“白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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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手书“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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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崇物”二字“是日本思想文化的根本理念”。因为在日本人看来，物并非单纯的物质，而是有生命的灵性，无论是有生物还是非生物，都是灵魂与情感的存在。所以冈田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总结：“现在吾之思想的究极理念是‘崇物’二字。物即命，命即物，人虽为物之灵长，然一旦无物，生即不复存在。有了对物的崇敬之念，便产生对生命的崇敬之念。”“知道了对物之生命的崇敬，就会对物产生感激之情，由此而转化为共生共死、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7] 冈田先生的这一思想与宋明儒者有一脉相承之处。宋明儒者把动植物与自然界看作宇宙生命和意义的体现，主张通过“观物”以体验宇宙生命的“生意”。但宋明儒者对自然的看法，仍局限于传统儒家的艺术性或审美性的自然境界，它既不能与道家的自然观相区分，也无法区别于文学家、诗人对自然的观赏态度。[8] 倒是日本的“崇物”心理，不仅使人物化后成为物的一部分，而且还赋予物以主体性和伦理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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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还认为，崇物思想与当今人类环保意识的关系，就犹如一棵大树，崇物是培其树根，而环保是修其枝叶，根未培，枝叶焉能繁茂？崇物心理来自于对生灵万物的直观体验，因而也是一种简易直截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崇物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内在体现，那么简素便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是在崇物的心理定式与简素的思维方式上达到精妙统一的[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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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日本人的崇物心理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思想做一比较的话，便不难看出其中之差异。道家讲“造物”或“观物”，[10] 是对“道”这个“造物者”的崇拜，“崇物”则是直接对“物”这个自然对象的崇拜。道家主张顺应造化，物我合一。它之所以归顺自然而超越世俗，是由于看破人间是非、得失、荣辱的反复无常。而日本的“崇物”，不是隐士哲学，而是庶民哲学。它所主张的物我合一，是大我与小我的合一，而并非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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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花道注重表现花木原本的自然形态，也是日本人自然崇拜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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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的“天人合一”，虽与日本人的崇物心理较为接近甚至有重合，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地说，日本人对自然的“敬畏”，使他们更多地依赖于自然，在对待外来事物时，也更加注重形式的接受；相反，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豪言壮语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更注重现实层面的自我感受，在对待外来事物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拿来”。但是，中国人所说的征服与改造绝不是破坏，而是与自然的调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中国人与日本人自然观的共同点。只不过日本人侧重于“天”或“物”，而中国人侧重于“人”或“我”。[11] 西方文化中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有“在天地（自然界）面前人与万物平等”的观念。如果把前者视为“人类中心论”的话，那么后者就是“非人类中心论”的。[12] 日本哲学由于比中国哲学更注重“物”，甚至把自然之物与人文之物等量齐观，都作为崇拜之对象，所以可以说是一种“万物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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