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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体词“の”的含义，主要还是应当根据其所处的状况而定。说到“父の绘”，虽可作三种解释，但若了解了当时的语言背景，做出正确解释则并不难。日本语的特色就在于，要由状况而定的东西没有明示。而这恰恰是变成暧昧性、简洁性之表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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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人与西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由于风土和历史环境的缘故，培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融和关系，毫无必要向其他事物表现自己。而正因为只需最小限度的表现就足够了，才使日本人的表现方式简略化。若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在用语言传达自己意志的时候，比自作主张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和合，因而多用谦让语，并着意于表现的简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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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日本人看来，越是敢于表现自己，恐怕就越难以传达自己的真意。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真意的传达，除了最终依存于对象的感知之外，别无他途。这点与彻底表现自我的西洋人大相径庭。因此，即使在文章里，日本人也会致力于能诱发读者感知的最有效果的表现形式，这大概又可算作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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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清少纳言[19] 的《枕草子》为例，其开头篇《春はあけぼの》（《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美》）中的假名“は”，是系助词而非格助词。因而所谓“春は”意指“春においては”（春天里）。“春においては”经简略后就成了“春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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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あけぼの”（曙光），表述的是“あけぼのがもっとも美しい”（曙光最美）的意思，经简略后就成了“あけぼの”。用当时的话说，又可被简略为“いとをかし”（最雅趣）。就是说，“あけぼの”中还包含着“いとをかし”的意思。所以，“春はあけぼの”句虽是省略句，但为此则有了含蓄的成分。所谓“梅は红梅”（梅是红梅）句亦如出一辙。谚语中这样的省略句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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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歌[20] 、俳句[21] 就更善于使用这种手法了，其中犹以俳句为突出。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芭蕉[22] 的《古池や蛙と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中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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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池や”的“や”是切字，即连接段落时用的助词，在该句里则是暗示性的表现。在它后面隐含着季节、场所、风景等背景，它所暗示的世界是广大而深远的，而想要详细表现的话，则也许需要数千字以上。该句的特色就在于“唤起人深刻印象的单纯性”。在这种单纯性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深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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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类性质的诗词在汉诗中也有。但汉诗与俳句相比，表现内在精神那样的倾向更为强烈，故而给人一种缺乏含蓄的感觉。若要举出与芭蕉此句一样的描述静寂的汉诗，那就是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题张氏隐居》诗中的“伐木丁丁山更幽”这样的语句了。不过，即使这样的诗句，也不及芭蕉的“古池や”来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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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芭蕉的这句诗，江户时代博多的禅僧仙崖认为，“水の音”（水的声音）这五个字[23] 是多余的。仔细读来也的确如此。有了这五个字，就有了余韵受损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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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色在和歌里也能见到。日本人不爱好长歌，最后只好定型于三十一字的短歌，其中又因十七字的俳句较为流行而渐成模式。和歌与俳句是日本唯一的最为流行的诗型。西洋人则恰好与之相反，他们爱好的是需用长长的页码来表现无数自我感情的诗型。诗歌中的简素精神在俳句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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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认为，自然是人利用的对象。即使对于人，西洋人也抱有强烈的自主倾向，并且对理性怀有绝对的信念。因而在语言上，他们也习惯于主语中心的构造，强调主语的存在功能，并将其置于句首。而日语则与之相左，它习惯于述语（谓语）中心的构造，并将其置于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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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意志之表现，西洋人也强调自我的存在作用，喜欢把自我放在语句的最前面。而日本人则常从谈话对象的观点中寻找自我的存在作用，因此既无必要弄清楚自他之区别，也无必要强调自我。所以，日语里即使有使用主语的地方，也大多只用述语来完整表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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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欧洲语明确显示主客关系，并且从各个方面详细规定了主客的存在作用，而日语则没有这个必要。例如，关于“行く”（去）这个动词，欧洲语是根据人称来变化的，而日语则不存在这种变化。下面只举一下德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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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he（我去）Du gehst（你去）Er geht（他去）Wir gehen（我们去）Ihr geht（你们走）Sie gehen（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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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腊语、拉丁语就更复杂了，仅仅“行く”的动词变化问题，要说清楚，恐怕也需一两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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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语里也没有像欧洲语那样的单数复数之区别，没有冠词，性的概念也不明确，更没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变化，人称代词也不如欧洲语那么发达。所以，欧洲语在科学思辨上的作用较大，而日语则不具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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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只有动词的活用，后来高度发达的还有助词，而这些最适合表现细腻的感情。日本被称为艺术性民族的理由也正在于此。据渡边丰辅氏的《现代大学生的应有状态》一书记载，英语“This is a dog”（这是一只狗），译成日语可以有“これは犬です”（这是一只狗）、“これは犬だ”（这是一只狗）等一百三十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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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不怎么困难地得出以下结论：从欧洲的主语主导型语言中产生的文化是个性文化，而从日本的述语主导型语言中产生的文化则是无个性文化。摩拉爱思曾在《日本精神》里讨论过创建在日语语法基点之上的日本文化的无个性化问题，其大致意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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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文法里没有冠词。无论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没有变化，与人称无关。在叙述方面也没有文法上的主客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故意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参与活动，于是便出现了宁当事件的旁观者也不当事件的目击者的社会现象。这实在叫人不可思议。由此才能理解日本人的无个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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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个性就是自我显示，所谓没个性就是自我抑制。若借用摩拉爱思的话说就是：若是自我显示型的，那就会对人之个性采取肯定态度，从而导致明确利己的个人式的自我彰显。若是自我抑制型的，那就会使精神达到几乎无我的境界，进入针对所有逆境的宗教式谛观，从而导致对自我的尽可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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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比较一下日语与汉语的区别。日本很早就从中国输入了汉字，直到平安时代发明假名后，才流行起用假名写文章。所以一般来说，汉字假名的交叉运用是日文的习惯格式。但这时使用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念法，而且充满情感性的日语还被前后配置在这些汉字当中，从而使汉字也具有了像日语一样的情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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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本来是象形文字，此外还有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字，而汉字就是用这六种方法构成的，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形声字。可见，汉字表现的是意和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绘画文字。因此，当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在日本流行开来后，其表象的直接性和印象的强烈性便显得更为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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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就如同把汉文改写为带假名的日文。如此一来，印象也就变得明细了。比如“鸟鸣”这个词，若用日本流行的训读来念，就是“鸟鸣く”，但训读的办法却并不仅限于此，还有“鸟は鸣く”“鸟は鸣ぃた”“鸟が鸣く”“鸟鸣けり”“鸟ぞ鸣くなり”（以上皆为“鸟鸣”之意），等等，倒是读音差不多是通用的，只是读音应选择与文脉相适应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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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是很重视对物的印象的，进而产生重视直观的强烈倾向。这与西洋人的思辨型、思考型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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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比较汉语与日语的时候，虽然两者都较多地使用省略形，但若从语法方面考虑，汉语则与西洋语一样属于主语主导型，而明显地与日语的述语主导型相对立。因此，相对于情绪型、实践型以及自我抑制型的日本人，中国人似乎更强调自己主张，善于思辨，是属于理论型的民族，原因显然就在于汉语的自身特点吧！比较而言，中国人与西洋人一样，在分析性的思维方面比日本人要优秀，而日本人则可以说是在全一性的直观和灵性的直观方面来的优秀。这种日本型的思维方式与日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日语把主语作为目的语，目的语作为主语，或者既无目的语又无主语而只有动词，并且不具备明确的科学性用语，故日语应属于非常暧昧、漠然的一种语言，所以不得不诉诸无知无识中的灵性之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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