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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药山来到法堂，装模作样地走上讲演坛，目光锐利地瞧了眼大家后，一言不发地走下讲坛，并迅即返回了自己的房间。监院吃了一惊，紧追其后，跟进房来，问其理由。药山答道：“说法不是完了嘛！老僧从方丈出来登上法座，然后又从法座回到方丈，难道这还不够吗？在法座上，有什么法好说的？如果想听经论，则有正规的经师。老僧非经师也。要说经论，又有何不可思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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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王阳明虽是个儒者，但他有时也借用禅机教化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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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友问功夫不切。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越说越远，都不着根？”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越说越煳涂。”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少间，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先生旁顾曰：“我尘尾安在？”一时在座者皆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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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思想之神髓最终都应依靠体认自得，那就很难想象可凭借言论、语言来加以说明。因此，如何表明思想神髓就成了自古以来颇为煞费苦心的事。若用话语系统作书面说明的话，无论怎样，解读之后都极易陷入知解。于是，有人因痛感此弊而焚毁书籍，并烧掉了苦心写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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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临济宗的杰出僧侣大慧宗杲（1088～1163），就把被临济宗视为金科玉律的《碧岩录》的木版烧掉了。该书所辑录的百则公案，是为修行者从古人言行中选出来的。其实这原本也是作为舍弃妄想知见、以达悟入的手段而被采用的办法。但尽管如此，结果还是出现了一些不解真意、玩弄公案而堕入相对之知的人，所以大慧才有了为祛除这些弊害而烧掉木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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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正十三年（1924）到昭和四年（1929），大慧约在日本住了五年，其间师事过阿波师范，又对弓道做过不少研究，认定弓道之根本并不在于技术之至极，而在于无心之心、无我之心的德国年轻哲学家欧肯·亨利克尔（1884～1955），回国后即用禅宗及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言论，对上述思想作了解说，并出版了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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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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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克尔的这部解说书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为世界读者所熟知。但到了晚年，他意识到出版这样的解说书是一个错误，于是便烧掉了自己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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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亨利克尔原来研修的是欧洲合理主义的哲学，所以起初他以为，只有立足于技术之磨炼，才能掌握弓道之神髓，故一心一意地从事技术修炼。后来由于阿波师范的教诲，才觉察到自己的失误，也才领悟到弓道的根本在于其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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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不限于弓道，日本的技艺也是以神秘主义为根本的。但所谓神秘主义，也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我把武道等神秘主义称为技艺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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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一切，可以说无不是以简素的精神为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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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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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简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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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的门人里有个叫陆原静的人。原静年轻时致力于五经之解说，志亦好博。然阳明告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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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传习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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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看来，圣人之道诚为知易行易的简易之学。若从儒者立场来看，道家、佛教之道广大深渊，非常人所能及。与之相比，圣人说道则日用平常，虽愚夫愚妇亦能知之行之。所以儒教说道，可谓易简矣。不过应当看到，易简之道中也蕴藏着广大和精深，正如《中庸》所谓：“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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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儒者中切论易简之学的少数人之一。阳明晚年在寄给安福同志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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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功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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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道出了易简之学的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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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阳明所说的易简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致良知”！“致良知”之学为何易简？下面就根据善恶是非之分别及其实践要求来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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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必须先依据事物，对善恶是非逐个做出明确判断，然后才能付诸实践。但对事物做出明确判断果真容易吗？在阳明看来，即使一生一世也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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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遵从吾性先天具备的良知，便可一蹴而就。而且良知还具有化恶为善、化非为是的灵力。所以说良知致得，则万事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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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致良知”，亦即发挥良知。而致之努力，据阳明说，是从良知自身产生的。良知只有基于致之努力，才做到了自主向上。阳明的这一立场，又被称为功夫即本体、本体即功夫论。这与朱子所谓的只有基于功夫的积累，才能达到究极之本体的立场是相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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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知行论，朱子持的是“先知后行”的立场，而阳明则主张“知行合一”，视知行为一体。阳明之学的确易简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教的易简之学到了阳明那里，已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