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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1000年左右发行的由女官清少纳言创作的《枕草子》，给人的印象是在平安时代所有文学作品中，或者说是在全部日本文学中，即使不能说是最杰出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进而言之，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在西洋文学当中，也一次都未读到过像《枕草子》那样使我赏心悦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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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把摩拉爱思对《枕草子》的这些赞美之词呈现给读者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借此说明洋溢着余韵余情之鲜明印象的日本散文的独特的简素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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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枕草子》后所能感受到的，大概就是男性察觉不到而唯女性所特有的，那敏锐细腻的感受力和在机智的笔锋下对季节、岁事、人事和风俗等的精雕细刻。在此不可能逐个罗列，只举一例，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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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衣虫是很可怜的。因为是鬼所生的[7]1，怕他和父母相像，也会有那样可怕的念头，所以生下后母亲便给他穿上粗恶的衣服，说道：“等到秋风吹起来的时候，我就回来的，你且等着吧。”说完就逃走了。儿子也不知道，等到八月里，听到秋风的声音，这才无依无靠地哭了起来：“给奶吃吧，给奶吃吧！”实在是很可怜的。（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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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可应该算是可憎的异类东西了。那样没有一点可爱而极为可憎的东西，似乎不值得像别的东西一样来提及。它在什么东西上面都爬，并且又用湿脚在人的脸上爬，那真是可恶极了。有人竟拿它取名字，实在讨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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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鸭长明与《方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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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草子》是平安朝时代随笔的代表作，而代表中世随笔的则是鸭长明（1155～1216）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约1283～1352以后）的《徒然草》。因两者皆吸取了《枕草子》的随笔风格，故而也以简素为宗旨。《方丈记》和《徒然草》被誉为中世随笔的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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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长明生于久寿二年（1155），卒于建保四年（1216），是镰仓时代（1185～1333）的歌人。其名字的正确读法应是“ながぁきら”（长明），法名连胤，是下鸭社正祢宜惣官[8] 长继的儿子。七岁时以排行老五的身份，继承了祖父即长继的父亲秀继的旧业。十九岁那年，作为其有力保护人的父亲去世后，他想到贺茂神社当神官，以成就事业，未遂，便与妻子离别，后又离开祖父家，只身度过了失意的岁月。其间，他精研了和歌与琵琶之道。琵琶他是向乐所预和中原有安学的，而和歌则是先师事于胜命（藤原亲重），后又师事于俊惠法师。养和元年（1181），二十七岁的他撰写了《鸭长明集》。文治二年（1186）或者三年，他去伊势（三重县）旅行，写下了和歌日记《伊势记》，但此书今已失传。后来人们逐渐承认了其所撰写的和歌的魅力。建仁元年（1201），鸭长明四十七岁，后鸟羽院（后鸟羽上皇）再兴和歌所，任命他为寄人，后又要补任他为河合社的祢宜，但因遭到惣官的反对而未实现，故而使其夙愿蒙遭挫折。元久元年（1204），鸭长明五十岁那年的春天，他到洛北（京都鸭川以北）的大原山出世隐居。五十四岁时，他又从大原山迁至日野（滋贺县东南部）的外山，以方丈的草庵为家。建历元年（1211）五十七岁时，他作为《新古今和歌集》的著者之一，经藤原雅经推荐，赴镰仓与源实朝（1192～1219）会面。但结果他却并未以和歌师范的身份而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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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长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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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容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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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历二年（1212），他创作了《方丈记》。此外，他还创作了歌论《无名抄》和佛教故事集《发心集》等。这些作品无不是在日野草庵时汇集而成的。《无名抄》作为和歌的最新体裁，其幽玄飘逸之内容，凭借知识是难以理解的，而只能依靠直观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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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方丈记》的创作模仿了庆滋保胤（约933～1002）的《池亭记》，不过《池亭记》是用汉文创作的，而《方丈记》用的则是汉字与假名的黏着文字，而且是隐士文学的最高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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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记》一开头，就用简洁优美的对句表现形式和格调高雅的文笔，描写了人（人生）与栖（住处）的无常，而且这也是《方丈记》贯穿全书的主题；紧接着，作者对五大天灾的见闻体验作了回溯，并用充满真切印象的话语对其作了描述；然后，作者又讲述了自己抛弃世俗而隐遁闲居的快乐；最后是对这段生活所做的反省；但结局却是在尚未见到答案之曙光的情况下搁笔而收的。全书上下用的都是简洁流畅的和汉混淆之文。下面就引用一段序文中开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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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不息的江河，其流淌的水却非源头之水。水的淤塞处，泡沫浮现，瞬间消逝，又即刻再来。世上尚未有处于同样状态的事物，唯世上之人及其居住环境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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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江河中流淌着的水所产生的泡沫来比喻人世之无常，而且使用的又是格调高雅的对句形式，这确实会给读者以无穷的感染力，可谓千古名篇。只要朗诵一下这段文字，心里就会对人世无常观产生强烈的印象。因而用不着解读，朗诵就足够了。通过这段文字便可体味到全书的特色，而且其特色与《枕草子》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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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江河中流淌着的水所产生的泡沫来说明人世之无常，这种手法并非起始于鸭长明，中国诗人和日本歌人都曾采用过，佛典中也不乏例证，但就简洁表现的手法而言，该文则可谓凤毛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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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长明属于中世初期的人，被称为日本隐士的始祖。在这之前日本就已传入了中国的隐逸思想，并出现过向往隐逸的风潮，但直到鸭长明为止，除了遁入佛门者，文人中还未出现遁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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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不同，因时世变革剧烈，故自古即有隐逸思想，而且还特别崇尚这种风气。比如《易》之蛊卦上九，有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说，指的就是不仕于王侯，方可使自己的志行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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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强调隐遁的遁卦，提出所谓“嘉遁”（九五）说，认为要想走正确的路，就必须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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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还有个明夷卦。该卦说的是，当光明受到创伤时，贤者下野，暗愚者上台；而在这种光明遭损害的世上，就要劝人隐去明德，隐逸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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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皆谓儒家式的隐逸之道，亦即世行道则出仕，世不行道则遁世而独行其道。伯夷、叔齐等人的所作所为，大概就显示了这种精神吧！而且犹如前述，孔子、颜回等也对此种隐遁表示过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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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乱世之际，往往会产生尖锐的批判思想，像老庄那样的超越性世界观的实质，就是把隐遁绝对化，甚至排斥所有的人为作用，以达到自然无为之道的真隐。而且这种真隐还与风流之道、风雅之道相结合，形成了像晋代竹林七贤和陶渊明那样的隐逸之道。他们或者委身于风流之雅事，或者陶醉于饮酒之嗜好，或者游刃于自然无为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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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由于受佛教的影响，李白、杜甫、白乐天、孟浩然、王维等人，虽入仕途，但仍怀隐逸情怀。在中国的正史里都设有“隐逸传”一览，以记录隐逸者的言行。可见隐士在中国是颇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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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隐逸思想，在奈良、平安时代（710～1192）就已传到了日本。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对隐逸怀有好感。这只要读读山上忆良（660～733）、大伴旅人（665～731）的和歌，或者翻翻当时编纂的汉诗集，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