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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确实出于天然，可以说是不留斧凿之痕迹的造化之工。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曾这样评价陶渊明的这首诗：“无丝毫人间之俗气，唯有纯而又纯的大自然。”用这段话来评价人麻吕上面的那首歌亦可谓恰如其分。可以说，像这样的自然性也是简素精神的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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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坡志林》记载，苏东坡曾评论陶渊明的“见南山”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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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即此一篇，神气索然。采菊过后，偶然见山。初之用意，颇合景意。故喜之。识者以“见”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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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选体里以“见”为“望”，东坡的这一评语极为恰当。再看人麻吕的歌，“泰东ノ翠霞（かへりみすれば）”（泰东的翠霞回头望）这样的句子，不能不略带一些境意之调和的伤感。若拿陶渊明的诗作比较，则相当于“望南山”的诗句。而“望南山”在渊明那里是见南山的意思，其中也有境意一体的伤感。不过“见南山”在渊明看来，并非真正见到南山，而是南山即渊明、渊明即南山这样的境意一体之境界。因此东坡评论以“见”为“望”是“神气索然”，实属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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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部赤人的歌中有以下几首是脍炙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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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児の浦ゆうち出でみればま白にぞ不尽の高岭に雪はふり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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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得田儿浦，遥看富士山，雪飘高岭上，一片白银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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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是不尽山（即富士山）长歌的反歌，读后就像见到了一首平凡的叙景之歌。然而该诗并不陷于平凡，从中仍可感受到既娴静朴实又充满生命力的独白。歌里边“ま白にぞ”（雪白）之用词与“ふりける”（飘落）相搭配的调子，在语法上充分凸显出“ぞ……ける”（感叹语气）那样的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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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部赤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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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探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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み吉野の象山のまの木末には几许さわぐ鸟の声か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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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野中望，象山树木高，树梢群鸟集，几许鸟声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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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读后，在景致的描写上，我觉得赤人并不像人麻吕的“足曳”歌那样把山川放在一块相对而述。在叙述上，赤人也是直线性和印象性的。不过，读了这首歌后仍能感受到寂静的生命力。与人麻吕歌的豪宕相比，这首歌是沉静的。而这又是与人麻吕的歌的最后句由二音、五音所构成，相反赤人的歌的最后句则由三音、四音所构成是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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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篇中有“伐木丁丁山更幽”这样的名句。说明山里虽有铿锵有力的伐木声，但就人的感觉来说，反而更加感到山的寂静。赤人的歌也把鸟的喧嚣声与寂静联系在一起考虑，因而与杜甫的诗意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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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麻吕还是赤人，都把自然视为全身心歌唱的对象，属于心寓境、境托心那样类型的歌人。赤人的歌虽没有人麻吕的歌那样豪宕，但却有对对象的深情嵌入。因而赤人似乎可以说是叙景歌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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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万叶集》的歌来说，叙景也就是叙情，这与《古今集》的歌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在《古今集》那里，表现意比表现境更加受到关注。因此，就简素的精神这点而言，“古今”调显然不及“万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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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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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集》是日本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共二十卷。公元905年，奉醍醐天皇（885～930）之命，由纪友则（约845～907）、纪贯之（约872～945）等四人编集。所收和歌约一千一百首。集中分别载有假名序和真名序（汉文序）。和歌的风格属理知型和技巧型，其中很多是以“もののあはれ”[23] 为基调。创作这些和歌的时代，大致是在京城从奈良迁到京都后的平安时代，即新文化的形成时期，历经平城帝（774～824）到醍醐帝的十代天皇、百年岁月。这一时期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天皇亲政时代，第二期是藤原氏摄政关白[24] 时代，第三期又是天皇亲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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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集》是受到了日本化文化教养的平安贵族的和歌集，当时已渐渐形成了审美意识和文艺自觉得到提高而和歌的理想体裁受到关注和检讨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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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今集》的特色，只要读一下作为编者之一的纪贯之的假名序就可一目了然了。纪贯之在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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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有六议，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然而神世七代，时质人淳，情欲之分，和歌未作。逮于素盏鸣尊到出云国，始有三十一字之咏，今反歌之作也。其后虽天神之孙，海童之女，莫不以和歌通情者。爰及人代，此风大兴，长歌、短歌、旋头、混本之类，杂体非一，源流渐繁，譬犹拂云树生自寸苗之烟，浮天浪起于一滴之露。至如难波津之升献天皇，富绪川之篇报太子；或事关神异，或兴入幽玄；但见上古之歌，多存古质之语，未为耳目之玩，徒为教诫之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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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万叶集》的歌是素朴的，而《古今集》则是日本式优雅歌心的典型代表。因此，《万叶集》的歌直接表现生活中的单纯实感，而《古今集》的歌则追求用优雅上品的情调表现纤细的感情；《万叶集》的歌直写诚之心，而《古今集》的歌则倾诉哀之情。这是因为，《万叶集》时代的人，是把对物的瞬间感动，原封不动地直录下来，而《古今集》时代的人，则是在其移情过程中，敏锐地感觉到哀愁和忧伤。《万叶集》和歌的风骨是男性的，故被世人称为“ますらをぶり”，而《古今集》和歌的风骨则是女性的，故被称作“たをやめぶり”[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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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集》歌的用语和调子十分突出优美二字，而对鄙俗之语和调子则嗤之以鼻。这是因为，在《古今集》作者看来，纤细优雅之情必须要有适合的用语和调子才能与之相配。其结果，用语和调子不能不变为理知的和技巧的，从而使得悬词[27] 、缘语[28] 和枕词[29] 被大量采用，导致以用语和调子左右歌之价值的倾向，而歌的心境却被置于次要地位。这样做的后果便是，歌从生活的直接感受中被剥离了出来，成了文人墨客教养的道具，而作歌则成了社交的手段和游戏的方式。为举办歌会而创作题咏歌和屏风歌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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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集》的歌所唱出的“境”直接就是歌人的“心”，而在《古今集》的歌那里，比如像纪贯之的假名序，则一个个都被托付于外在的言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