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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俳文之创作,非相当优秀之俳人莫属。这的确是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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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松尾芭蕉的俳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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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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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生于宽永二十一年(1644),卒于元禄七年(1694),是江户前期俳人。据传他幼名金作,长大后称忠右卫门,后来又叫甚七郎、藤七郎。他的俳号最初用的是宗房,后来才称桃青、芭蕉。别号有钓月轩、泊船堂、芭蕉翁、芭蕉洞等十四个之多,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芭蕉这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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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生于伊贺国(今三重县)上野赤坂町。父亲从事农业。年轻时芭蕉仕事于伊贺上野藤堂家族之一的藤堂新七郎良精,并作为藩主的嫡子藤堂良忠(俳号蝉吟)的伴读,向松永贞德的高弟北村季吟(1624~1705)学习俳谐。宽文六年(1666),良忠去世,芭蕉致仕,并专心致力于俳谐的研究与创作。延宝元年(1673),三十岁的芭蕉来到江户,以职业俳谐师的身份鹤立于世,但他并不如意,于是经杉木杉风(1647~1732)和小泽卜尺(?~1695)的帮助而设讲生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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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宝三年(1675),芭蕉三十二岁时,因西山宗因(1605~1682)东下开设百韵会,芭蕉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受到了宗因新风的洗礼。翌年春,署名桃青、信章(号素堂,1642~1716)的《江户两吟集》刊行,芭蕉在书中讴歌了宗因的新风。此后芭蕉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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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宝八年(1680),芭蕉三十七岁时,桃青弟子出版了《独吟二十歌仙》一书,遂使世人皆知其门派的存在,而芭蕉的宗匠地位亦为世人所公认。当时,虽然西山宗因之谈林派[47] 的俳风风靡一世,但《独吟二十歌仙》却在新风的吹拂下乘机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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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芭蕉在深川(今属东京)杉风建了一个看守鱼塘的小屋,并将其命名为泊船堂。翌年,有人赠给他一株芭蕉,其门人遂将此处称为芭蕉庵,又取芭蕉庵之翁的意思,尊其师为芭蕉翁。就在此地,芭蕉发表了《俳谐次韵》,从而确立起能与谈林派相抗衡的俳坛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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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芭蕉,对老庄思想极为推崇,并开始思考禅的境地,所以此时在他的俳句里,有较多汉诗调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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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二年(1682)十二月,芭蕉三十七岁时,草庵被大火烧毁,于是芭蕉的禅之境界也更趋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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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享元年(1684),四十一岁的芭蕉移居甲斐(山梨县)。同年八月,他离开家乡伊贺上野,出远门旅行。他从伊贺出发,经大和、山城(京都)、近江(滋贺县)、美浓(山梨县)、热田,到达名古屋,途中住草庵、吃粗食,俳谐大有长进。这时他写的游记叫《野曝纪行(甲子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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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在游记中说:“拙者,大望浮云无住之境界也。”旅途中,他一路走,一路数着手里的十八珠黄檗数珠。通过这种生活的浸染,芭蕉的俳谐超越了典雅高迈的境地,而展现出自由轻快、阔达洒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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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古屋,芭蕉与荷兮(1648~1716)、野水(1656~1743)等俳人一起连句兴业。这时他完成的作品是《七部集》的第一集《冬之日(尾张五歌仙)》。该集以芭风之确立为标志而引人注目。芭蕉于贞享二年(1685)回到江户,时年四十有二。他的名句“古池や蛙飞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就是于次年春吟咏的。虽然自古以来和歌等诗型就吟咏过蛙的叫声,但芭蕉句中的蛙所体现出的新意却与以往和歌等吟咏过的大相径庭。故而此俳句集中体现了芭蕉俳谐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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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享四年(1687),芭蕉四十四岁时,游历鹿岛,撰写了《鹿岛纪行》。翌年元禄元年(1688)春,他又继续前行。在去吉野的路上,他见花爱不释手;游览了和歌浦、须磨、明石后,他又来到京都;其间写的纪行文,叫《笈之小文》(又名《芳野纪行》或《卯辰纪行》)。同年八月,芭蕉与越人一起去信州更科(长野县)赏月,后返回江户,此间的纪行文便是《更科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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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芭蕉诞辰300周年,1942年在上野公园修建的徘圣1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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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二年(1689)三月,芭蕉四十六岁,从江户起程,沿奥州小道旅行。这次旅行给芭蕉以宝贵的经验,使他的蕉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对古今俳谐所作的评论《猿蓑集》,就是这次旅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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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州小道旅行归来后,芭蕉又在京畿、近江和伊势地区走了一趟。元禄四年(1691)十月,四十八岁的芭蕉回到江户。翌年五月,他新建了芭蕉庵并移居此庵。因门人、友人及知己来访频繁,影响了他的思索,于是便闭门谢客。但并未过多久,他便取消了这道禁约。这是因为,此时的芭蕉已超越了自己自《猿蓑集》以来所形成的风格,而自觉到以“かるみ”[48] 为本的俳风,并试图向其门徒们广为传播。以“かるみ”为本而与门徒们唱和的成果就是《七部集》的第六集《炭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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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七年(1694)五月,芭蕉想把自己的新风扩散到其他地区,于是便再次离开江户而前往东海道,途中经过名古屋、伊贺上野、大津、京都等地,然后从大津返回乡里;九月去奈良,又从奈良前往大坂。所到之处,他都向门徒们传授新风。最后客死在大坂南御堂前的旅舍里,享年五十一岁。弥留之际,他曾以“旅中正卧病,梦绕荒野行”为辞世之句而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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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世文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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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文时代(1661~1672)的芭蕉吟咏的是贞门风[49] 的俳谐。但贞德认为,使用俳言亦即俗言,是相对于连歌的俳谐之特色,因而他主张在通俗性、卑近性以及语言技巧等方面推陈出新。不过他又说:“俳谐毕竟是进入连歌的阶梯。”因而他虽强调应该从遵循中世以来传统精神的角度认知俳谐,但实际上却是把俳谐当作娱乐工具而加以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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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芭蕉自身从年轻时起就积累了中国古典和日本风雅的深厚素养,所以他无意识地具备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俳谐的通俗性、卑近性等文艺根基,必须从中世的传统精神中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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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道,延宝时代(1673~1681),芭蕉俳谐所遵从的是西山宗因的谈林风。当时无论古典的还是高雅的,都纷纷融入通俗的世界之中。但谈林俳谐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中世连歌的理念,进而使文艺的根基也丧失殆尽。所以当时很自然地出现了欲对此加以改变的反省运动,从而使俳风开始寻求转向。结果是贞门俳风挽救了谈林俳风的堕落,尽管这种救助很不容易。但自延宝末年开始,又渐渐掀起了针对谈林、贞门俳风的批判和向中世精神的回归运动。芭蕉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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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宝八年(1680),三十七岁的芭蕉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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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に鸟のとまりたるや秋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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