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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没有非情有情之别。因万物皆为神，故神道既无基督教那样的原罪说，也没有视日本民族为选民的观念。而且神道还不像儒教那样从严格的道德律出发规定恶。在神道看来，无论罪人还是恶人都是平等的神，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善恶的观念。神道不过是把罪与恶视为妨碍生命之创造力的东西，并认为罪与恶是对纯粹清净之神的污染。然而，与其说神道考虑的是如何澄清这种污染，倒不如说是想使创造的激发作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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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较之把死视为生之断绝而使死与生对立的观念，神道不仅把死视为生的一部分，而且把死作为生的条件。因为神道无条件地肯定存在本身，所以即使在罪恶观上可以说也具有通融性。因此，在神道那里看不到宿命观，有的只有乐观的柔软性和宽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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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神道信仰的是常常能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神灵，并具有柔软性与宽容性，因而神道能够不断吸取有用的优秀的外来文化，甚至将其作为自家原生文化的一部分而促其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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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道所谓的“神”，犹如前述，非指超自然的存在，而是事物本身。而且这种“物”是一方面自己努力（功夫）、一方面自己向上（本体）的实在。从一定意义上说，“物”就是本体功夫之物。这点对日本人来说是应当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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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切不要忘记敷岛大和国的物皆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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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神道之称呼产生于佛教传入以后。日本神话的原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在佛教传入以后才出现的。但这些只不过是作为神话而被记载下来的，因而都是些没有理论的不言之教。这正是神道的特色之一。后来便有了神道与佛教、儒教的习合，而且还产生了不把神话依附于佛教修行教理，而基于本位精神之解明那样的运动。若通观整个历史，可以说，神道即使在外来思想的流行过程中，也潜在地维系着日本人的生活，而且还发挥了使外来文化日本化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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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神道，虽然日本人似乎还没有到达明确自觉的程度，但可以肯定地说，直至今日它还潜在地活跃于日本人的生活当中。日本人须首先对此有明确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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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文化和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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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佛、神儒的习合，若就思想方法而言，其实也就是佛教、儒教的日本化现象。那么，何谓日本化现象呢？我想不外是把分析的、思辨的和理论的东西简素化、现实化和实践化罢了。这恐怕只要把印度、中国的佛教与日本的佛教比较一下，或者把中国的儒教与日本的儒教比较一下，就自然清楚了。可以说，神道实际上是把外来的佛教和儒教变换模样后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比如，一般认为，亲鸾（1173～1262）的“恶人正机”[23] 说对神道的善恶观有明显的影响。神道经常会在受容外来思想后促进自身的启迪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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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御影亲鸾圣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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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本愿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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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人对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受容问题，冈仓天心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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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就其整体而言，不是适应于深邃的形而上学思索的民族。……日本人也接受过中国、印度等的深远思想的教育，但他们却从不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对这些外来思想作一番彻底的检讨和修正。……而是直接将其一般化，继而把实际的效用转化为某种行为原则。那些在发祥地被视为理想的东西，到了岛国日本就变得不是理想了。这些理想在日本已变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现实的真理。我们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是喜欢眼前有形的能触摸到的东西，并喜爱看得见的晨曦和光明的民族，其性向表现在决意断行，并具有与熟虑、平稳相反的性格。……纯粹的思索等，对我们来说不太有什么价值。与其把漂浮的思想停靠在附近的港湾，而与激浪、深海做无益的抗争，那还不如在思想的平台上从事平和的工作。（转引自J.W.T.麦索尔着，今冈信一良译《神自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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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宗教思想，它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工艺、技术等也产生过影响，在此试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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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有所谓“松之事习于松，竹之事习于竹”的名句，这是因为他把松和竹均视为神灵而加以直观的结果。因此可以想象，神道思想也潜在地影响过芭蕉的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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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可能对日本文化作全面阐述，但从神道的观点出发，再一次审视日本文化的特质，则是日本人在发觉自身同一性上的最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必要性显得尤为突出。重要的是，日本人应当对神道潜在地流淌于全部日本文化之根底的现象有所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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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道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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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三十年神道并对神道情有独钟而专念于神道之修行的美国记者J.W.T.麦索尔（1879～1941），于昭和八年（1933）出版了《神自身之道》一书，书中在深刻阐述神道之潜在意识的生命观和创造精神的同时，还对日本人发出了以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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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过度克己心与对自觉的压抑，妨碍了其对自身潜在意识之独创性的理解。这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方面，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人过于作践自己，过于压抑感情。他们在活动中常常干脆利落并追求新的活动之道，但他们误把自我压抑作为社会理想，并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抑制自我。因此，他们只限于对神道的创造发展性作潜在意识的主观性理解。他们并不知道，神道在精神原理层面要远比佛教来得优越，因而更适合于现代生活，在内在哲学的见解方面也远比儒教来得深远，而在调和物质进步与精神理想主义方面则远比西洋文化来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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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的学会应更多地关注日本文化的固有创造力。现代日本在中国的主知主义、印度的哲学思维以及西洋的唯物主义的支配下止步不前，而似乎没有机会自觉地了解日本精神与神道的关系。对外国文化的精华当然不能放弃，但要对固有文化的发展作独创性分析，并自觉地理解其活力，唯如此，才能寻求日本将来之发展的根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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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相比，西洋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西洋人了解自己，能自觉地分析自己的过去，并努力使自己的表现力不断得到发展。因此，西洋人会从精神的表面提炼出新思想，并能基于对客观的体味和意见的交换而使知识得以扩展。相比较，日本则是在直观的潜在意识的生命观层面上优于西欧；另外，神道的普遍创造的精神观也比西洋的精神主义显得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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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现代社会，促进人的幸福，自觉、自我表现和自我分析的活动比内面感情显得更为有力。如果日本能保持其潜在意识的直观力，同时能自觉地使自我表现的分析力趋于发达，那么日本文化就能达到别的民族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是，若日本人不能使自己内在的独创性得到发展，而仅仅在海外求得自觉的灵感，那么日本精神与神道的创造精神就会埋没在潜于意识的沼泽地里，从而失去促进日本将来之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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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应倾听一下麦索尔的警告。但如今的日本人其实已渐渐丧失了神道潜在意识的直观力和创造的精神观。我们必须振作精神，加深对神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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