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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佛、神儒的习合，若就思想方法而言，其实也就是佛教、儒教的日本化现象。那么，何谓日本化现象呢？我想不外是把分析的、思辨的和理论的东西简素化、现实化和实践化罢了。这恐怕只要把印度、中国的佛教与日本的佛教比较一下，或者把中国的儒教与日本的儒教比较一下，就自然清楚了。可以说，神道实际上是把外来的佛教和儒教变换模样后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比如，一般认为，亲鸾（1173～1262）的“恶人正机”[23] 说对神道的善恶观有明显的影响。神道经常会在受容外来思想后促进自身的启迪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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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御影亲鸾圣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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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本愿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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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人对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受容问题，冈仓天心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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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就其整体而言，不是适应于深邃的形而上学思索的民族。……日本人也接受过中国、印度等的深远思想的教育，但他们却从不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对这些外来思想作一番彻底的检讨和修正。……而是直接将其一般化，继而把实际的效用转化为某种行为原则。那些在发祥地被视为理想的东西，到了岛国日本就变得不是理想了。这些理想在日本已变为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现实的真理。我们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是喜欢眼前有形的能触摸到的东西，并喜爱看得见的晨曦和光明的民族，其性向表现在决意断行，并具有与熟虑、平稳相反的性格。……纯粹的思索等，对我们来说不太有什么价值。与其把漂浮的思想停靠在附近的港湾，而与激浪、深海做无益的抗争，那还不如在思想的平台上从事平和的工作。（转引自J.W.T.麦索尔着，今冈信一良译《神自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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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宗教思想，它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工艺、技术等也产生过影响，在此试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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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有所谓“松之事习于松，竹之事习于竹”的名句，这是因为他把松和竹均视为神灵而加以直观的结果。因此可以想象，神道思想也潜在地影响过芭蕉的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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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可能对日本文化作全面阐述，但从神道的观点出发，再一次审视日本文化的特质，则是日本人在发觉自身同一性上的最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必要性显得尤为突出。重要的是，日本人应当对神道潜在地流淌于全部日本文化之根底的现象有所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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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道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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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三十年神道并对神道情有独钟而专念于神道之修行的美国记者J.W.T.麦索尔（1879～1941），于昭和八年（1933）出版了《神自身之道》一书，书中在深刻阐述神道之潜在意识的生命观和创造精神的同时，还对日本人发出了以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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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过度克己心与对自觉的压抑，妨碍了其对自身潜在意识之独创性的理解。这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方面，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人过于作践自己，过于压抑感情。他们在活动中常常干脆利落并追求新的活动之道，但他们误把自我压抑作为社会理想，并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抑制自我。因此，他们只限于对神道的创造发展性作潜在意识的主观性理解。他们并不知道，神道在精神原理层面要远比佛教来得优越，因而更适合于现代生活，在内在哲学的见解方面也远比儒教来得深远，而在调和物质进步与精神理想主义方面则远比西洋文化来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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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的学会应更多地关注日本文化的固有创造力。现代日本在中国的主知主义、印度的哲学思维以及西洋的唯物主义的支配下止步不前，而似乎没有机会自觉地了解日本精神与神道的关系。对外国文化的精华当然不能放弃，但要对固有文化的发展作独创性分析，并自觉地理解其活力，唯如此，才能寻求日本将来之发展的根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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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相比，西洋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西洋人了解自己，能自觉地分析自己的过去，并努力使自己的表现力不断得到发展。因此，西洋人会从精神的表面提炼出新思想，并能基于对客观的体味和意见的交换而使知识得以扩展。相比较，日本则是在直观的潜在意识的生命观层面上优于西欧；另外，神道的普遍创造的精神观也比西洋的精神主义显得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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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现代社会，促进人的幸福，自觉、自我表现和自我分析的活动比内面感情显得更为有力。如果日本能保持其潜在意识的直观力，同时能自觉地使自我表现的分析力趋于发达，那么日本文化就能达到别的民族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是，若日本人不能使自己内在的独创性得到发展，而仅仅在海外求得自觉的灵感，那么日本精神与神道的创造精神就会埋没在潜于意识的沼泽地里，从而失去促进日本将来之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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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应倾听一下麦索尔的警告。但如今的日本人其实已渐渐丧失了神道潜在意识的直观力和创造的精神观。我们必须振作精神，加深对神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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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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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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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佛教传到日本后，曾在日本遍地开花。但奈良时代的佛教基本上都依存于中国佛教，到平安朝以后才渐渐显示出日本的特色。但要说显著的日本化，则是镰仓时代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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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朝曾兴起过最澄（767～822）的天台宗和空海（774～835）的真言宗，这两个佛教宗派后来都成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方向。其特色就在于两者在混融了别的宗派的基础上树立起自己的旗帜。这点真言宗表现得尤为突出。空海把儒教、道教、婆罗门教以及印度的大乘、小乘佛教融合在一块而创建起真言宗。随着这种融合过程，佛教渐渐趋于民众化，戒律也变得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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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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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隆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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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法然（1133～1212）的净土宗、亲鸾的净土真宗[24] 和日莲（1222～1282）的日莲宗[25] 兴盛时，福斯化和简易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了。可以说，佛教在当时已变成为日本民众的宗教，这是佛教简素化的结果。法然极力宣扬他力佛教[26] ，认为无论愚者还是无知者，即使罪再深、恶再重，只要口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往生极乐净土世界。故他主张停止一切“杂行”而专修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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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鸾使法然的他力佛教更加彻底。在他看来，极乐净土就是现世的事物，包括现世的食肉娶妻。故他主张佛教的在家主义，认为在污秽的现实世界中也能往生极乐。亲鸾把法然的他力佛教推向极端，强调对弥陀本愿“他力”的绝对信仰，而把念佛消罪的做法也称为“自力”修行而予以否定。他认为，念佛者即使是不可救药的凡夫乃至恶人，也能成为阿弥陀佛的拯救对象，所以必须舍弃一切“自力之心”而依赖弥陀的慈悲他力。恶人若能坚定对弥陀本愿他力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就能往生而成佛。这就是所谓的“恶人正机”说。不过最先提出“恶人正机”的还是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