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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鸾在《叹异抄》[27] 中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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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具足之我人，作何种修行皆不能脱离生死。弥陀悯此所发宏愿之本意，正为使恶人成佛。既然如此，信赖他力之恶人，本为往生之正因。故谓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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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亲鸾主张彻底否定“自力”而树立“本愿他力”的信念。按照亲鸾的说法，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对极乐往生并不重要，重要的不过是信奉者的喜悦之声。这样一来，佛教就从彻底地否定现实变成了彻底地肯定现实。这大概可以说是佛教思想简素化的极致，是对佛教本愿的完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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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莲坚信《法华经》是佛教的根本教法，并基于这一立场而激烈批判其他宗派。他还把《南无妙法莲华经》称为法华经的题目，以为由此方能合理成佛。但他认为，这并非只限于个人的信心，还必须实现于社会，因而他又强调实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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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莲上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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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妙传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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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的称名、亲鸾的信心以及日莲的唱题，都是日本佛教简素化的真实写照。相对于中国佛教，三者均凸显出了日本佛教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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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虽由入宋的荣西（1141～1215）传到日本，但自道元（1200～1253）打开曹洞宗后，日本的禅宗才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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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反对各立宗派、相互争斗。他致力于正确传播全一的佛法，重视不退转的佛法，强调以修与证、修与悟为一体的实践禅，并以“只管打坐”为根本。因而其修法是极其简素的。日本的禅虽也不无中国禅那样的奇行狂态，但一般来说很少有，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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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到了一休（1394～1482）和盘圭（1622～1693）的时候，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禅宗从禅堂的禅演变为街头的禅，从规矩清规的禅演变为自由奔放的禅，从玩弄言辞的禅演变为天真烂漫的禅，从而使之渐趋福斯化。这种自由奔放和福斯化的禅风在中国的禅宗那里难以见到。如果要问谁是这种日本禅的代表者，那也许会首先提到良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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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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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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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宽虽巧于诗歌并把悟境假托于诗，但他的童心般的生活自体则显然是揭示其悟境的。他喜欢与小孩拍球玩，这在旁人看来就像一个“痴人”。即使旁人问其悟境，他也只回答“惟是”二字。其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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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二月初，物色稍新鲜。此时持钵盂，腾腾入市里。儿童忽见我，欣然相将来。要我寺门前，携我步迟迟。放盂白石上，挂囊青松枝。于此斗百草，于此打毬子。我打渠且歌，我歌渠打之。打去又打来，不知时节移。行人顾我问，曷由其如此。低头不应他，道得亦何似。要知个中意，原来祗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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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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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中意旨若相问，一二三四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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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宽的书法作品《天上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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