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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汉语同西方语言一样是主语主动型的，所以中国人也同西方人一样，具有借助论理表达来互相理解对方意图的民族性。故而中国人从总体上说也属于自我主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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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方语言适合于严密的论理叙述，而日语则适合于丰富的细腻情感的描述。日语中有动词活用，其表现情感的助动词、助词也非常发达。已故的长崎大学医学部教授、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渡边丰辅博士就曾举过一个例子，说英语的“This is a dog”（这是一只狗），译成日语可有一百三十种左右。当然，这不仅指现代日语，还包括古代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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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汉语与西方语言相同，是主语主动型。若将汉语与汉文[1] 作番比较，则不仅能弄清这个问题，而且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日语是适于表达纤细情感的语言。例如，中国话说“登山”，如果用日语的汉文训读法，便有九种读法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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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汉字与西方语言不同，基本上是绘画文字，汉字的表达与横写文字恰好形成对照。我曾把汉字称为绘画文字，而称西方语言为音乐文字。由于是绘画文字，所以思考问题时就会像观赏绘画一样，需要演绎的空间；因为是音乐文字，所以思考问题时就会像欣赏音乐一样，需要归纳的时间。于是，汉字的思维方式就像观赏绘画，以空间为中介，先用整体的思考来直观地理解对象之意义，然后再围绕其构图、色彩等细部来考量其价值。但在西方语言里，就像是听音乐，先提示一个旋律，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并随着节奏的变化而一气呵成，否则无从知晓这首曲子的价值。所以说，西方式的思考方式是以时间为中介，具有归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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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很早就从中国输入了汉字文化，这不仅使日本人的感情更加纤细，而且由于从汉字那里发明了假名，从而又使得日本人的感性表达能力变得更加丰富起来。根据史料记载，应神天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传的第十五代天皇）时代（约公元五世纪），百济的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皇室首先开始学习，然后进一步扩散，而汉字也许此前就已传入了日本。到了奈良朝（710～784，一说710～794），《古事记》《日本书记》和《万叶集》已编纂完成。《古事记》是全部用汉字的音训配以汉字撰成的；《日本书纪》则是用纯汉文写成的；到了《万叶集》时，就已能巧妙驾驭汉字音训来创作和歌了。平安朝（794～1192）时期，日本人又借助汉字而发明了假名，并且用假名来书写和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最初用假名记录的大都是女子的事情，这是因为，大多数男子已习惯于用汉文来写作。一直到后来，才是男女不分地用假名夹杂汉字来进行写作。这样就使得日本人纤细微妙的情感思维，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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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平安朝开始，又发明了一种叫作“をこと点”[2] 的话语系统，这就把汉语也日本化了，其实也就是把汉语的主语主动型变成了日语的客语主动型。所谓“をこと点”，最初是由一些专家通过家学的形式而传承下来的，它也可以说是现代汉文[3] 即“返り点”和“送り仮名”[4] 的起源。这说明，日本人在汲取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时，就已经把汉语改变为汉文而日本化了。于是，日本人便一直把汉文表达方式，以及把汉文与假名交织在一起的写作方法保存至今。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人仍经常用汉文来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要想了解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就必然要阅读这些用汉文记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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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般来说，西方语言是完全没有敬语的，而日语的敬语在世界诸多语言中绝对是最发达的。比如英语的第二人称“you”，而日语则因时间、场合或者职业的贵贱、身份的高下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了解了日语这种不同的人称表达方式，也就会对日语的敬语系统肃然起敬。对日本人来说，即使再普通的人，一说起敬语，也大致知道尊敬语、谦让语、叮咛语等，只不过要想掌握尊敬语、谦让语、叮咛语之间的区别，在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当然，日语的敬语系统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如今，可以说已进入逐渐放弃使用敬语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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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西方语言的音节、音调有抑扬顿挫之感，而日语大体上是平缓温和、变化不大的。另外，西方语言中的辅音和元音是分开来使用的，而日语中除了“ん”之外，所有的辅音和元音都是黏合在一起的使用的，而这必然会对日语的音节、音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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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方语言是主语主动型的，因而具有自我主张的倾向，而日语则是客语主动型的，因而具有自我抑制即自我谦让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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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与日本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汉语和朝鲜语/朝鲜语，则情况比较复杂。汉语的语言结构与西方语言差不多，基本上属于主语主动型，并且也是把辅音与元音分开来使用的。而若按照日本语法学家鹤久氏的说法，不但北京话，还有山东话、上海话、广东话、四川话、福建话等中国各地方言，无不具有把有气音与无气音区别开来的特点。或许是同属于大陆文化的关系吧，这种把有气音与无气音区别开来的特点，在韩/朝汉字发音和越南汉字发音中也一样存在，而唯有属于海岛文化的日本，在汉字发音中，是不存在这种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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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汉语与西方语言一样，也是自我主张型的。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性无疑是有帮助的。因此，如果要说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性格上有些相似，是毫不为过的。一般都认为，汉民族和大和民族是同文同种的两个民族，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基本差异，却并不为人所知晓。笔者曾在京都见到过著名的李泽厚教授，当时曾谈起过日中文化的异同问题。李教授虽然对日本的事情不甚了解，但还是坦言二者基本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后来我请李教授到一家有名的日本料理店吃饭时，曾随便说起：“日中文化的差异，比较一下日本料理和中国料理就一目了然了。”李教授的看法比起一般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在李教授看来，日中文化属于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文化。之所以他会这么看，也许是因为他是美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吧！而日中两个民族在艺术美学、生活美学等领域，的确存在质的差别。当然，我不清楚李教授是否也意识到，相对于中国文化较为明显的理知性、论理性的倾向，日本文化基本上属于感性的、情绪的文化这一较大差别。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汉话与西方语言一样属于主语主动型，故而在文化性格上也表现出自我主张的倾向，但由于中国文字是绘画文字，而西方文字属于音乐文字，所以也不能忘记中西文化之间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至于朝鲜语/朝鲜语，虽与日语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在构成上也与日语一样，属于客语主动型。但与日语不同的是，它也是把辅音与元音分开使用的，这就使得它与日语也多少有些不同。所以，比起日本人来，韩国人的性格也属于自我主张型。而日、中、韩三国语言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性，我想这应该到三国不同的风土环境和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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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是指日语中的“汉文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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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人在读解汉文过程中，使用训点即“训读符号”，在文中添加“ヲ（を）”与“コト（こと）”等助字，以“返点”（返り点）表示词语的阅读顺序，以送假名（“送り仮名”）、句/读号、片假名等作为阅读的辅助手段，从而发展出训读法。这种训读法称作“ヲコト点”（即“をこと点”）或“乎古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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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皆指日本的汉文训读。参见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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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语汉文训读中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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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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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三 制物与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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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语言与日语之间存在的上述差异，才导致了不同的民族性格。简言之，即西方的民族性因自我主张型而趋于理知化，日本的民族性因自我抑制型而趋于情绪化。而若从自者与他者的关系来看，则可以说，西方人具有与他者对立、制御他者的民族性，日本人具有与他者调和、尊崇他者的民族性。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具有制物的思维方式，而日本人具有崇物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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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呢？原因大致可以到两者不同的自然与历史环境中去寻找。举例来说，西方的住屋对自然是防御式的，窗小壁厚，为的是将人与自然分离开。相比之下，日本的住屋是开放式的，能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大概是因为，西方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来说比较严酷，而日本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来说则相对比较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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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日本人的自然观作稍微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日本人自古便崇拜自然，而这些均与日本的风土条件密切相关。具有绵长海岸线的、锯齿形的日本列岛，本来与大陆是相连接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而出现断裂，从此气候变得温暖多雨，森林繁茂旺盛。这些都是大自然给予日本人的恩惠。日本的国土，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极富雅趣。所以，日本人对大自然的恩惠怀有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心，于是便产生了自然崇拜和万物崇拜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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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列岛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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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能够形成这样的民族性，除了自然条件，还不能忘记历史环境的作用。日本人属同一民族，且使用相同的语言，人与人之间的想法容易相通，没有必要特意用论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甚至可以说，在沉默时也会通过“阿吽”[1] 的起伏呼吸来了解对方的意思。这种情绪式的表达方式，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没有比得上日本人的。此外，日本民族与欧洲大陆民族不同，没有经过与其他民族的殊死战争，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受到过来自亚洲大陆的异民族的侵略。这种特有的被恩赐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保持日本的民族性无疑具有极大的帮助。反观中华民族，其生存环境与西方民族很相似。朝鲜民族由于居住在与中国大陆相连的半岛上，自然也免不了来自亚洲大陆的异民族的频繁入侵。正是由于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才导致上述民族自我主张型的文化特征。这些民族往往是通过论理来沟通彼此间的感情，因此理性思维相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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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日本人往往视自然与人为一体，而西方人则往往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关系。他们是为了控制自然才去探求自然的法则和原理的，由此而产生了使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思维定式。这大概就是西方文化中理性的、理知的科学文明相对发达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