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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出一些我认为是反智主义的例子之先，我还得解释一下不在我意图之内的内容。除了偶然场合之外，我不会处理美国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的纷争或争议。美国知识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通常都感到不安；他们总是习惯于互相怀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时他们还用尖酸刻薄、一网打尽的话来评论自己所属的整个群体。这种内部批评很说明问题，也颇为有趣，但并不是我主要关心的内容。同样，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所采取的那种无礼的或考虑欠妥的批评也不是我要关注的。例如，没有人会比H.L.曼肯[15]更鄙视美国的教授阶层了；也没有人会比玛丽·麦卡锡[16]更毒辣地在小说中刻画其他作家；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F.巴克利[17]通通划为教授们的敌人，也不会想把麦卡锡小姐和后来的那位同名参议员混为一党。[18]毕竟，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素来都精力充沛。我们也许会希望，但我们难以指望：他能仁慈、优雅、中肯地批评其他知识分子。既然知识分子的事务就是追求多元和意见相左，那么，他们有时候很可能会一味斗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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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我们不想陷入难堪的境地，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一点：在本书中，反智主义不同于那种我更愿意称之为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的哲学学说。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索雷尔，或柏格森、爱默生、惠特曼，或威廉·詹姆斯，还有一些作家，如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或欧内斯特·海明威，上述这些人的思想可以称为反理性主义。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词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当然毫无疑问，众多反智主义思潮经常会引用这样的反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仅爱默生一人就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仅当这些思潮确实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仅仅在最低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义才会成为我叙述的一部分。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广泛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应，只会顺带关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论。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对我们的事务产生了影响的、严重抑制理智生活与文化生活或使之贫乏的态度。有一些例子，是从我们最近的史料中选取出来的，它们或许可以充实定义，补充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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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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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定义来自那些对美国知识分子强烈不满的人，我们不妨从它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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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在1952年竞选中，国家似乎需要一些词汇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鄙夷，到那时为止，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政治中具有自觉性的主题。蛋头这个词原本在使用时并没有贬义的联系，[19]但它很快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联想，比起传统使用的高知一词，它具有更尖锐的言外之意。大选结束后不久，信奉右翼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说家路易斯·布龙菲尔德[20]提议，如果有一天这个词收入词典，那么可以按照如下方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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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头：自命有智识的冒牌货，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门生。骨子里浅薄无知。对任何问题的反应都过分情绪化，女性气十足。目空一切，自负狂妄，轻视更合理、更有能力之人的经验。其思想在本质上一团乱麻，沉浸在多愁善感又狂热传道的混乱中。是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教条的支持者，与希腊——法国——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主义理念针锋相对。遵循尼采那种老派的哲学道德观，这不断地让他们身陷囹圄或蒙受耻辱。他刻意地把自己弄成一副学究样（prig），喜欢考察问题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头脑糊里糊涂，原地打转。有一颗贫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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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大选，”布龙菲尔德评论道，“证明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蛋头’已经彻底远离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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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B：差不多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以官方的名义批准了一种与上述类似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态度。1954年洛杉矶的共和党会议上，他在发言时提到了一个观点，有位工会领导曾向他表示过这个看法：只要让人民看到了全部真相，他们就总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接着，总统补充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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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一向有那么多爱说风凉话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晃来晃去地在向人们证明：所有不同意他们的人都是错的。那么，一想到这位工会领导人说的这番话，就着实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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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我听到过一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认为挺有意思：他是不懂却非要讲，讲的话又毫无必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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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C：20世纪50年代的争议中，有一个并不新鲜的关键议题，就是专家知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7年，随着连锁店董事长麦克斯韦·H.格鲁克（Maxwell H. Gluck）被委任为锡兰[23]大使，反对专家、拥护外行的高潮也许就来到了。1956年，格鲁克先生贡献了——按他自己的估计——两万或三万美金支持共和党竞选活动[24]，但是，像许多与他类似的前任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政治或外交方面有什么经验。在被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质询其任职资格时，格鲁克先生遇到了一些麻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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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为你能处理锡兰方面的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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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问题之一就是那里的人民。我相信我能——我认为我能建立，除非我们——还有，除非我碰上我之前没遇到过的事情——让锡兰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良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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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我们的印度大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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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我知道前大使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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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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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知道，不过他的名字，我叫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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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晓得锡兰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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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他的名字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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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怀疑格鲁克先生是不是为他即将上任的职务准备好了，这进而又会让人联想，他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他为共和党竞选提供了资助。在1957年7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因为资助了竞选，就用委任当回报，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关于被委任者的能力，他评论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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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出于无知，所以觉得这就是他被任命的原因：其实，很多我敬重的人极力推荐了一组人员，他正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他的业务履历已经审查过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评价完全良好。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没去过锡兰，他完全不熟悉那里；但他可以学习，只要他是那种我们期待的人物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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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补充一下，格鲁克先生一年后辞去了在锡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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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D：美国科学家的种种抱怨之中，有一个就是：他们意识到，美国对纯科学的轻视不仅阻碍了科学调查，也妨碍了国防部的研究和发展的进程。1954年，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审查了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赛明顿引用了部长之前的言论当作证据，尤其是这样一条，部长说：即使有纯研究，那也应该是其他什么机构来资助，而不是国防部。威尔逊部长证实过：“我可不感兴趣为什么土豆一油炸颜色就会发棕，如果这算是军事项目。”为了给威尔逊部长施压，参议员赛明顿又转向了之前举出的一个证据，它涉及的问题是：轰炸机、核推进、电子技术、导弹、雷达以及其他项目的研究——而不是土豆——都缺少充足的资金。部长回应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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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领域都在进行着重要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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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难让这些总是企图思想超前的人回到当务之急上来，很难列出他们想得到的项目和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想要一罐能拿得到手的金子，还不需要太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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