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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中，有些工作可以认为属于熟练工（journeyman）——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也包括一些作家和大多数教授——虽然这些工作极为依赖观念（ideas），但是，它们其实并不独特地属于知识分子。一个从事知识专业或半知识专业的人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必定掌管着一家卖“冷冻观念品”（frozen ideas）的实体店；只要他做得好，他就必定是在通过智力来使用这些观念品；但是，按照他的专业能力，他主要是将之用作工具。问题的核心——借用马克斯·韦伯对政治的区分——就在于，这种专业人靠观念为生（live off ideas），而非为了观念（for them）而活。他的专业角色、专业知识并没有使他成为知识分子。他是精神方面的工人，一个技师。他也许会碰巧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如果是这样，也是因为他赋予了自己的专业一种独特的对观念的感觉，而他的本职工作却并不需要这种感觉。身为专业人士，他掌握了一套用来出售的精神技能。尽管其技能娴熟高超，但只要他的工作中缺少了某些素质——比如，无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辨、新颖的观察、创新性、激进的批判等——我们就不会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在家里，他也许碰巧是知识分子，但在他的工作中，他是一个受雇的脑力技工，使用自己的心智追求确定的外部目的。正是这一点，即如下事实：从理智过程本身之外的功利或利益点出发来设定目的——体现了狂热者（zealot）和脑力技工各自的特征。前者痴迷地为一种观念而活，后者则把心灵用于可出售的目的而非自由思辨，这种目的是外在的，不是自定的（self-determined），与之相反，智识生活有某种自发的特征和内在的确定性（determination）。另外，它自己也有一种独特的均衡状态，我认为这种均衡的确立，依靠于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中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素质的平衡；这两种素质可命名为游戏性（playfulness）和虔敬性（piety）[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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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义知识分子的独特本质，我们必须能够确定：什么因素把“那些是知识分子的（比如说）教授或律师”与“那些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区别开来；或者，也许更恰当地说，我们要确定的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能说，在某个时候，教授和律师以完全常规的专业方式在活动，而在另一个时候，他们又成了知识分子。差别并不在于他所处理的观念的特征，而是在于他对待这些观念的态度。我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为了观念而活——这意味着，他对于心灵生活有一种奉献感，非常像投身于宗教事业一般。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知识分子的角色就继承自神职者的圣职[66]：这种角色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在认识活动中存在着终极价值。当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时，他一下子想到了这种活动的本质。我们能听到历史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相同的声音，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地点和文化中以相应的口吻表明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感受。比如但丁在《帝制论》（De Monarchia）中说：“总而言之，人类的正确职责就是不断实现智识能够具有的全部能力：首先是在思辨中实现；其次，再将智识扩展并以之为目的，从而在行动中实现。”由此，最高贵的、最有可能接近神性的东西就是认识活动。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我们听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更为世俗、更为积极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追求：“正是理解，让人类高于其他有感觉的事物，让他具有了一切可以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优势和支配权。”霍桑在《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临近结尾的一段里认为，自然为人设定的最高目的就是“有意识的理智生活和感受力”。最后，还有我们时代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他在自己的一本小说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如何能把生活过得尽善尽美呢？”他自己回答道：“把包罗万象的经验转变为有意识的思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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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只有怀疑者才具有理智精神，但通常来说，理智精神正是怀疑论者（the skeptic）唯一虔敬的对象。若干年前，一个同事请我读读他写的一篇小文章，其创作对象是那些在他的领域里继续从事高级工作的学生。文章表面的目的就是揭示，他如何能在自我训练的架构中培养心灵生活，但是文章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它从个人的角度热情地表达了作者对理智工作的奉献。尽管作者带有破坏性的怀疑思想，但我觉得，我所读到的文字饱含着虔诚献身的精神，它在某些方面可以媲美理查德·斯蒂尔[68]的《手工者的天职》（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科顿·马瑟[69]的《论行善》（Essays to Do Good），因为在文中，作者大体上以这两位老派新教作家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任务理解为天职。他在承担自己的工作时，将之作为一种虔诚修行，作为一套个人训练；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项工作，是因为它不单单讲究技术娴熟并且具有专业性：它还以思考为业，而且按照设想，完成工作就是在为真理服务。在这一点上，理智生活已经具有首要的道德意义。在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中，正是这一方面，我称之为虔敬。知识分子总是介入政治[70]——他誓守承诺，忠诚坚定，积极投身。所有人都愿意承认，观念和抽象概念在人类生活中格外重要，而知识分子却是责无旁贷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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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纯粹的个人训练，也不只是沉思生活和理解生活本身。对于思想生活来说，即使它可以被视作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但它也仍然是一种手段，用来完善、重申和实现人类社会中的其他价值。就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经常试图让自己成为本民族的道德触角（antennae），他们会在公众不得不注意某些基本的道德问题之前就预料到它们，而且如果可以，他们还会澄清这些问题。这样的思想家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特殊的守护者，守护那些与他探求真理的活动相关的价值，如理性、正义等。有时，他又慷慨激昂地作为公众人物提出公开批评，因为某些粗暴的滥用权力之举，似乎恰恰令他的身份受到了威胁。在这方面，人们会想到伏尔泰为卡拉斯一家做的辩护，[71]会想起左拉为德雷福斯的仗义执言，也会想起美国知识分子曾为萨柯和樊塞蒂[72]的受审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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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知识分子才关注这些价值，那就真是不幸，况且有一个事实是，知识分子的热情时常还会受挫。不过，还有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当然会比其他人更为专注地回应这样的价值；而且，尽管知识阶层在任何意义上都会被认为享有特权，但是，在所有这样的阶层中，它对低于自己的社会阶层的福祉所展现出的关怀，最为深切而且始终如一，这正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阶层的名垂青史的荣耀。在知识分子的奉献感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世界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他的理性能力，响应他对正义和秩序的激情。知识分子对人类的多数价值就源自这种信念，但同样地，他大部分闯祸作乱的能力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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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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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为知识分子具有独一无二的作乱能力，这个看法反而会让人考虑到：知识分子仅仅拥有虔敬还不够。他也许像我说过的一样为了种种观念而活，但是，必定还有什么东西让他不会只为一个观念而活，让他不至于走火入魔抑或变得怪诞可笑。虽然有些狂热人士我们也许一直视为知识分子，不过，狂热行为本身却是这一类人的缺点而已，并非知识分子本质上的缺陷。当一个人关心各种观念，无论他多么投入和真诚，这种关心如果仅仅服务于某个狭隘的偏见并以之为中心，或者为了完全外在的目的服务，那么智识终会被狂信吞噬。不能独立地投身于观念，这对心灵生活是危险的，如果还有比这更危险的，那么便是过分地投身于某个特殊和偏狭的观念。这一后果在政治领域和神学领域中都可以观察到：把过度的虔敬消耗在一个过于狭小的参照系中，理智功能就会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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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虔敬需要使之均衡的东西，它让虔敬不会以死板的方式发挥作用；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气质中，这个东西就存在于我所谓的游戏性这一素质里。我们所指的是心灵的游戏；知识分子当然喜欢那种以游戏本身为目的的心灵游戏，他们会在游戏中发现生命的一个主要价值。这里所想到的，就是理智活动中的纯粹愉悦。以这种形式来看，智识可以视为心灵具有的健康的元气[73]，当实用和一味谋生所需要的任务完成之后，过剩的精力被释放出来，这种元气就开始活动起来了。正如席勒所说：“仅当人游戏之时，人才完全是人。”[74]他的这句格言正是要告诉我们，他意识到了：在纯粹的生存要求之外还存在着可以运用的过剩精力。而凡勃仑[75]则经常把理智能力唤作“悠闲的好奇心”——但这种叫法有误，因为对于游戏的心灵来说，其好奇心反而是过分的好动和活跃。正是这种好动和活跃使得好奇心与众不同地关注真理而对教条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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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的角度看，追求真理可以称作知识分子事业的核心，但这会把他的事业看得过高，而且也不充分。正如追求幸福一样，追求真理其本身也是令人愉快的，不过，圆满完成这一点通常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真理一被获得，反而失去了它的魅力；长久以来被人所知、广为相信的真理会随着时间变为谬论；容易的真理也令人生厌，其中大部分则会变得半假半真。无论知识分子尤为确定的事情是什么，倘若他以健康的方式做着游戏，他就不会对此感到满足。他的理智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拥有真理，而是在于寻求新的不确定性。哈罗德·罗森堡[76]对于心灵生活的这一面概括得极为精妙，他说：知识分子就是那种把答案转为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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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心灵作品都充满了这种游戏性的成分，既有阿伯拉尔[77]的《是与否》，也有达达主义[78]的诗歌。但是，在使用游戏和游戏性这样的词语时，我并不想表明其中缺少严肃性；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对游戏中的孩子或成人有所观察的人都会承认：游戏和严肃之间并无矛盾。而且他也会承认：有些形式的游戏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认真专注，这是工作难以唤起的。还有一点，游戏性并不意味着缺乏实践性[79]。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当智识可以说接受考验时，它时常经受的检查之一就以这种实践性为标准。但是原则上，智识既不是实践的，也不是脱离实践的；它是超越实践的（extra-practical）。对于被虔敬征服的狂热分子，以及仅仅关注可以出售的精神技能的观念熟练工来说，观念在发挥功效时自始至终都着眼于理智过程之外的某个目的。而知识分子首先并不关心这样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轻视实践：许多实践问题都在本质上与理智有关，所以也完全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注意；此外，这更不意味着他是脱离实践的；他关心的恰恰是问题之中与实践性无关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确定并非依靠于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关涉实践目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天生就是脱离实践的”，这种想法经不起推敲（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如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欧文、瓦尔特·拉特瑙[80]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知识分子，他们都在实践性一词的政治家和商人的意义上突出体现了实践性）。但是，实践性并非知识分子对观念的兴趣本质。阿克顿（Acton）以相当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种种研究就应该近乎毫无目的（purposeless）。它们希望在研究的同时能保持它们的纯洁无瑕（chastity），就像数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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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对纯粹实践性的看法，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发明电话的回应：当他受邀对这项新工具的效果发表演讲时，麦克斯韦一上来就说，当发明电话的消息从美国那边传来时，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样的东西竟然真的被我们设计出来了。但是他接着说：“这个小小的工具，它的各部分都是我们熟悉的东西，外行也能把它组装起来，当它最终出现时，它不起眼的外观让人心生失望，但一听到它真能说话，这种心情才算缓解一些。”那么，对于它简单又令人遗憾的外表来说，也许能弥补这一点的就是电话中的某个地方有可能存在着“奥妙的物理学原理，值得花上一个小时给学院里的听众讲讲这方面的研究”。但这样的原理并不存在；麦克斯韦没有遇到一个不能理解电话物理过程的人，甚至日报社的科学记者也几乎说得头头是道！[81]真叫人失望和无聊，它一点也不奥妙，不难，不深，不复杂；在理智方面，它并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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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麦克斯韦的回应并不完全值得称道。当从纯粹科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住户的角度来看待电话时，他把自己的想象范围弄得太狭隘了。就商业、历史、人性等方面而言，电话还是激动人心的；而且它的前景也让人浮想联翩，既有可能作为交流工具，甚至也能用来刑讯[82]。但是，由于麦克斯韦把自己限定在了所关心的物理学领域里，因此他在用一种固执大胆的口吻谈论知识分子对这件事的兴趣。身为物理学家，他认为，这种新工具不可能用来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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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理由问：知识分子气质中的这两种素质——虔敬性和游戏性——彼此之间存不存在某种致命的矛盾呢？它们之间肯定有张力，但绝不会致命：正是人的性格中具有的某一种张力，激发了创造性的反应。事实上，所有人文表达领域以及诸多研究界域中的第一流作品，恰恰源自那种理解和表达不同乃至相反观点的能力，源自那种通过想象来认同相反的感受和思想，甚至将之包容在作品中的能力。人就是矛盾体；借用霍尔姆斯[83]的话说，就连知识分子的生活也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想想过往的以及我们身边的知识分子：有些在脑海中浮现的人，他们的特征以游戏性为主；有些人则明显是虔敬的。但是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这两个特点的每一个都受到另一个特点的限制和牵制。思想家使心灵的这两方面保持均衡的能力，可以衡量他的张力的强度。就平衡的一端而言，游戏性的过度会流于轻浮，会让理智能量空耗在技巧上，会浅尝辄止，毫无创造性的发挥。就另一端而言，虔敬性的过度会导致死板，引发狂信，产生空想，它所养成的生活方式要么在道德上平庸，要么在道德上拔高——但这两者均非智识应该采取的方式。[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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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认为游戏性和虔敬性分别体现了理智功能中残留的贵族背景和教士背景，这种看法是有价值的。游戏成分似乎植根于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的气质中，这一阶级在创造性想象的历史和人文知识的历史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虔敬成分能让人回忆起知识分子身上继承的教士传统，因为探求真理、拥有真理都是神职。作为这两者的继承人，现代知识分子也承袭了贵族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容易遭到清教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敌意；他也沿袭了教士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和民众对教会统治阶层的攻击都很容易伤及他。这样，既然全世界中，美国最算得上是民主人士和唯信仰论者[85]的家园，故而，如果知识分子在这里的地位一点也不舒服，那我们无须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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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悲剧就在于：他在自身及其事业上最重视的东西，都与社会在他身上看重的地方格格不入。社会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在实际中能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娱乐大众到设计武器等。但是社会根本不能正确理解知识分子气质中的这两个方面，我之前已经说过，它们正是其理智精神的本质组成。有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的游戏性，都是一种有违常理的奢侈；在美国，心灵的游戏也许是仅有的一种不会被温柔地宽容看待的游戏。而知识分子的虔敬很可能看上去招人厌烦，甚至竟然还有危害。此外，人们也会认为这两种素质对实际的生活事务并没有太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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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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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表明了：在美国，人们对于智识和知识分子提出的首要疑问之一就针对他们的实践性。反智主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时代发生转变，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智识的脱离实践的感觉已经发生改变。在19世纪，当商业标准控制着美国文化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之际，当大多数商人和专业人士名声显赫却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之时，学术性的学校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无用的。人们当时的看法是：学校教育的存在，不是为了培养什么心灵素质，而是为个人提升创造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人们认为，直接投身于生活的实际业务，这才会带来更有用的教育意义，而与之相反，理智追求和文化追求的目标被叫作不食人间烟火、不阳刚（unmasculine）、不实践。尽管这种论调经常使用粗鄙和庸俗的措辞，但它依然大略上符合了美国生活的现实和需求。这种对受过正规教育的智识者的怀疑态度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社会当然变得极为复杂，它也越来越参与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之中。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里，正规训练已然成了成功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渐渐削弱了普通市民在智力和理解力上发挥出的个人作用。在最初的美国平民梦中，普通人是全能的，这一点是根本因素，而且不可或缺。人们相信，即使普通人没有做专门的准备，他也仍然能从事专业和管理政府。如今，他算是知道：如果不使用那些让他觉得有点神秘的器具，他连一顿早饭也做不了，是专门的知识让他能使用这些器具；而当他坐下来用早餐，看着早报，读着至关重要和错综复杂的新闻主题时，如果他不自欺欺人的话，他就会承认，对于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他还没有掌握相应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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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实践事务领域，受过训练的智力已被认为是无比重要的力量。而过往对智识和正规训练的玩笑，以及通常带有善意的嘲弄，都转变为了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的恶意怨恨。头脑一团乱麻的知识分子，他的那套陈旧观念——恰恰在出神发呆的教授、他的迂腐之见中就能找到——当然一直都留存了下来；不过如今，它却越来越一厢情愿、怅然无力地抵御着某种深切和重要的恐惧。曾经，由于不需要知识分子，故而他受到了温和的嘲讽；但现在，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激烈的怨恨，反倒是因为太需要他了。他太实践，太有效了。他之所以成为怨恨的对象，正是因为他的命运提升了，而不是衰落了。让他凸显出来、激起恶毒攻击的并不是他的抽象、无用或无能，而是社会对他的技能的依赖，是他的成就、影响，是他现实中的舒适待遇和幻想中的奢侈。智识遭人怨恨，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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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立刻会说，我们在这里想到的，事实上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专家；许多知识分子都不是在公共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专家；许多知识人士也并未有力地影响公众的意识。[86]这无可争辩；但是，我的重点在于：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主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那些影响公众意识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当知识分子以两种身份——作为专家或作为意识形态家[87]——中的一种来活动时，他大体来说就在影响公众的心灵。通过这两种身份，知识分子都激起了深刻的、多少还很合理的恐慌和怨恨。一方面，专家激化了公众对自身不断成为操纵对象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家的颠覆性引起了公众的恐慌，他也加剧了其他所有随现代性出现的、严重的心理压力。由此，这两种身份共同强化了我们社会中流行的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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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三十年间，就连对公共事务了解有限的人也必定意识到了那套让专家具有存在感的机制。首先，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广受宣传的智囊团[88]和所有分支管理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解决经济萧条；战争时期，又有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科学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设立。如今还有中央情报局、原子能委员会、兰德公司[89]、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以及各个研究战争设备和战略的机构，这些都处理那些普通人无法考察却能够而且通常确实会决定普通人命运的议题。很大一部分公众都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他们毕竟身在一个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做出什么合理判断的世界中。而小政客和小商人同样如此，虽然在处理公众事务和私人业务时，他们本来觉得大部分这样的事情都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从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却也不得不面对比自己受过更良好教育、更加老练的专家们，故而一直都有挫败感。如今，这样的人连同一般公众即使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也无足轻重，而且少有见识；他们对权力的内部世界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对权力的使用产生一致而且流行的怀疑。被选入国会的、来自小城市的律师和商人虽然并不指望能剥夺专家的核心顾问地位，但他们能通过国会调查和骚扰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而且可以理解，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满怀着高尚的使命感。毕竟，专家实施的政策有着不计其数的失败和失效，而这些失败都赫然出现在这几百万人的眼中，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人为出错所致，也是冷酷自私的操纵、阴谋，甚至叛国造成的后果。阿尔杰·希斯[90]等人的社会活动就给他们留下了一些迹象，可以令其建立这样的感受；而一些触目惊心、被揭露出来的牵涉科学知识的间谍案也似乎证实了这些人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印象：它由掌握机密的政府控制，但其中充斥着盗窃机密的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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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许多物理学专家有多么可疑，他们在这门科学上的建议仍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反，社会科学的专家知识有可能被斥为毫无意义、愚蠢透顶，甚至是不祥之兆。一位众议员就反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把社会科学列入资助对象，他说了下面这番话[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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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除了我本人之外，人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社会科学家。我确信，除我之外，我觉得人人似乎都相信自己有某种神赐的权利可以决定其他人应该做什么……普通美国人根本不想要什么专家跑前跑后地扫听自己的生活和私事，也不需要专家来为自己决定应该如何生活；想想这项法令就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里面有一群短头发妇女和长毛汉子，他们把每个人的事务搅成乱麻，还问他们，你们爱自己老婆吗，爱还是不爱啊，等等等等；如果国会在座诸位都有这种印象的话，敦请你们不要通过这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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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家的观点看，罗斯福时期的专家实在可气，因为他们能自由出入白宫，而总统却与政治家保持距离。在冷战时期，形势就更糟了，此时，最高级的公共利益方面的事务都只允许专业人士做出判断，故而如爱德华·希尔斯[93]指出的，在这样一个推崇普通人执政、依靠常识判断、深信公意之神圣性的平民文化中，上述这些情况就更令人恼火了。在这一点上，政客们表达了公众的大部分感受。虽然公民不能不要专家，不能不受专家左右，但是他能以牙还牙，其手段就是嘲讽空想激进的教授、不负责任的智囊和疯疯癫癫的科学家，同时大赞那些政客：因为他们追查搞颠覆的教师、可疑的科学家和据称叛国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总是存在着一类人，他们会把仇恨抬举为信条；在其看来，群体的仇恨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就类似其他某些现代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心怀不满的群体一肚子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抱怨和沮丧，想出一堆复杂的、关于秘密活动和阴谋的幻觉，他们在不同时期都能找到替罪羊，如共济会员、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外国移民、酒业集团或国际银行家。而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一无所知主义”[94]传统的追随者所选出的一长串替罪羊里，知识分子也名列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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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时代的很大一部分反智主义都源自公众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不断潜入公共事务的震惊，那么，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自身阶层的名声颇为敏感，则是由于他们总在尴尬地同时扮演神圣和世俗两种角色。在他的神圣角色里，他是先知、学者或艺术家，尽管知识分子受某些约束所限——当然，他们并不完全被人注意和尊重——但也一直发挥着作用：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夹缝中，他有隐私权，有匿名权；他要求人们尊重他的那些看起来忘我的品质；如果他是学院学者，那么，未建立完善却又行之有效的学术自由原则使他受益匪浅；他不但有大学，还有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这些都为他提供服务。他的生活有一种稳重而文雅的高贵气质。而如果身为专家，当他介入公共事务之时，他就承担了世俗的角色，那么他或许会惊惶地认识到：一旦成为公众人物，那种在我们政界流行的低级的争辩伦理，那种控制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对隐私的轻视，同时也会很容易伤害到他。他甚至忘记了：他所遭到的恶意和诽谤并不是专门针对他或他这一类人的，而几乎任何正在执政的著名政治家都要承受相同程度的对待；哪怕是我们的一些政治伟人——比如杰斐逊、林肯、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难以幸免。正如爱默生曾经说过的：“美国人的第一特点和特质不就是，只要他有点名气，就会受到同胞的辱骂和毁谤吗？”[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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