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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L:下面这段话已经因阿瑟·贝斯托[48]而为人熟知,但这里还是重录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利诺伊州一所初中的校长,在此处节选的这篇演说演讲和出版之后,其职业地位并未受损,相反,他又受聘在长岛的大颈区(Great Neck)担任了相似的职位,这一地位在全国中学里都非常令人向往。之后,他又受邀成为一所中西部大学教育系的访问教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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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我们在阅读、写作和算术周围营造了一种光环。我们说过了,它们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为了富人和穷人、才华横溢和智力天分不高的人,为了那些喜欢它们的人和不支持它们的人。教师也说了,这些是“每个人应该学”的东西。校长也谈到了,“所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都知道如何写作、拼写和阅读”。当一些孩子对神圣的课目公然表达厌恶,那么他就会受到警告:如果不好好掌握它,他长大后就会成为这样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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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50]为了所有孩子,所有孩子都要为了“三R”!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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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破除这句口号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时不时地,有些得过斐·贝塔·卡帕奖的母亲,或有些雇用过不会拼写的小女孩的雇主会大惊小怪,对学校发一通牢骚……于是,我们的地盘又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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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渐渐认识到,并非每个孩子都必须去阅读、计算、写作和拼写……只要我们认识到,许多孩子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掌握这些无聊的杂务……我们就走在改进初中课程的道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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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前到今天,大量的宣传说服是必须得做的,但现在,又要再来一次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接受这样的想法:认为每个男孩子都必须能阅读,这跟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能拉小提琴,是一样荒唐的;要求每个女孩子都能拼写得很好,这和要求每个人都能烤出好吃的樱桃派,是一样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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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全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乐意。如果成年人最终认识到这一事实,那么每个人都会更幸福……学校就会成为生活更舒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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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民众,让他们相信: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并非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削减花在普通初中课程的这些学科上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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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东部的初中,经过长期仔细的研究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学校大约20%的学生都达不到阅读的标准……但学校正在为这些男生和女生做点其他什么事情。这才是想通了。这就跟那种说什么“每名学生毕业前必须学会乘法表”的初中截然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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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例子,虽然它们的来源和用意多有不同,但放在一起,可以集中体现出反智主义的典型设想。知识分子也许被认为是自命不凡而狂妄自负,女里女气又爱摆臭架子;他们很有可能毫无道德,危险并且具有颠覆性。普通人的朴素意识,尤其当它顺利地符合了实践活动的某种高要求的方式时,它就足以完全替代在学校学到的严格的知识和专长,甚至实际上还高于后者。诸如大学和学院这样的机构,由于知识分子在其中往往颇有影响,因而都烂到骨子里去了,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任何情况下,比起那种旨在培养精神并使其响应新式思想和艺术的教育来说,内心的准则、老式的宗教和道德原则都是生活的更为可靠的指导。甚至在基础教育领域,强调学习纯粹知识的学校教育——相反于那种使身体生活和情感生活蓬勃发展的教育——其教学模式了无生气,而且有可能带来导致社会堕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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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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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某些误解,我或许有必要说明一下:一部专心研究此类主题的著作,既然要突出主题的关键性,那么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所必然采取的方式,就不会依据于全面的美国文化史。我只能说,我不想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复杂的美国历史可以令人满意地简化为“蛋头”和“猪头”(fathead)之间持久不断的争斗。再有,即使我们的历史能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思想冲突,但公众也不会简单地分为智识和反智两派。极大部分的公众,甚至大部分有才智而且机警的公众都仅仅是非智识的(non-intellectual);他们心中充满矛盾地看待智识和知识分子,又爱又恨,以至于他们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从而在当今的文化争议上左右摇摆。他们对“蛋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对启蒙和文化又有着真诚的渴望。另外,我们不能把一本论述美国反智主义的书视为它好像是想对我们的文化做出全面持中的评价,这正如一部破产史也不能被视为我们商业生活的全史一样。虽然我相信,反智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但我坚信,它不能被认为是主流。我一再注意到,而且我希望读者也会注意到:可以证实,那种更温和、更善意的反智主义才是最为广泛的,而那种极其恶意的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那些吵嚷不休的少数群体中。还有,本书不是一项比较性研究,尽管它也许应该是这样:我关注美国的反智主义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专门针对美国社会,这很可能是范围有限的旨趣。我并不认为,反智主义在其他地方就并不存在。虽然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但我相信,它也以某种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如在某个社会,它以给人服用毒芹[51]的形式存在;在另一个社会,它则是市民和学生之间的[52]动乱;在某个社会,它是审查和系统管制;在另一个社会,它又成了国会调查[53]。我倾向于相信,反智主义,虽然有自己的普遍性,但也许可以被视为我们英语文化遗留之物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在说英语的美国人中,人们可以特别强烈地体会到它的存在。几年前,莱昂纳德·伍尔夫[54]评论道:“在轻视和不信任智识与知识分子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英国人。”[55]或许伍尔夫先生尚未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在这方面才自认是更胜一筹(这可以理解,毕竟英国人经历了美国佬一个多世纪的自吹自擂后已经厌烦透顶了);但是,尽管做出这样评论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方面如此经验丰富又见多识广的英国知识分子,这也有理由让我们美国人停下来思考一番。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形成了一些特别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很多不幸也是其他地方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况且在美国生活中,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还能得到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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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批判式的研究,不是知识分子反击美国社会的诉状摘要。我可不想鼓励人们顾影自怜,但知识分子有时动不动就会如此,他们会说自己是落在巴比伦城[56]中的具有纯粹美德的君子。无须这样论断,也无须断言:对知识分子就应该一概纵容,他们就应该行使强权;尽管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对智识及其功能的尊重是任何社会的文化与健康的关键,而且我们这里通常都很明显缺乏这种尊重。与知识分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太可能把他们过分理想化;不过,虽然知识分子作为人,也会犯错,但他们与重要的智识功能之间的关系,令我们想起了教会的一个卓见,其认为,尽管教士难免有错、难免有淫邪之罪,可教会本身依然是神圣的。当然,甚至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忘记,智识本身是会被高估的;我也没有忘记,试图在人类事务中为之安排恰当的位置,这种合理的做法不应该被叫作反智主义。人们会欣然同意T.S.艾略特的看法,他认为,“没有太多人性的理智能力仅仅如同象棋神童的才华而已,虽然它们都值得赞赏”。[57]然而,在一个风险遍布的世界中,就算整个美国社会都高估智识,或将之确定为超越性价值以取代其他合法价值,我们也无须困扰于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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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上述风险的最大危害就是鼓励人们认为:反智主义通常以纯粹或毫不含混的状态存在。但看起来很清楚,那些与智识争执的人几乎总是对智识怀有矛盾心理:他们把尊敬、敬畏与怀疑、怨恨混杂在一起;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社会和时代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反智主义并非那些绝对敌视思想的人所创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过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敌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half-educated),故而主要的反智主义者通常也都深入地从事思想,只不过沉迷于这种或那种陈腐或废弃的思想中。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没有反智的时候;很少有反智者会没有执着的理智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既然反智主义表达得如此清晰,足以在历史中找到其轨迹,既然它如此广泛,足以使人在当今的争论中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它势必拥有一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算称职的代言人。这些代言者就其大体来说,既非无教育背景之人,也非无智识人士,相反,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自诩的知识分子,是被褫夺资格(unfrocked)或愤恨不平的知识分子,是领导一帮半文盲但自己具有文化素质的人,他们满怀严肃地对待那些能够让世界关注自己的事业,而且心存崇高的目标。我已经注意到,在反智主义的领袖中,有些身为福音派牧师,其中很多人都具有颇高的智力水平,有些甚至还是饱学之士;有些是基要主义者,他们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神学理论;有些是政治家,包括一些最为精明的人物;还有的是商人,或其他同样为美国文化的实际需求代言的人;还有右翼的刊物编辑,他们在理智方面强烈地自命不凡并且具有坚定的信念;也有各色边缘作家(比如垮掉派的反智主义者);有些则是反共权威,大部分知识圈中出现过的异端邪说都触犯了他们;就这一点而言,也应该包括共产主义领袖,虽然在能够利用知识分子之时,他们对其多以利用,却又极度轻视知识人士关心的事情。上述这些人的性情中如此突出的敌意并不是针对思想本身,他们甚至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中都针对知识分子本身。反智主义的代言人几乎总是致力于某些思想观念,而且,尽管他们颇为憎恨同时代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也许正是某些过世已久的知识人士的信徒——比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加尔文,甚至还有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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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设想:那些时不时撑起反智大旗的男男女女都必定信奉反智主义,仿佛它是一套积极信条或某种原则,那么这或许有所误解而过于严厉了。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都是某些其他意图——往往是某些正当的意图——衍生出的偶然结果。没有人会自认为在同思想和文化作对。人们不会早晨起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咧嘴一笑,说什么:“哈,今天我要去折磨知识分子,掐死思想喽!”我们也很少会认定某个人在骨子里就是反智的,就算这样做,我们也是带着最深的疑虑。在任何情况下,试图给某人归类或将之污名化,这种做法对于我的研究来说都毫无益处——当然也不是我所关心的;要紧之事在于评价某些态度、思潮和观念的历史趋势。[58]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某些个体有时明显处于这一方,有时却又处于另一方。实际上,反智主义通常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其中存在着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商人和劳工领袖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看法也许会惊人的相似。另外,虽然进步教育[59]也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成分,但是,它最为严厉和顽固的敌人“右翼自卫队”[60],也声明了自己的反智主义倾向,虽然风格不同,但表达得更不含混而且越发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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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遇到一种简单而不受条件限定的恶,那毫无疑问是种奢侈;本书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反智主义像我相信的那样,已经成为我们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特性,那么,这是因为它通常都与高尚的——或至少是合乎情理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它首先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培养它的,正是提供了人道和民主之情的福音派宗教。反智主义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原因则是,它与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关联在了一起。它在我们的教育中也很难对付,这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信念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带有福音派的色彩。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务必要尽可能地从这些善意的冲动中将我们的反智主义切除下来,尽管后者依靠前者为生;我们的手段就是可以免除这些冲动的、连续又精细的思想手术。只有以这种方式,反智主义方能被抑制和遏制;我并没有说要把它完全根除,因为我相信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我也认为,那种想要彻底去除这种或那种恶性的不羁热情,同我们时代中的任何妄念一样,都有可能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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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二章 论智识的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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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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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评价我们社会中的什么素质让智识变得不受欢迎之前,似乎有必要谈谈智识通常都被理解成什么样子。当人们想要去理解某种普遍的偏见时,普遍的惯用语是个合适的出发点。任何对这一点感兴趣的人,当他考察美国流行的文字作品时,他都会注意到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这两种观念之间明显的差异。前者频繁地被当成一种绰号来用,而后者却不是。没有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作为抽象素质,它普遍地受到尊重,而且似乎在智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也会得到高度评价。有智力者总是受到赞誉;而有智识者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赞扬——尤其是当人们相信,智识包含智力时——但通常来说,人们在看待他时,也会带着怨恨和怀疑。恰恰是他,而非有智力者,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多余的、不道德或有颠覆性;有时,尽管拥有智识,但他甚至也会被称作是无智力的(unintelligent)。[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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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智力和智识这两种素质之间的差异通常都是设想的,而非明确界定下来的,但是,流行惯用语的语境让我们有可能提炼出区分的实质,对于这一区分,人们似乎普遍这样理解:智力是心灵的优异性,它的使用范围相当狭小、直接而且可以预测;它是一个可控、可调整、永远有实践性的素质——是动物具有的最突出和最可贵的优异性之一。智力发挥作用的框架具备有限但又明确提出的目标。它也许会很快地从思想中排除那些看起来对实现目标没有帮助的问题。最后,恰恰是因为具有这种普遍的用途,故而每天都能看到智力在活动,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人都同样会赞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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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智识是心灵之中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智力会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义并且评价它,而智识则评价“评价本身”,寻找整个情境的意义。智力可以被称赞为动物的素质;但智识则是人类高贵性的独一无二的表现,作为人的素质,它既受褒扬,也遭到攻击。当区别这样界定下来,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说,即使一个人具有了公认能洞察事物的智力,但相对而言,他却是无智识的;为什么按照同样的道理,在那些明确属于知识分子的人士中,我们也能发现程度相当之高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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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区分似乎过于抽象,但在美国文化中,体现它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人怀疑过:选择智力、培养智力是极为重要的目标;但是,教育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培养智识一直是争论激烈的话题;而智识的反对者则在大多数公共教育领域里行使着绝对的权力。不过也许,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参考美国人对发明技能的看重,它相反于纯科学方面的技术。我们最杰出的发明天才托马斯·A.爱迪生几乎被美国公众奉为楷模,而且围绕着他,还树立起了传奇。在我看来,公众为爱迪生的发明欢呼喝彩,因为它们如此惊人而且直接影响了日常生活,但人们指望不上纯科学的成就也能得到一样的待遇。人们可能期待,为现代物理化学打下理论基础的、我们纯科学的最伟大的天才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62]也能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中成为类似的人物,得到与爱迪生比肩的称赞,然而,尽管吉布斯的作品在欧洲大名鼎鼎,他终其一生都不被美国公众所知,甚至在他从事了三十二年教学工作的耶鲁大学,他的事业也是寂寂无闻。虽然在19世纪,以科学成就而言,耶鲁是美国大学的领军者,但连五六个能理解吉布斯著作的学生都培养不出来,也没有尽力为他争取个什么荣誉学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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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说起社会中智识的命运,一个特殊的困难就会出现;这个困难的原因在于:尽管我们认识到了智识不仅仅是职业(vocation)方面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得从职业的角度来谈及智识。智识在一般的惯用语中被理解为某种专业[64]和职业的属性;我们把智识者(知识分子)称为作家或批评家,教授或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神职人员等等。正如雅克·巴赞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拿着公文包的人。这种方便的理解很难舍弃;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就这样同所有拿着公文包的专业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相信,某个专业成员——甚至是知识型专业——就必然符合特定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大部分专业中,智识也许有用,但即便没有智识,智力其实足矣。例如,我们知道,学院人士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还经常为这一事实感到痛惜。我们还知道,既然智识不同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智力,那么与智识有关的一些事情并非附着于整个职业,而是仅仅依附于个人。当我们困惑于智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时,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的处境,而且还有那种与某个精神品质有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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