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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45 人们有理由问：知识分子气质中的这两种素质——虔敬性和游戏性——彼此之间存不存在某种致命的矛盾呢？它们之间肯定有张力，但绝不会致命：正是人的性格中具有的某一种张力，激发了创造性的反应。事实上，所有人文表达领域以及诸多研究界域中的第一流作品，恰恰源自那种理解和表达不同乃至相反观点的能力，源自那种通过想象来认同相反的感受和思想，甚至将之包容在作品中的能力。人就是矛盾体；借用霍尔姆斯[83]的话说，就连知识分子的生活也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想想过往的以及我们身边的知识分子：有些在脑海中浮现的人，他们的特征以游戏性为主；有些人则明显是虔敬的。但是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这两个特点的每一个都受到另一个特点的限制和牵制。思想家使心灵的这两方面保持均衡的能力，可以衡量他的张力的强度。就平衡的一端而言，游戏性的过度会流于轻浮，会让理智能量空耗在技巧上，会浅尝辄止，毫无创造性的发挥。就另一端而言，虔敬性的过度会导致死板，引发狂信，产生空想，它所养成的生活方式要么在道德上平庸，要么在道德上拔高——但这两者均非智识应该采取的方式。[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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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47 从历史的角度看，认为游戏性和虔敬性分别体现了理智功能中残留的贵族背景和教士背景，这种看法是有价值的。游戏成分似乎植根于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的气质中，这一阶级在创造性想象的历史和人文知识的历史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虔敬成分能让人回忆起知识分子身上继承的教士传统，因为探求真理、拥有真理都是神职。作为这两者的继承人，现代知识分子也承袭了贵族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容易遭到清教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敌意；他也沿袭了教士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和民众对教会统治阶层的攻击都很容易伤及他。这样，既然全世界中，美国最算得上是民主人士和唯信仰论者[85]的家园，故而，如果知识分子在这里的地位一点也不舒服，那我们无须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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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49 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悲剧就在于：他在自身及其事业上最重视的东西，都与社会在他身上看重的地方格格不入。社会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在实际中能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娱乐大众到设计武器等。但是社会根本不能正确理解知识分子气质中的这两个方面，我之前已经说过，它们正是其理智精神的本质组成。有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的游戏性，都是一种有违常理的奢侈；在美国，心灵的游戏也许是仅有的一种不会被温柔地宽容看待的游戏。而知识分子的虔敬很可能看上去招人厌烦，甚至竟然还有危害。此外，人们也会认为这两种素质对实际的生活事务并没有太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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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5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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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53 我已经表明了：在美国，人们对于智识和知识分子提出的首要疑问之一就针对他们的实践性。反智主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时代发生转变，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智识的脱离实践的感觉已经发生改变。在19世纪，当商业标准控制着美国文化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之际，当大多数商人和专业人士名声显赫却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之时，学术性的学校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无用的。人们当时的看法是：学校教育的存在，不是为了培养什么心灵素质，而是为个人提升创造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人们认为，直接投身于生活的实际业务，这才会带来更有用的教育意义，而与之相反，理智追求和文化追求的目标被叫作不食人间烟火、不阳刚（unmasculine）、不实践。尽管这种论调经常使用粗鄙和庸俗的措辞，但它依然大略上符合了美国生活的现实和需求。这种对受过正规教育的智识者的怀疑态度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社会当然变得极为复杂，它也越来越参与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之中。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里，正规训练已然成了成功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渐渐削弱了普通市民在智力和理解力上发挥出的个人作用。在最初的美国平民梦中，普通人是全能的，这一点是根本因素，而且不可或缺。人们相信，即使普通人没有做专门的准备，他也仍然能从事专业和管理政府。如今，他算是知道：如果不使用那些让他觉得有点神秘的器具，他连一顿早饭也做不了，是专门的知识让他能使用这些器具；而当他坐下来用早餐，看着早报，读着至关重要和错综复杂的新闻主题时，如果他不自欺欺人的话，他就会承认，对于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他还没有掌握相应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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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55 今天，在实践事务领域，受过训练的智力已被认为是无比重要的力量。而过往对智识和正规训练的玩笑，以及通常带有善意的嘲弄，都转变为了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的恶意怨恨。头脑一团乱麻的知识分子，他的那套陈旧观念——恰恰在出神发呆的教授、他的迂腐之见中就能找到——当然一直都留存了下来；不过如今，它却越来越一厢情愿、怅然无力地抵御着某种深切和重要的恐惧。曾经，由于不需要知识分子，故而他受到了温和的嘲讽；但现在，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激烈的怨恨，反倒是因为太需要他了。他太实践，太有效了。他之所以成为怨恨的对象，正是因为他的命运提升了，而不是衰落了。让他凸显出来、激起恶毒攻击的并不是他的抽象、无用或无能，而是社会对他的技能的依赖，是他的成就、影响，是他现实中的舒适待遇和幻想中的奢侈。智识遭人怨恨，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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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57 也许有人立刻会说，我们在这里想到的，事实上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专家；许多知识分子都不是在公共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专家；许多知识人士也并未有力地影响公众的意识。[86]这无可争辩；但是，我的重点在于：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主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那些影响公众意识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当知识分子以两种身份——作为专家或作为意识形态家[87]——中的一种来活动时，他大体来说就在影响公众的心灵。通过这两种身份，知识分子都激起了深刻的、多少还很合理的恐慌和怨恨。一方面，专家激化了公众对自身不断成为操纵对象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家的颠覆性引起了公众的恐慌，他也加剧了其他所有随现代性出现的、严重的心理压力。由此，这两种身份共同强化了我们社会中流行的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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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59 在将近三十年间，就连对公共事务了解有限的人也必定意识到了那套让专家具有存在感的机制。首先，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广受宣传的智囊团[88]和所有分支管理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解决经济萧条；战争时期，又有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科学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设立。如今还有中央情报局、原子能委员会、兰德公司[89]、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以及各个研究战争设备和战略的机构，这些都处理那些普通人无法考察却能够而且通常确实会决定普通人命运的议题。很大一部分公众都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他们毕竟身在一个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做出什么合理判断的世界中。而小政客和小商人同样如此，虽然在处理公众事务和私人业务时，他们本来觉得大部分这样的事情都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从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却也不得不面对比自己受过更良好教育、更加老练的专家们，故而一直都有挫败感。如今，这样的人连同一般公众即使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也无足轻重，而且少有见识；他们对权力的内部世界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对权力的使用产生一致而且流行的怀疑。被选入国会的、来自小城市的律师和商人虽然并不指望能剥夺专家的核心顾问地位，但他们能通过国会调查和骚扰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而且可以理解，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满怀着高尚的使命感。毕竟，专家实施的政策有着不计其数的失败和失效，而这些失败都赫然出现在这几百万人的眼中，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人为出错所致，也是冷酷自私的操纵、阴谋，甚至叛国造成的后果。阿尔杰·希斯[90]等人的社会活动就给他们留下了一些迹象，可以令其建立这样的感受；而一些触目惊心、被揭露出来的牵涉科学知识的间谍案也似乎证实了这些人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印象：它由掌握机密的政府控制，但其中充斥着盗窃机密的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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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61 无论许多物理学专家有多么可疑，他们在这门科学上的建议仍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反，社会科学的专家知识有可能被斥为毫无意义、愚蠢透顶，甚至是不祥之兆。一位众议员就反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把社会科学列入资助对象，他说了下面这番话[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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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63 我觉得除了我本人之外，人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社会科学家。我确信，除我之外，我觉得人人似乎都相信自己有某种神赐的权利可以决定其他人应该做什么……普通美国人根本不想要什么专家跑前跑后地扫听自己的生活和私事，也不需要专家来为自己决定应该如何生活；想想这项法令就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里面有一群短头发妇女和长毛汉子，他们把每个人的事务搅成乱麻，还问他们，你们爱自己老婆吗，爱还是不爱啊，等等等等；如果国会在座诸位都有这种印象的话，敦请你们不要通过这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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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65 从政治家的观点看，罗斯福时期的专家实在可气，因为他们能自由出入白宫，而总统却与政治家保持距离。在冷战时期，形势就更糟了，此时，最高级的公共利益方面的事务都只允许专业人士做出判断，故而如爱德华·希尔斯[93]指出的，在这样一个推崇普通人执政、依靠常识判断、深信公意之神圣性的平民文化中，上述这些情况就更令人恼火了。在这一点上，政客们表达了公众的大部分感受。虽然公民不能不要专家，不能不受专家左右，但是他能以牙还牙，其手段就是嘲讽空想激进的教授、不负责任的智囊和疯疯癫癫的科学家，同时大赞那些政客：因为他们追查搞颠覆的教师、可疑的科学家和据称叛国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总是存在着一类人，他们会把仇恨抬举为信条；在其看来，群体的仇恨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就类似其他某些现代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心怀不满的群体一肚子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抱怨和沮丧，想出一堆复杂的、关于秘密活动和阴谋的幻觉，他们在不同时期都能找到替罪羊，如共济会员、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外国移民、酒业集团或国际银行家。而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一无所知主义”[94]传统的追随者所选出的一长串替罪羊里，知识分子也名列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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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67 如果说，我们时代的很大一部分反智主义都源自公众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不断潜入公共事务的震惊，那么，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自身阶层的名声颇为敏感，则是由于他们总在尴尬地同时扮演神圣和世俗两种角色。在他的神圣角色里，他是先知、学者或艺术家，尽管知识分子受某些约束所限——当然，他们并不完全被人注意和尊重——但也一直发挥着作用：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夹缝中，他有隐私权，有匿名权；他要求人们尊重他的那些看起来忘我的品质；如果他是学院学者，那么，未建立完善却又行之有效的学术自由原则使他受益匪浅；他不但有大学，还有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这些都为他提供服务。他的生活有一种稳重而文雅的高贵气质。而如果身为专家，当他介入公共事务之时，他就承担了世俗的角色，那么他或许会惊惶地认识到：一旦成为公众人物，那种在我们政界流行的低级的争辩伦理，那种控制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对隐私的轻视，同时也会很容易伤害到他。他甚至忘记了：他所遭到的恶意和诽谤并不是专门针对他或他这一类人的，而几乎任何正在执政的著名政治家都要承受相同程度的对待；哪怕是我们的一些政治伟人——比如杰斐逊、林肯、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难以幸免。正如爱默生曾经说过的：“美国人的第一特点和特质不就是，只要他有点名气，就会受到同胞的辱骂和毁谤吗？”[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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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69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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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71 知识分子作为专家时，即使让人恐慌，但仍然被人接受，与之相比，身为意识形态家的知识分子却受到了人们无条件的怀疑、怨恨和不信任。专家的威胁似乎在于，他会控制并破坏普通个体，但与之相对，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家破坏的是整个值得珍视的美国社会。为了理解这种信念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界持之以恒地反对右翼思潮。当然，这并非美国政治独有的特点。现代看法认为，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阶层，是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等同于政治抗议和道德抗议的意思。按照该词的最宽泛的含义来讲，知识分子总是存在，但是，在工业社会以及某种观念市场出现之前，人们还感觉不到独立作为一项事业的理智生活；而且这时，相对而言，尚不需要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更不需要动员他们。因此，虽然在19世纪中叶，知识分子为1848年革命、俄国农奴解放、美国黑奴解放铺平了道路，但在那个时候，英语中并没有什么通用的表达方式可以把他们描述为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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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73 知识分子这个词首先是在法国使用的。它很快就传播到国外——在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时期，大部分知识界都被唤起，抗议针对德雷福斯的阴谋；他们都参与了向法国反动派开火的意识形态圣战。[96]当时，这个词被正反两派同时使用——右翼把它当成带有侮辱色彩的词，而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却把它当作引以为豪的旗帜。1898年，有一位知识分子这样写道，“我们就用这个词吧，因为它变得如此崇高神圣”。次年，威廉·詹姆斯在一封信中谈及了法国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他写道：“我们这些美国‘知识分子’全都要努力捍卫珍贵的个人至上的天赋权利，努力捍卫摆脱体制［教会、军队、贵族、皇权］的自由。每一种强大的体制都必定是让人腐朽的工具——不论它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只有在自由的人际关系中，理想才能完全实现。”[97]种对该词的早期用法——我发现，在美国，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做——竟然出现于这样的语境，即以“激进的”、乌托邦的、反体制的方式来表述意图；这样的做法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意义重大。至少从进步时代[98]开始，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领袖对政治事业的承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或是自由的（liberal，按照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用法），或是进步的，或是激进的。[99]（当然，美国的政治光谱相当狭窄，它的中心基本上位于法国政治光谱的右侧，但是，知识分子相对于中心的位置跟法国相似。）我不想否认，我们也有众多保守知识分子，有几个甚至还很反动；但是，如果说美国存在着所谓的知识分子建制派[100]，那么这一阶层，即使它不是十分激进（因为这与建制派不太相符），也是处于光谱中心的左侧。它招致了右翼持续不断、难以缓和的怨恨，右翼总喜欢抹平温和的进步派与革命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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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75 只要知识界的进步主义或多或少与公众广泛具有的抗议精神相和谐，就像进步时代与新政时期的情况一样，那么极右翼就不太容易伤害到知识分子。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大部分知识圈拥护共产主义，甘当同路人[101]时，他们就受到了右翼敌人的牵制。在这一点上，反智者的理由中也有明显的现实成分，公正地对待这一成分是很重要的。尽管可以说，右翼宣传过分利用了知识分子的这个把柄；或者说，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被夸大了；甚至于说，上一代人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那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同路人；但是，这些说法于事无补。虽然上述主张都是正确的，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的确强于对其他阶层的群体；在若干轰动的案例中，共产主义信仰也确实导致了间谍活动。对知识分子的不断控诉，其理由恰恰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我相信，人们必定首先意识到：共产主义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前后不一，以及知识分子充当同路人之举，都成了反智者手中强有力的武器，而且，曾经的轻信带来的羞耻感、以往介入政治造成的负罪感让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瘫痪，这使得他们在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大审查[102]时无依无靠，甚至有时还陷入了激烈的相互指责中。比如，有的知识分子会略带痛楚、不太情愿地回想起，[103]在1939年8月，纳粹——苏联签订条约[104]前夕，大约四百名自由知识分子还联合签署宣言，抨击所谓的“苏联基本上等同于极权主义国家”的说法，认为这是“荒诞不经的错误”；宣言还把苏联描绘为和平的“堡垒”。就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的那一周，这份文件又重刊于《国家》[105]上。[106]就这样，被揪住短处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历史事实、道德，还是心理上都并不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故而无法有力地回应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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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77 但是，我相信，如果任何人想要理解美国反智主义背后的冲动，那么有一点对他是重要的：这种针对身为意识形态家的知识分子的抱怨远远不止是在谴责实际中的共产思想和同路人行径。新政时期实干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就是雷克斯福特·居伊·特格韦尔[107]——都与共产主义毫无瓜葛，但仍然与共产党同路人一道遭受非议。今天，虽然共产思潮在美国内部生活中已经微乎其微，但在这片土地上，让知识分子重新成为替罪羊的呼声依然时常可以听到；而调查员们，尽管难以查出任何共产背景的存在，但还是采取手段，企图唤起那种只剩空壳的、有关同路人的回忆，或者尽可能完全抹平自由人士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差异。右派急需共产分子倒是真的，他们可怜兮兮地并不甘心放弃后者。[108]20世纪50年代大审查的真实功能并不仅仅是合理地找出特务或防范间谍（有警察来干这些也许就足够了），或甚至揭发真正的共产分子，相反，它要释放怨恨和挫败感，要惩罚，要满足那种其根源并不在共产问题本身，而在其他方面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大审查对受害者的迫害欲持续强烈又不分青红皂白，这就是为什么它更喜欢认准那些受到尊重、颇有影响的目标，而不是它所揭发的偶尔出现又少为人知的布尔什维克。有些麦卡锡主义的同路人宣称道，他们认可这位参议员的目的，但不认可他的方法，不过，这些人都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对于麦卡锡的真正信徒来说，他吸引他们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他的方法，而他的目标总是暧昧不清。对于他们而言，麦卡锡弄出的花样繁多的指控，才是积极有利的东西，因为他们可以广布怀疑之网，能让这张网捕获许许多多不再是或不曾是共产分子的受害者；麦卡锡的霸凌做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因为它满足了复仇的渴念，满足了这样一种欲望：它想要败坏因新政而出名的那一类知识分子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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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79 倘若大审查仅仅针对共产党员，那么在搜罗这些人的同时，它本可以更精确，更明察秋毫：但事实上，带头审查的人似乎连共产分子和独角兽的区别也不关心。真正的共产党员通常无足轻重，根本不需要漫长的追捕；当陆军要晋升一位毫无名气、立场激进的牙医[109]时，麦卡锡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关注他，是因为他能利用这一案件来打击陆军，进而打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方。审查者试图挑战自由派、新政派、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最后，甚至还会挑战没能撤销自由政策的共和党政府。此中包含的首要因素就是一系列政治敌意：它将新政联系福利国家，再把福利国家关联社会主义，最后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牵扯到一起。在这场十字军圣战般的讨伐运动中，共产主义并非目标，而是武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最为狂热地猎捕国内无力的共产党的人，丝毫不关心如何试图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尽管实际上——在世界政治环境中——这一势力才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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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81 大审查的信徒还有其他狂热情绪，它们都可以充分揭示大审查更深刻的历史渊源，如：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憎恨，与新政改革的难以缓和的对立感，意在驱逐或破坏联合国的欲望，反犹之心，对黑人的恐惧（Negrophobia），孤立主义[110]倾向，废除所得税的冲动，对供水系统加氟造成毒害的恐惧，[111]教会对现代思潮的抵触。麦卡锡自己有个说法——“二十年的背叛”——它表明了这帮十字军战士孕育的抱怨之心存在已久；不过右翼代言人弗兰克·乔多洛夫的观点更充分，他认为从1913年所得税修正案通过起，这种对美国的叛变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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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83 显然，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还有某件事情比20世纪30年代的异端分子和冷战时期的安全问题更加攸关利害——这件事情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带来的严重的挫折感：麦卡锡主义时代正是几股长期反对现代性的力量达到高潮的时期。旧时的美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或在某些方面到1914年为止，隐蔽于安全的大陆孤立、乡村社会、诸多新教教派并存、工业资本主义繁荣的环境之中。但是年复一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它无可奈何地被拖入了20世纪，不得不应付令其讨厌的现实：首先就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怀疑思潮的入侵；然后，美国的孤立状态和舒适的军事安全都不复存在，传统资本主义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福利国家；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冷战造成了无休止的消耗和财政紧张。由此，美国的中心地带不断骚动着秘密的反动声音，充斥着这样的人士：他们通常在宗教上是基要主义者，在偏见上为本土主义者（nativist），在外交政策上是孤立主义者，在经济上是保守派，他们的矛头直指我们现代困境中的一切令人折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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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85 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反应，但也不能完全不同情这些人的艰难处境，直到这时，他们仍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国内的物质发展，在很多方面又都如此单纯，他们不得已远离了自己“通常”关心的事情，被推入了一个完全陌生、要求严格的世界，他们被迫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尝试学习那么多的东西。也许，一个极为普通的美国人，他对现代世界的反应有两个地方的确值得注意，就是耐心和慷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广为可见的、乡村的新教个人主义文化就一再经历变革，遭受震动。它必须面对宗教、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面对道德的相对性，面对伦理学和公法原则里的种族平等，以及我们大众媒体中没完没了的性挑逗。很快，它又不得不面对达尔文主义（见斯科普斯审判[112]）、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它还得在政治、趣味、良知等事情上屈服于新型的、有教养的、世界性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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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87 身为意识形态家的知识分子将各种新生事物带给美国，而且经常催促这个国家，让它尽快接受变革，在这两个方面，他都起到了领军作用；很自然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打破了将美国铸就而成的风格模式，他们在这一点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受到了过分的责难。毕竟在早期阶段，我们的国家运命并不是建立种种意识形态，而是成为一个国家；随着18和19世纪，对欧洲的敌意在美国的土地上日渐消退，失去意义，那么可以认为：这个新国家放弃了源自这些敌意的意识形态，转而追求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选择，它表明，和解与坦率的天分，偏爱艰苦劳动和常识的倾向，都比追求种种宽泛和分化的抽象概念更具有实践意义。在这方面，美国曾经不得不屈从于彼此分化的信念，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它导致了南北战争；这也由此印证了如下看法：不去过多地信仰政治的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观念，这样的生活才更佳。正如美国人总是庆贺自己能避免欧洲人的“腐朽”和“堕落”，他们也会不断庆贺：就算不借助通常所说的“外国的主义”，自己也仍然可以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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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89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公众已经痛苦地意识到：想要破除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就必须要破除思想上的孤立主义；他们也意识到：在世界之中，普遍存在着各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它们是强大的力量，其后果令我们难以回避；他们还意识到：每个地方都有无数人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信念驱动。在上述这一切情况之中，存在着某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反讽。美国人原本对世界的希望（按照旧时代的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想法）是：世界能仿效美国的制度来拯救自己——也就是放弃刻板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并且投入劳动和对幸福的努力追求中，同时要听从常识的命令。但反讽的是，无论自己的这种志向是破灭，还是成功，美国人全都会承受伤害。能扎根于世界之中的，除了美国式的行动主义（activism）精神——就是这样一套信念：生活会更美好；殖民地的人民能够像美国人一样解放自己；不要忍受贫困和压迫；落后的国家也能实现工业化和享受到高标准的生活；追求幸福是每个人要做的事情——还会有别的吗？以挑衅来拒绝我们领导的那些受殖民国家恰恰在试图效仿我们的例子；即便是挑战美国势力的苏联人也仍然称赞美国的工业化。但是，这种模仿已经带有了我们并不承认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也导致了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果。被模仿的，是美国的行动主义样板，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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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91 在那一类最为奉行孤立的美国人看来，似乎只有那些因抽象概念而盲目、对常识无感的民族才会无法看到、无法借用美国制度的所有优越之处；而一些致命的道德弱点交织到一起，则让外国社会的制度运转失灵，尤其是这些制度还接受了阴险的意识形态。然而，苏联持续稳定的势力——以“伴侣号”卫星和太空领域的其他成就为上限——给了这种信心猛烈一击，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国家的物质实力，强大到足以能发起永久又无法克服的挑战。此外，毫无疑问，这样的物质实力恰恰是在某一个致命的外国“主义”的刺激下发展壮大。在这个奇特又危险、看似毫无必要的、意识形态的世界中，美国人如此坐立不安，故而就会怀疑知识分子，因为后者在其中倒是安逸自在。知识分子甚至被想象成这一世界的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如此。当有些人相信，20世纪的变革仅仅由阴险的操纵和策划活动所致，或至少由一系列愚蠢透顶的错误所致时，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他们的一部分怒火，这难以避免。也许，正是知识分子让我们丧失了我们过去的强大所依赖的那些品质。恰恰在所有这些不幸的变革出现之时，他们也必定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人物。即便他未必完全有罪，他也会始终受到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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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1293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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