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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主要关注新教福音派与美国反智主义的关系，原因仅仅在于，美国是新教国家，它受到了新教制度的影响。但是，如果注意不到美国天主教的独特精神，那就会出现错误；因为美国天主教以强有力和决定性的方式推动了我们的反智主义。在过去的两三代人中，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在教徒数量、政治权力和认可程度上都有所增强。之前在19世纪中期，虽然天主教是少数派的信仰，但它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而且，尽管存在着反天主教情绪，它却依然稳步发展。今天，天主教会声称自己的教徒占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甚至在三十年前，它的认可度看上去就已经够惊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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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天主教曾经带来了不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带来了一种不同的针对人类状况和制度强制力的意识，那么，人们兴许会期待天主教也能为美国的思想对话带来独特的影响。但事实上，它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到，因为它在美国形成不了一脉思想传统，它也培养不出既能在天主教中行使权力，也能在天主教精神与世俗或新教精神之间发挥斡旋作用的、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相反，美国天主教却沉浸于轮番谴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没能认同和效仿那些更值得接受的面向，以便克服自己的少数派情结，并且将自身“美国化”。因此，美国天主教教会，虽然包含的教会会员比巴西和意大利之外的任何国家还要多，虽然它最为富庶，而且全国的部门组织也许还最为有序，但是，它缺少理智文化。D.W.布罗根（Brogan）曾经说过：“在任何西方社会中，天主教在理智上的声望都比它在美国要高不少；而在美国，它的财富、教徒数量、组织力倒是特别强大。”在过去二十年里，随着天主教中产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主教民众显著增多，天主教领袖也意识到了上面说的缺陷；就在几年前，约翰·特雷西·艾利斯蒙席简要而透彻地调查了美国天主教在理智上的贫乏，他的调查在天主教媒体中广受赞誉。[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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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美国天主教的发展中，有两个外部条件塑造了它，让它对理智生活漠不关心。首要的一个就是怀有强烈偏见的“一无所知心理”，美国天主教从19世纪开始就不得不尽力反抗这种心理。由于天主教被视为一个应该从国家体系中驱逐的外国组织，由于它是外来势力的代言人，因此，它必须竭力树立自己的美国精神。一向为自己的宗教身份感到骄傲的天主教平信徒，要极尽所能地用好战的自信来适应美国的环境；教会的代言人似乎觉得需要的不是学术，而是有力的论辩。[342]这样，天主教采取了与沉思背道而驰的好战的立场；在我们的时代，当一开始出现的、针对天主教的偏见基本上被克服之后，天主教会员仍固守着艾利斯蒙席所说的“自我强加的隔都心态”。第二个决定性因素则在于，长时间以来，美国天主教必须建立一套用来吸纳大量移民——1820到1920年就有将近一千万人——的制度，并且为他们提供宗教方面的基础性指导，故而，这项紧迫的任务优先占用了天主教有限的资源。这样的迫切需要耗费得太多，所以留给高等文化——留给那些关注天主教文化的天主教会员——的资源也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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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点，在当时，天主教是移民的宗教。[343]对于美国天主教徒来说，真正的教会似乎在欧洲；他们心安理得地把理智生活的教育遗弃给了更有社会经验的欧洲的天主教徒——他们一直对贝洛克[344]和切斯特顿这样的天主教作家怀有过分和不必要的崇敬。而对于非英语的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的神职领导阶层面前，就像在整个美国社会面前一样，表现出了很高程度的顺从性。也许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美国，研究教会文化问题的天主教分析人士没有给予这个事实应有的关注）：爱尔兰人成了美国和其他移民群体之间首要的触媒。爱尔兰人利用自己的英语知识和先到美国的条件，建立起了政治集团和教会组织的网络；当大部分天主教徒到来后，他们可以借助这个网络为自己在美国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比起其他群体，爱尔兰人给美国天主教打上了更深的印记；因此，美国天主教并没有从影响颇大的德国天主教的学术，或爱好探询的法国天主教的理智主义中吸取太多资源；相反，严格的清教主义和爱尔兰神职者激烈的战斗性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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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和阶层所限，移民来的工人阶层的天主教徒很难进入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他们没有能力培养出理智方面的代言人。重要的是，美国天主教的许多知识分子领袖，就其民族血统来说，都不具有大多数美国天主教徒的典型特征；相反，他们都是皈依天主教的本土的英裔美国人，比如奥瑞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和以撒·赫克神父（Father Isaac Hecker）。1947年，大主教库辛（Archbishop Cushing）很贴切地描述了天主教职员的社会出身和文化条件，他说：“在美国本土的天主教统治阶层中，我认识的主教、大主教或枢机主教，他们的父母都不是大学毕业。我们的每一位主教和大主教都是工人夫妇的儿子。”这样的统治阶层，其成员的文化背景很差，虽然他们也肯定受过教育，但是以职业教育为主。如主教斯伯丁（Bishop Spalding）在巴尔的摩的第三届全体会议上指出的：“教会的神学院不是理智文化的学校，不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其他地方；妄想让它变成理智文化的工具，这是痴人说梦。”所以，甚至在这种最为古老的基督教教会中，美国的本土环境依然占据上风；美国的问题也再一次尖锐地凸显出来：它在文化上又从头开始。由于学术水平并不突出，当美国天主教的统治阶层在1889年开办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希望弥补这一状况时，原本八人制的教职人员中，有六位不得不从欧洲招聘；两位本土成员也是在天主教教会之外接受的教育，后来才转而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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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比起其他教派，天主教平信徒拥有的财富比例很小，不足以为理智机构提供丰厚的资助。虽然在现代，天主教的富人涌现出来，这种状况也许会得到改变，但于事无补。艾利斯蒙席描述过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天主教大学在建校之初的六十六年里，仅仅获得过十笔超过十万美元的遗赠，其中，只有一笔还算丰厚，能与美国世俗私立大学所得的资助媲美。随着大部分天主教人口向上层不断流动，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也像新教徒一样，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大学。但是天主教的教育者，以及非天主教的朋友——如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都忧心忡忡地目睹天主教的学校普遍繁殖着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竞技热和反智主义，它们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中广泛流行。让人惊心的是，天主教学院和大学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理智成就持续走低。罗伯特·H.纳普（Robert H. Knapp）和他的合作者在1952年调查了美国科学家的大学出身，他们评论说：天主教的各所大学“名列最为低产的那些机构之中，它们都是产出特别匮乏的例子”。这些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成绩更为差劲，令人惊讶：“天主教的大学，尽管在所有学术领域里都极为突出地产出贫乏，但是在科学领域中，其成绩还不是最坏的。”[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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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预料到，美国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他的道路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他不得不在新教和世俗的知识分子团体面前维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还要在天主教的教友面前维护自己的知识分子地位——在整个美国社会中，他的教友最为质疑他的职业。天主教的学者和作家的同教教徒正是最晚才承认他们的人。[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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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方面，与其说相关于美国天主教的反智主义，倒不如说与它的文化贫乏、它的无理智主义（non-intellectualism）有关。但是，它们可以当作背景来衬托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众多天主教徒恰恰按照新教基要主义者的方式，来响应我之前所说的针对现代性的反抗；他们不只是培养了百分百心态，也许还有其他行动。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如今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有提升——始终没有在天主教教会中充分掌权，以能遏制这种反抗的最为退步的那些方面：包括它对思想的普遍怀疑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我们时代的神父，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审查、离婚、避孕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常常让天主教教会陷入与世俗思想和新教思想的冲突中；有些精力也投入极端保守的政治运动里，而这样的运动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难以和解的敌人。整体来说，天主教知识分子反对这种敌意中的极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和无根无据的那些方面，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约束它。[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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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时代最为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在新教基要主义者与天主教基要主义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同盟关系，或者至少出现了合作的条件。这两者都共同接受清教主义，都对他们想象出来的政治议题怀有相同的毫无心智的战斗性；这些议题让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们一再指称的无神的共产主义。按照人们的想法，天主教徒天生就不愿意跟那些曾经痛斥天主教徒先祖的顽固的新教徒联起手来，但是，许多天主教徒似乎克服了这种情绪。看起来可悲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作为共同纽带的基督徒的兄弟之爱都难以达到的同盟，却被普世的仇恨缔造而成。在麦卡锡时代，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同时得到了右翼新教群体和许多天主教徒的支持，看起来，后者几乎完全相信，他宣传的不是他个人的政策，而正是天主教的政策。虽然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刊物，比如《共和国》与耶稣会的《美国》，都大力谴责他，但这无关紧要。就在最近，尽管约翰·伯奇协会带有浓厚的新教基要主义色彩，它却仍然吸引了天主教徒，至少让统治阶层的某位成员不得不警告教徒小心提防。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在美国当前这种不加区别的反共心态中，有让他们满足的源泉，尽管这是危险的。在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迫害之后，如今，天主教徒必定倍感舒心：他们终于看到自己的美国精神不再受到质疑，他们能与从前迫害他们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追击新一拨有外国人效忠、心藏阴谋、反美的国际敌人——这一次，敌人不在罗马，而在莫斯科。这样的追击令他们心满意足，尽管国内危险的共产主义者已然成为虚幻之影，但这并不要紧。当这些天主教徒自以为打败了克伦威尔的军队时，如果有任何人，哪怕是他们自己教内的思想家，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干扰他们，他们绝不会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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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三部分 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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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绅士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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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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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立国之初，智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不算什么问题。当时，领导者就是知识分子。虽然国家推进了民主制的发展，但事务的掌控权主要还是在显贵的精英手中：凭借这一点，精英知识分子来去自由，其话语权也令人称羡。由于那时尚未专业化，是通才的时代，因此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但尽管如此，处于统治阶层的绅士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部分都是领军人物——如在法庭，在各个专业，在商业，在政治。美国国父既是贤哲，也是科学家，他们受教育面宽，很多人还精通古典学问；他们广泛阅读历史、政治和法律作品，以此来解决现时的紧要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中，后世没有任何时代能像那时一样，培养出如此之多的、身为政治领袖的知识分子，如约翰·亚当斯、约翰·狄金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曼森、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威思（George Wythe）。人们也许会期待，既然这样的人物取得的政治成就正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可以永远而且难以辩驳地证明一个真理：作为政治领袖的知识分子，未必就会百无一用、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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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政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都是局外人、仆从或替罪羊，但讽刺的是，美国竟然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美国人民总是珍视对历史的深切的虔敬感，这仅次于他们对林肯，对杜马·马龙[348]所说的实现革命、制定宪法的“伟大一代”的虔敬之情。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问问：拥有如此开国历史、如此虔敬感的人民，怎么就对政治中的心智不再怀有崇高的尊敬之情了？为什么当大多数国父还健在之时，智识带来的名气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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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大众民主制取代显贵的精英统治，是后来早晚的事，但是，对于政治中的智识力量的衰弱，我们不能一味地把责任归咎给民主运动。在党派分野变得尖锐之后不久，精英分子内部就出现了争吵，他们不再看重政治规格。到了1796年，[349]那些在美国革命时期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勇气引领时代的人，那些在1787—1788年靠着非凡的预判和才能组建全新的国家政府的人，无可挽回地在旨趣上分化开来；法国革命激起的纠缠不清、狂乱不止的分歧[350]令人遗憾地影响了他们。[351]撰写《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那一代人也起草出了《客籍和煽动叛乱法案》[352]。那一代人杰出的领袖不再团结，政治规格也降低了。尽管同属显贵的阶层，尽管在革命和建国中分享了共同的经验，其观念和学识在本质上也相通，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们不顾体面、不顾常识地玩弄政治。政治上的争议，由于沾染了夸大其词的指控——如私通法国间谍，或密谋颠覆基督教，或策划复辟君主制、让国家被英国践踏——故而退变为煽动宣传。国父们并未理解政党的作用，也没有理解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功能，所以，他们听任政治情绪的控制，陷入了让修辞武器有用武之地的争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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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华盛顿，也未能免于毁谤和中伤；但是，托马斯·杰斐逊遭到的抨击才带有鲜明的反智主义特征，他是第一个受此伤害的著名人物；攻击他的人是联邦党党魁和新英格兰建制牧师集团的成员们。他们对杰斐逊的攻击意义深远，因为它表明了杰斐逊具有的、这些敌人相信能用来败坏其名誉的特质，它也为后来的反智主义塑造对手形象提供了先例。1796年，看起来，杰斐逊会接替华盛顿，但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党众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出了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认为他没有当总统的资格。史密斯试图证明杰斐逊的“教条式的”（doctrinaire）领导方式会引发动荡，甚至有可能带来危险。史密斯指出，杰斐逊是哲学家，哲学家在政治上总是教条者——这方面的证据如，洛克为卡罗来纳人制定的迂阔的宪法；孔多塞“政治上的愚蠢”；里顿豪斯[353]想要以自己的名义支持费城的民主协会！[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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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成为政治家之后，他的独特特征就是胆怯、异想天开，爱用某些原则而非真实的人性来进行推理；喜欢把自己的一切措施都建立在某些书房中得来的抽象理论，而非事情和环境的现实状态上；心灵投入政治政策，就变得迟钝；当重大突然的紧急情况需要快速决断和行动力时，性子就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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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还不是必需，必需的是品性；在这方面，杰斐逊也有缺陷：这位小册子的作者声称，哲学家都极易谄媚，贪求名声，杰斐逊的能力“都用来赢得文章虚名，而非追求国家的实质福利”。华盛顿——就是那位华盛顿，不用多言了：“感谢上帝，伟大的华盛顿不是哲学家；倘若他是，我们就目睹不了他的军功；我们就无法靠他睿智的治国理政繁荣昌盛了。”史密斯恰好发现了一种方法，它可以作为标准，用来批评从事政治的知识分子——即将积极的心灵具有的好奇心刻画为对重要事务微不足道，滑稽可笑。他嘲笑杰斐逊的才能就是“钉个蝴蝶、昆虫，设计个转椅”；他还建议杰斐逊的真朋友，或这个国家的真朋友，都“不要阻止这位平静的哲学家全身心投入这些有用的追求”，不要让他介入政治热情。史密斯表明，杰斐逊的特长“兴许就是让自己在大学里得到一个教授职称，但要说担任总统职务，他也就干到像掌管西部军队那个水平”，[355]这样的话跟后来人反对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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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的攻击中，还有其他一些关键之处预示了后来的政治文献带有的腔调。有一种看法是，军事能力可以检验出一个人是不是具有胜任政治领袖的品格。据认为，政治品格中的主要部分就在军事才能上；甚至在今天，政界的知识分子有时还要提一下自己服兵役的履历，以能抵消掉智识造成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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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00年竞选，[356]反对者已经全无收敛。他们对杰斐逊的思想和品格展开了全面攻击，其用意就是证明：他是一个毫无信仰和道德的危险的煽动家——或者如批评者所言，他“没良心、不信教、无爱心”[357]——而试图以他是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为借口来打垮他，这样的做法仅仅是冰山一角。有人还指控说：杰斐逊跟奴隶私通，生下了个黑白杂种[358]；在美国革命期间，他胆小如鼠；是他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他还诽谤华盛顿；他野心勃勃，想当独裁者，想当第二个拿破仑；他空想，爱做梦，不切实际，满口教条；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法国式的教条者。[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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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杰斐逊运动还试图把思辨的心灵定性为邪恶和危险之物。据其所说，学问和思辨让杰斐逊成了无神论者。是它们，促使他跟神学家争吵地球的年龄，促使他反对学校里的孩子们阅读《圣经》。这样的反常之举，如果出现在一个躲在书斋里的哲学家身上，还算无害，但倘若让杰斐逊在担任总统职务时展现出这些心性，那么于宗教、于社会，都是危险的。[360]他的心灵的抽象性和对文章写作的兴趣，都让他难以胜任实际性的工作。他总是动不动就对政制弄出一套理论：“一切源自经验的思想都受到了斥责。”[361]一位联邦党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在里面，他说：“我毫不否认，他如此杰出，因为他拥有耀眼的才华，拥有理论知识，他的文风还典雅精致。”但他接下来说：[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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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法国住了差不多七年，到大革命为止，他就有点变了，他对理论的热衷，对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怀疑，变得强劲、旺盛……杰斐逊先生不仅在哲学和道德领域，而且也在政界，成为著名的理论家。他就是现代法国人所说的“哲人”（philos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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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知名人物也都同意这话。费希尔·阿姆斯（Fisher Ames）[363]认为，杰斐逊“与大多数天才一样……陶醉于体系，对‘一般化的处理’狂热不止，他在做事时，并不像具有实际头脑的普通人那样以层次低，但可靠的事实为基础”。[364]联邦党人作家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认为，杰斐逊是“危险的，崇尚自然神论、热衷乌托邦的”法国哲学学派的爱徒。丹尼坦承，“此人有才”，[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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