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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是那种危险、骗人的才华。他读得多，写东西也头头是道。他是文人，是离群索居的文人。他的地盘是他的书房，而不是政府内阁。在书房里，他查查不伦不类的动物的牙齿，再看看非洲人的分泌物，或是班纳克[366]的年历，但这些尚且无害……而在政府的位子上，他的抽象、不实用的玄学政治（metaphysicopolitics）就要么一文不值，要么毒害无穷了。此外，他的原则有一股浓烈的巴黎风味，还配有一堆法国大蒜，这就让整个美国生厌。对美国人来说，哪怕在广袤的平原上“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367]，也比哲学家影响国家议会，比他赞颂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作品、图谋跟法国人互通款曲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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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顿（Carrollton）的查尔斯·卡罗尔则认为，杰斐逊“是个太过理论化，太空想的政治家，故而，他难以明智地管理这个广阔而不断壮大的联邦的事务”。[368]其中的意思很清楚：年轻的联邦必须学着不要让天才知识分子介入实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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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神职者也对杰斐逊发起了煽动性的攻击，原因在于，杰斐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让他们感到憎恨的联盟。尽管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是一个世俗知识分子，但是，他在福音教派和虔敬主义教派，尤其是浸礼派中鼓动起了许多支持者。杰斐逊对民主的感情颇为知名，这给他们留下了印象；此外，身为反体制派，他们也对杰斐逊主张宽容印象深刻。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建制派教会给他们施加的阻碍，而非对杰斐逊不信教的指控。就这样，杰斐逊以及其他世俗知识分子将虔敬主义教派团结在一起，结成了一个奇特的、对建制正统教会怀有共同敌意的政治同盟。世俗自由派和虔敬派都采取了不同于建制教会的权威标准，前者用的是理性主义批评，后者则是直觉。由于都对建制派教义感到厌恶，在这种压力下，自由派和虔敬派选择暂时忽略彼此的差异，不再看重这样一个事实：一方反对的是所有教义，另一方反对的却是所有建制派。[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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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破坏这个同盟，建制派神职者试图证明杰斐逊威胁到了所有基督徒——许多因为站队而感到苦恼的基督徒，毫无疑问都由衷地相信了这一指控。之后，虔敬派和启蒙自由主义者的同盟终于还是破裂了；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鸿沟，自此以后，它就再也没有令人欣慰地得到弥补。但是，在杰斐逊当选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和福音派民主的同盟始终还是稳固的。当破裂最终出现时，当大众民主的力量急剧增强，不再受到启蒙派的显贵领袖约束之时，福音派的势力也制造出了一种反智主义倾向，它所具有的恶意跟建制派神职者反对杰斐逊的那种倾向完全一样，而且其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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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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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反对杰斐逊的卑鄙的运动，然后是《客籍和煽动叛乱法案》，这些都表明许多有钱、受过良好教育的联邦党人背叛了宽容和自由这两种文化价值。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认为，在杰斐逊或杰克逊领导时期，更平民化的党派就支持这些价值。平民式党派最终都成为一种原始主义和反智主义民粹思潮的工具，这种思潮对专业人士、专家、绅士、学者心存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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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美国早期，对平等的冲动与对所谓的政治专业化（原始形式）和专家知识（后来的形式）的怀疑就联系在了一起。平民派作家对自由人具备的政治能力感到自豪，这可以理解；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也有根有据地怀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有钱人试图在政府中达到专断或过分主导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怀疑不仅于此，其中的许多人还对各种形式的知识抱有敌意。在最早期的平民政治思想的某些言论中，反智主义思潮就有所体现。在美国革命时期，一些平民作家就认为，想要节制富人和出身名门者的权力，那么，他们的盟友——知识阶层——也不能放过。1788年，马萨诸塞召开会议决定批准宪法时，一位被推选参会的乡下代表，对宪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解释如下：[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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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师、知识分子、有钱人，花言巧语，不说实话，哄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穷人把药吃了；他们却盼着混入国会，盼着成为这部宪法的掌管；他们把权力和钱都攥在手里，然后就像庞然大物利维坦一样，吞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主席先生，就是这样，就像鲸鱼吞下约拿。这正是我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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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有一本政治小册子流传给了我们，它出自一位普通的新英格兰农民，马萨诸塞北比勒利卡（North Billerica）的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之手。它体现出了，当一个精明激进的民主派美国人将心灵转向政治哲学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本名为《自由的关键》的小册子，气势蓬勃，有着杰斐逊之风，写于1798年党派情绪高涨之时。在书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曼宁赋予了知识核心地位（“我本人没什么知识，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连六个月的学都没上过，毫无这方面的优势可言”），它是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在原稿中，他开门见山地宣称：“学问和知识是维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知识，我们就不能长久地支持我们的自由。”[371]但是，对于曼宁来说，学问和知识之所以值得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成为阶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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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宁的哲学的核心里，有着一股对知识阶层和有产阶层的深深的怀疑。他看到，商贾、律师、医生、神职人员、国家的行政官和司法官，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拥有的自由时间，他们的职业性质，都让他们有可能团结一致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劳动者却做不到。他认为，在这些阶层中，存在着普遍的对自由政府的厌恶：他们永远都试图破坏它，因为它阻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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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和辛苦也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自己联合，自己约定，自己呼应，制订统一的计划和方案。商人联合商人，医生联合医生，牧师联合牧师，司法官和行政官凭借各自的专业召集到一起，互相了解思想。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富豪，不劳动就能生存，他们空闲时就可以磋商筹划。所有这些人，因为共同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是最强的团结纽带，他们在一起秘密通气，抵制多数人的利益，还偷他们的钱包。而多数人由于没有知识这一手段，故而只能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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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识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那么“少数人”自然钟爱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少数人总是推崇昂贵的大学、国家的学院和文法学校，这让他们不劳动就能活，还能巩固自己的群体。但是，与之相对的就是廉价的学校和女子学校，这是知识在多数人中得以传播的唯一或主要手段。”在大学或学院里（曼宁想到的肯定是联邦党人的哈佛学院），共和主义原则受到批评，年轻人被灌输的都是帝王思想。曼宁也表示，“教给”这些机构的毕业生的东西“就是维持自己专业的尊贵”——他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让他们太高估自己的服务了，也让宗教服务和教育服务对于多数人来说变得昂贵起来：“因为，当我们聘用布道师或教师时，我们就得到一个如此之高的价码；他们根本不落价，他们的想法都一样：如果少要钱，那就没面子了。”按照曼宁的看法，教师就应该是他在美国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成为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廉价的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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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宁教育策略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此。给普通人的教育，要便宜；而在规划现有的高等教育时，其目的只能是服务基础教育——为普通学校提供廉价的教师。“应该以可行的最便宜、最妥善的方式来促进……教育”——也就是以如下方式：“我们应该尽快拥有大量便宜的男女教师，那种便宜的程度就像我们雇用其他劳动力一样。劳动和教育不应该分开，对于那些不劳动还能生存的人，要减少他们的数量。”必须说明一点，当曼宁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马萨诸塞一直忽视着他所推崇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故而，他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他的兴趣在于教育系统的下游，因此，他的建议就是剥夺上游，以将其功能简化为生产廉价的学术劳动力。曼宁认为，高级知识毫无值得培养的内在价值。“教我们的孩子abc”才是必要的，研究学院和古典研究都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仅仅供绅士的孩子使用，这些领域是给那些不劳动就能生存的人准备的。因为，掌握所有语言知识的人没必要去教孩子阅读、写作和算术，就像农民在犁地时没必要掌握水手的技术一样”。长时间以来，教育就成了少数人的工具；曼宁希望尽可能让它成为多数人的工具。教育具有工具性，因此也就具有从属性，对于这一点，曼宁毫不怀疑；他也并不担心他的高等文化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因为归根到底，高等文化都是那些不劳动就能生存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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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这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争论中所处的地位，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例子体现出高等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教育夹在了闲适阶层和大众之间：前者只能以有缺陷的方式培养它；而后者强大、不断崛起、崇尚平等，它首先感兴趣的是抹平阶层差异，从特权者身上剥夺掉特权工具。普通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使用教育来增加自己的社会机遇，这情有可原；但似乎没有人能向普通人证明，如何在实现这种做法的同时又不损害理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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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曼宁的观点还是有公正之处的，尽管粗暴一些。联邦党人的确占据哈佛学院，专供私用；那么民主派以牙还牙，尽可能占据普通教育，使之作为专有工具，又有何不可？如果他们做成了，就没有更多的哈佛学院了。如果知识阶层只能巩固特权，那么知识阶层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曼宁写完这本小册子之后差不多一百年，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声称，其实，美国自耕农（yeoman）[372]还是欣赏而且尊重天才和知识的；但是，他常常发现，他们“关注的是获得财富和享受，而其手段却并不能给他们增加人所拥有的那种闲适，相反，还减少了他们自己专有的闲适”。[373]因此，随着普通人对权利的要求在19世纪美国形成，这种要求就包含了对自由基础教育的规划，但同时，它也伴随着一股针对高等文化的阴郁又阴沉的怀疑，在怀疑中，敌人被创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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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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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民粹式民主的逻辑中，有个方面是缺失的。阐释这种民主的人，意在缩小，或者尽可能消除美国生活中的阶层差异，让受过良好教育、有资产的领导层处于从属地位。如果由人民来统治，如果人民渴望在统治时让领导层尽可能少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资产的阶层，那么，他们的向导从何而来呢？当时有一个回答是，它可以来自内部。随着大众民主获得力量和信心，它也增强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天生的、直觉的、民间的智慧，优于文人和富人具有的、由教育所得的、过分精细而又自私自利的知识。正如福音派否定知识型宗教和组织正式的神职集团，而支持内心的智慧和直接通达上帝，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拥护者也提出，要放弃受过训练的领导者，而支持直接通达真理的普通人所具有的天然的实际感。在民主派信条的最极端的陈述中，对普通人智慧的偏爱彻底演变为一种激进的平民式的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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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既非反智人士，也不是独断的平等主义者，但甚至是他，似乎有时也支持上面所说的那种偏向。1787年，他在给自己的外甥彼得·卡尔（Peter Carr）写的信中说：“跟一个农夫和一个教授讲一桩道德案例。前者反而判断得当，通常还比后者更好，因为他不会迷失于人为的准则，误入歧途。”[374]杰斐逊表达的仅仅是一个18世纪思想界的传统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已经赐予了人类某些必然的道德情愫。他还不至于断言，农夫在理智上会更高。但是，有人只需要比杰斐逊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说，政治问题在本质上正是道德问题，[375]这就为全面批驳政治生活中由教育得来的知识奠定了基础。因为，如果农夫跟教授一样，也理解道德，那么，他同样也可以很好地理解政治；有人很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杰斐逊其实不会赞同）：既然不用从任何人那里学习什么，他就无须有知识的领导者。把这个论证再推进一点，就可以支持如下的论断：凡一个人向教授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这就会让他变成低层次的领导者；应该到那些在这方面好像未受教育的公民中去寻找政治领袖。讽刺的是，这种观念恰恰让杰斐逊深受其害。到后来，这个看法成了杰克逊式民主的战斗口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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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美国政治中，真正有力、广泛地推动反智主义的第一波力量正是杰克逊运动。它怀疑专家知识，厌恶中央集权，渴望根除固化的建制阶层，它还提出了“人人必有大用”的理论，这些都促使它否定了美国自18世纪以来继承的、绅士控制的政府体系，也否定了知识阶层在国家生活中具有的特殊价值。尽管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都支持杰克逊的事业——无疑，这足以证明“知识阶层通常都不同情旨在有利于普通人的运动”这种常见的指责是错误的。诚然，主要的文学季刊都崇尚高雅，而且被控制在反对派辉格党手中。但是，当约翰·L.奥沙利文创办了《民主党评论》后，他也能得到一连串不同政党的知名作家的撰稿。诚然，大部分新英格兰先验主义者的领袖都在政治上超然于外或心存敌意，但是，如奥瑞斯特斯·布朗森、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纳撒尼尔·霍桑、詹姆斯·柯尔克·鲍尔丁（James KirkePaulding）和沃尔特·惠特曼，都以不同程度的诚意和坚定支持新的民主党。[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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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人的支持，杰克逊阵营表示欢迎，有时候还为之自豪。但是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并未得到太多赏识或美名。例外还是有的，最杰出的一个就是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在马萨诸塞，由于民主党人觉得文人和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还是必要的，他们可以抵挡反对派阵营中的杰出才俊，于是在班克罗夫特三十多岁时，他始终都是民主党中的显要人物。他被聘任为波士顿港的税官，在波尔克任总统时期，又成为海军部长（范·布伦也曾把这个位置授予过鲍尔丁）；后来还担任了驻英大使。他的影响力让他能为霍桑在波士顿海关谋得职务，并委任布朗森担任海事医院（Marine Hospital）的管事（这却让班克罗夫特遗憾不已）。比起班克罗夫特，霍桑的处境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总是被大材小用，迫切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在海关，他只是一个司磅员和收税官。事实上，他要求的职务是作为历史学者去南极探险，换来的却是这个糟糕的岗位（他称之为“痛苦的奴役”）。之后，他谋求塞勒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他反倒成了塞勒姆港的商检员。最后，在写了一部他的朋友、学院同窗富兰克林·皮尔斯[377]的竞选传记后，他被授予了驻外领事之职——却是在利物浦。大体上，就知识分子或文人与民心的融洽关系来讲，杰克逊民主时期达到的水平要低于后来的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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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和1828年[378]，杰克逊与约翰·昆西·亚当斯进行了两次竞争，这为我们对比两派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完美的研究对象。亚当斯政府恰恰是一个检验性的例子，它证明了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性情已经不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亚当斯是最后一位遵循绅士政府这条老路线的总统，他成为旧秩序的象征，也成为反对知识分子势力伤及的头号牺牲者。他曾在哈佛，以及巴黎、阿姆斯特丹、莱顿、海牙求学；还曾职掌哈佛的修辞术和演说术教席，并有志于撰写史诗；与杰斐逊一样，亚当斯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出名；他还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负责人多年；在担任门罗[379]的国务卿期间，他准备了一份讨论度量衡系统的学术性的科学报告，这份报告一直都是经典之作。亚当斯相信，如果这个新的共和国无力发展艺术和科学，那么，它就会“将托付于我们的才华掩埋在地下——这就背叛了最神圣的委托”。他的希望——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都是这样希望的——恰恰就是，联邦政府要在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国家规划中起到向导和核心的作用。但是，当他提议把华盛顿发展为文化首都时，他就激起了民众对中央集权的厌恶，并让这种厌恶指向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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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向国会做的首次年度咨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商业利益的、改善内部环境的网络体系（街道和运河网络），他还吁求了知识阶层首先需要的几项措施，如：一座位于华盛顿的国立大学；职业的海军学院；国家天文台；继刘易斯和克拉克[380]探险队之后，再开展一场西北部探索之旅；高效的专利局；联邦政府通过新型的行政部门扶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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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冒犯了那种傲慢的平民式的国家主义，而杰克逊对此却完全迎合。亚当斯指出，各个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幸运地像美国一样拥有自由，却为科学贡献良多；他还斗胆建议，法国、英国、俄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在美国不妨都加以效仿。但在那时，就像今天一样，这种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不受欢迎。在如此藐视了美国的自负之后，亚当斯接着敦促国会为科学大力拨款，慷慨解囊，这就又无视了民主派的感情；他甚至用刺激的话向国会领导者建议，可不要“让我们的胳膊直都直不起来，然后跟世界宣布：我们叫全国的选民弄得半身不遂了”。更糟的是，亚当斯还带有挑衅味道地把许多欧洲政府资助建立的天文台说成是“天空的灯塔”。对于这句话，国会一阵窃笑，“灯塔”这个词也一再当着亚当斯的面被人提起。亚当斯自己的内阁认为，总统的计划会震动全国——比如克莱[381]就觉得国立大学的计划“肯定是希望渺茫”，他怀疑亚当斯设立行政部门扶助科学的提议在国会连五票都未必能得到——最终，亚当斯还是放弃了。他代表的领导阶层是旧时代的遗老，早就该死。过往，汉密尔顿、华盛顿，甚至杰斐逊都对某些国家计划里采取的中央集权措施颇为关注，他们也曾代表东海岸绅士，表达过下令扩张美国的普遍愿望。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国家发展太快了，它变成了什么计划、什么命令也不接受。随着这种类型的人在政治上过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恶化了。[382]亚当斯是19世纪最后一位知识渊博，同情科学目标和志向，相信培养艺术是联邦政府正确职能的白宫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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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亚当斯是旧派的化身，那么安德鲁·杰克逊就是新派的象征。两人在19世纪20年代政局中的对立体现出了美国曾经所是，以及将来会成为的样子。美国人头也不回地背离了欧洲的历史，他们认为“堕落的”欧洲比“天然的”美国更野蛮；他们担心自己先进的文明会“矫揉造作”，让自己与大自然疏远。杰克逊的拥趸就称赞他是自然之人的自然智慧的代表。他的才干尤其在于担任国家领袖，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383]，战胜了有文化的“野蛮”英军，他能让人安心，因为他可以维系本土活力，保持住本土风格。据当时人说，杰克逊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这恰恰是他的幸运之处，因为正式训练会损害“理解的活力和原创性”。在这方面，行动者“在大自然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他“毫无矫揉造作”；值得庆幸的是，他“逃脱了学校里的训练和逻辑论辩”；他的“判断明晰，因为没有学院派空想的思辨”；他“出奇地具备心灵的原始力量；具备实践性的常识；拥有判断力和分辨力，就所有实用目的而言，这比智者学得的知识更有价值”；他的心灵并不随着“三段论的缓慢思路”前行，它“独辟蹊径，不走分析的寻常路，也不迈着逻辑归纳的老步伐”，因为它拥有自然的直觉力，它能“有闪电之光相随”，前行中“照亮自己的路途”。[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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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从事教师职业注定毫无一用的乔治·班克罗夫特，曾经为杰克逊没上过学的心灵大唱赞歌：[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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