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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宁教育策略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此。给普通人的教育，要便宜；而在规划现有的高等教育时，其目的只能是服务基础教育——为普通学校提供廉价的教师。“应该以可行的最便宜、最妥善的方式来促进……教育”——也就是以如下方式：“我们应该尽快拥有大量便宜的男女教师，那种便宜的程度就像我们雇用其他劳动力一样。劳动和教育不应该分开，对于那些不劳动还能生存的人，要减少他们的数量。”必须说明一点，当曼宁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马萨诸塞一直忽视着他所推崇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故而，他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他的兴趣在于教育系统的下游，因此，他的建议就是剥夺上游，以将其功能简化为生产廉价的学术劳动力。曼宁认为，高级知识毫无值得培养的内在价值。“教我们的孩子abc”才是必要的，研究学院和古典研究都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仅仅供绅士的孩子使用，这些领域是给那些不劳动就能生存的人准备的。因为，掌握所有语言知识的人没必要去教孩子阅读、写作和算术，就像农民在犁地时没必要掌握水手的技术一样”。长时间以来，教育就成了少数人的工具；曼宁希望尽可能让它成为多数人的工具。教育具有工具性，因此也就具有从属性，对于这一点，曼宁毫不怀疑；他也并不担心他的高等文化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因为归根到底，高等文化都是那些不劳动就能生存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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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这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争论中所处的地位，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例子体现出高等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教育夹在了闲适阶层和大众之间：前者只能以有缺陷的方式培养它；而后者强大、不断崛起、崇尚平等，它首先感兴趣的是抹平阶层差异，从特权者身上剥夺掉特权工具。普通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使用教育来增加自己的社会机遇，这情有可原；但似乎没有人能向普通人证明，如何在实现这种做法的同时又不损害理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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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曼宁的观点还是有公正之处的，尽管粗暴一些。联邦党人的确占据哈佛学院，专供私用；那么民主派以牙还牙，尽可能占据普通教育，使之作为专有工具，又有何不可？如果他们做成了，就没有更多的哈佛学院了。如果知识阶层只能巩固特权，那么知识阶层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曼宁写完这本小册子之后差不多一百年，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声称，其实，美国自耕农（yeoman）[372]还是欣赏而且尊重天才和知识的；但是，他常常发现，他们“关注的是获得财富和享受，而其手段却并不能给他们增加人所拥有的那种闲适，相反，还减少了他们自己专有的闲适”。[373]因此，随着普通人对权利的要求在19世纪美国形成，这种要求就包含了对自由基础教育的规划，但同时，它也伴随着一股针对高等文化的阴郁又阴沉的怀疑，在怀疑中，敌人被创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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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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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民粹式民主的逻辑中，有个方面是缺失的。阐释这种民主的人，意在缩小，或者尽可能消除美国生活中的阶层差异，让受过良好教育、有资产的领导层处于从属地位。如果由人民来统治，如果人民渴望在统治时让领导层尽可能少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资产的阶层，那么，他们的向导从何而来呢？当时有一个回答是，它可以来自内部。随着大众民主获得力量和信心，它也增强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天生的、直觉的、民间的智慧，优于文人和富人具有的、由教育所得的、过分精细而又自私自利的知识。正如福音派否定知识型宗教和组织正式的神职集团，而支持内心的智慧和直接通达上帝，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拥护者也提出，要放弃受过训练的领导者，而支持直接通达真理的普通人所具有的天然的实际感。在民主派信条的最极端的陈述中，对普通人智慧的偏爱彻底演变为一种激进的平民式的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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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既非反智人士，也不是独断的平等主义者，但甚至是他，似乎有时也支持上面所说的那种偏向。1787年，他在给自己的外甥彼得·卡尔（Peter Carr）写的信中说：“跟一个农夫和一个教授讲一桩道德案例。前者反而判断得当，通常还比后者更好，因为他不会迷失于人为的准则，误入歧途。”[374]杰斐逊表达的仅仅是一个18世纪思想界的传统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已经赐予了人类某些必然的道德情愫。他还不至于断言，农夫在理智上会更高。但是，有人只需要比杰斐逊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说，政治问题在本质上正是道德问题，[375]这就为全面批驳政治生活中由教育得来的知识奠定了基础。因为，如果农夫跟教授一样，也理解道德，那么，他同样也可以很好地理解政治；有人很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杰斐逊其实不会赞同）：既然不用从任何人那里学习什么，他就无须有知识的领导者。把这个论证再推进一点，就可以支持如下的论断：凡一个人向教授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这就会让他变成低层次的领导者；应该到那些在这方面好像未受教育的公民中去寻找政治领袖。讽刺的是，这种观念恰恰让杰斐逊深受其害。到后来，这个看法成了杰克逊式民主的战斗口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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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美国政治中，真正有力、广泛地推动反智主义的第一波力量正是杰克逊运动。它怀疑专家知识，厌恶中央集权，渴望根除固化的建制阶层，它还提出了“人人必有大用”的理论，这些都促使它否定了美国自18世纪以来继承的、绅士控制的政府体系，也否定了知识阶层在国家生活中具有的特殊价值。尽管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都支持杰克逊的事业——无疑，这足以证明“知识阶层通常都不同情旨在有利于普通人的运动”这种常见的指责是错误的。诚然，主要的文学季刊都崇尚高雅，而且被控制在反对派辉格党手中。但是，当约翰·L.奥沙利文创办了《民主党评论》后，他也能得到一连串不同政党的知名作家的撰稿。诚然，大部分新英格兰先验主义者的领袖都在政治上超然于外或心存敌意，但是，如奥瑞斯特斯·布朗森、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纳撒尼尔·霍桑、詹姆斯·柯尔克·鲍尔丁（James KirkePaulding）和沃尔特·惠特曼，都以不同程度的诚意和坚定支持新的民主党。[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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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人的支持，杰克逊阵营表示欢迎，有时候还为之自豪。但是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并未得到太多赏识或美名。例外还是有的，最杰出的一个就是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在马萨诸塞，由于民主党人觉得文人和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还是必要的，他们可以抵挡反对派阵营中的杰出才俊，于是在班克罗夫特三十多岁时，他始终都是民主党中的显要人物。他被聘任为波士顿港的税官，在波尔克任总统时期，又成为海军部长（范·布伦也曾把这个位置授予过鲍尔丁）；后来还担任了驻英大使。他的影响力让他能为霍桑在波士顿海关谋得职务，并委任布朗森担任海事医院（Marine Hospital）的管事（这却让班克罗夫特遗憾不已）。比起班克罗夫特，霍桑的处境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总是被大材小用，迫切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在海关，他只是一个司磅员和收税官。事实上，他要求的职务是作为历史学者去南极探险，换来的却是这个糟糕的岗位（他称之为“痛苦的奴役”）。之后，他谋求塞勒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他反倒成了塞勒姆港的商检员。最后，在写了一部他的朋友、学院同窗富兰克林·皮尔斯[377]的竞选传记后，他被授予了驻外领事之职——却是在利物浦。大体上，就知识分子或文人与民心的融洽关系来讲，杰克逊民主时期达到的水平要低于后来的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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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和1828年[378]，杰克逊与约翰·昆西·亚当斯进行了两次竞争，这为我们对比两派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完美的研究对象。亚当斯政府恰恰是一个检验性的例子，它证明了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性情已经不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亚当斯是最后一位遵循绅士政府这条老路线的总统，他成为旧秩序的象征，也成为反对知识分子势力伤及的头号牺牲者。他曾在哈佛，以及巴黎、阿姆斯特丹、莱顿、海牙求学；还曾职掌哈佛的修辞术和演说术教席，并有志于撰写史诗；与杰斐逊一样，亚当斯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出名；他还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负责人多年；在担任门罗[379]的国务卿期间，他准备了一份讨论度量衡系统的学术性的科学报告，这份报告一直都是经典之作。亚当斯相信，如果这个新的共和国无力发展艺术和科学，那么，它就会“将托付于我们的才华掩埋在地下——这就背叛了最神圣的委托”。他的希望——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都是这样希望的——恰恰就是，联邦政府要在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国家规划中起到向导和核心的作用。但是，当他提议把华盛顿发展为文化首都时，他就激起了民众对中央集权的厌恶，并让这种厌恶指向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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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向国会做的首次年度咨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商业利益的、改善内部环境的网络体系（街道和运河网络），他还吁求了知识阶层首先需要的几项措施，如：一座位于华盛顿的国立大学；职业的海军学院；国家天文台；继刘易斯和克拉克[380]探险队之后，再开展一场西北部探索之旅；高效的专利局；联邦政府通过新型的行政部门扶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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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冒犯了那种傲慢的平民式的国家主义，而杰克逊对此却完全迎合。亚当斯指出，各个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幸运地像美国一样拥有自由，却为科学贡献良多；他还斗胆建议，法国、英国、俄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在美国不妨都加以效仿。但在那时，就像今天一样，这种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不受欢迎。在如此藐视了美国的自负之后，亚当斯接着敦促国会为科学大力拨款，慷慨解囊，这就又无视了民主派的感情；他甚至用刺激的话向国会领导者建议，可不要“让我们的胳膊直都直不起来，然后跟世界宣布：我们叫全国的选民弄得半身不遂了”。更糟的是，亚当斯还带有挑衅味道地把许多欧洲政府资助建立的天文台说成是“天空的灯塔”。对于这句话，国会一阵窃笑，“灯塔”这个词也一再当着亚当斯的面被人提起。亚当斯自己的内阁认为，总统的计划会震动全国——比如克莱[381]就觉得国立大学的计划“肯定是希望渺茫”，他怀疑亚当斯设立行政部门扶助科学的提议在国会连五票都未必能得到——最终，亚当斯还是放弃了。他代表的领导阶层是旧时代的遗老，早就该死。过往，汉密尔顿、华盛顿，甚至杰斐逊都对某些国家计划里采取的中央集权措施颇为关注，他们也曾代表东海岸绅士，表达过下令扩张美国的普遍愿望。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国家发展太快了，它变成了什么计划、什么命令也不接受。随着这种类型的人在政治上过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恶化了。[382]亚当斯是19世纪最后一位知识渊博，同情科学目标和志向，相信培养艺术是联邦政府正确职能的白宫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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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亚当斯是旧派的化身，那么安德鲁·杰克逊就是新派的象征。两人在19世纪20年代政局中的对立体现出了美国曾经所是，以及将来会成为的样子。美国人头也不回地背离了欧洲的历史，他们认为“堕落的”欧洲比“天然的”美国更野蛮；他们担心自己先进的文明会“矫揉造作”，让自己与大自然疏远。杰克逊的拥趸就称赞他是自然之人的自然智慧的代表。他的才干尤其在于担任国家领袖，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383]，战胜了有文化的“野蛮”英军，他能让人安心，因为他可以维系本土活力，保持住本土风格。据当时人说，杰克逊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这恰恰是他的幸运之处，因为正式训练会损害“理解的活力和原创性”。在这方面，行动者“在大自然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他“毫无矫揉造作”；值得庆幸的是，他“逃脱了学校里的训练和逻辑论辩”；他的“判断明晰，因为没有学院派空想的思辨”；他“出奇地具备心灵的原始力量；具备实践性的常识；拥有判断力和分辨力，就所有实用目的而言，这比智者学得的知识更有价值”；他的心灵并不随着“三段论的缓慢思路”前行，它“独辟蹊径，不走分析的寻常路，也不迈着逻辑归纳的老步伐”，因为它拥有自然的直觉力，它能“有闪电之光相随”，前行中“照亮自己的路途”。[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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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从事教师职业注定毫无一用的乔治·班克罗夫特，曾经为杰克逊没上过学的心灵大唱赞歌：[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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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啊，这位来自西部的白丁，荒野哺育的孩子，隐庐的农夫，他读书不多，不靠科学就继承了过去的传统，被人民的意志推举到荣誉的极点，推举到共和国自由文明的中心……他追求的政策会是什么呢？他从林莽中带来的智慧又是什么？从他内心获得的神谕中，他会推测出什么样的义务准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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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始主义英雄，他的智慧直接来自林莽；与之相反，亚当斯就矫揉造作，因为他的经验都得自外国法庭[386]和他完备的教育。甚至在1824年，当亚当斯赢下了奇特的四人竞选[387]后，杰克逊反倒是当时最得民心的候选人；而当杰克逊将军四年后反过来挑战亚当斯时，结果无可置疑。两派的这场战斗毫无道德可言，有人曾描绘斗争的双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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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写能文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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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打能斗的安德鲁·杰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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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局面中，除了新英格兰之外，亚当斯在全国各个地区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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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的喉舌在攻击亚当斯时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亚当斯任性放纵，一副贵族派头，生活奢靡。在这方面最为关键的是，他的学问和政治训练非但没有被他们算作能起到弥补作用的美德，相反，它们都被当成了新的劣性。一群杰克逊的支持者就宣称：亚当斯理智方面的成就并不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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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博学，我们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他的智慧，恕我们要质疑一下了……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喜欢的是家常的道理：那位伟大的英国诗人就欣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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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去知晓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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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玄妙的事情，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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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摆在吾人面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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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头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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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杰克逊将军就拥有这样的智慧，达到了杰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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