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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杰克逊党徒，在谈到这两位竞选者过去的成绩时说：“杰克逊立法，亚当斯照搬。”[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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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对亚当斯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如果说，摆在选民面前的问题基本上就是选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故而这场胜利就是行动派战胜了智识者，那么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但是，按照竞选双方互相塑造的候选人的公众形象来看，贵族制与华而不实的智识恰是一双，民主制与原始的直觉、行动力正是一对。[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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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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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克逊派极力煽动平等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但是，这两种情绪并未被杰克逊派垄断。不只是杰克逊主义才是平等主义——整个国家都是如此。竞争的两党制确保了哪一方都不会长久地带给选民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因为这样的影响手段可以复制。无论在1828年，杰克逊支持者的招数让其对手有多么惊慌失措，后者终究会吞下对民主党修辞的厌恶，转而学着使用，这只是时间问题。没能力玩或不愿意玩这种游戏的党派领袖都会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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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家——运河、银行、收费公路、制造业的承办商——有联系的党派组织者，他们面对的一个永久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与民众打成一片，发现并利用各种稳妥而得民心的议题，同时又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能与普通民众密切联系，但又能在政治管理和商业企业的世界行动自如、发挥智力功能的人，他就高胜一筹。[392]亨利·克莱如此天赋异禀，而他也具备了人民英雄该有的诸多品质；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他在国家舞台上待得太久，由于他的观点太为人熟知，而且与名声败坏的亚当斯关系也太近，故而克莱变得一文不值。在这一新党[393]的大佬中，能充分把握该问题的最著名人物就是瑟洛·韦德。他曾靠激烈的反共济会的平等主义激情脱颖而出，并成为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最为重要的党组织者之一。但是，尽管反杰克逊派在1828年得到了教训，却并未能找到一个带领他们走上正轨的人物，直到脱离杰克逊阵营的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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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是边疆住民、猎人、战士、贫穷的西部寮屋族的代言人，他是美国重要的民间象征；他的自传也是美国边疆幽默（frontier humor）的经典之作。克罗克特并未因财富或教育的缺乏而感到困窘，他凭借着自己的魅力跻身政界。在克罗克特大约三十岁，刚刚来到田纳西沙洲溪（Shoal Creek）的小定居点时，他就受雇为治安官，很快又被选为该地区自组民兵团上校，之后，又被派往了州议会。1826年，偶然间有人建议他竞选众议员，他于是就去参选，成功选上，同时还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自此，田纳西就拥有了一位这样的国会众议员：他能“蹚过密西西比河，背负汽船，披荆斩棘”，尽管天真单纯，但他在国会中毫无畏惧，侃侃而谈，因为他能“驾驭国会中的任何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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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的自豪之处就在于，他代表了本土的原始风格和自然直觉。在1834年出版的自传中，克罗克特炫耀自己在田纳西法院颁布的种种决定，而那时，“他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判决让人毫无上诉的可能；假如有，他们也会像蜡一样牢牢粘住，因为我的决定立足于普遍的正义原则和人际间的诚实，它依赖于自然天赋的感觉，而非依赖于通过学习来引导我的法律；我这辈子连一页法典也没读过。”[394]克罗克特对常识的充分性怀有淳朴的信心，他的法律决定也许能证明这种信心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还不满足于此：经过考虑之后，他对知识领域采取了轻视的态度。在国会生涯的某个阶段，克罗克特描述说：[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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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绅士邀请我去剑桥，那里有所挺大的学院，或者叫大学；他们给人们准备好了头衔或者绰号。我就没去，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会把法学博士（LL. D.）贴在我身上，要不然他们不会放我走；我不懂，为什么要把“美国国会众议员”的称号换成“懒洋洋、混日子的白痴”（lazy lounging dunce）[396]，我确信，我的选民很有可能会把我的新头衔翻译成这样。我知道，我没拿过任何学位，我也不靠学位，我脑子还是有一点点明智的；我不是什么样子，我就不会冒充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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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3—1814年克里克战争（Creek War）期间，克罗克特曾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当他首次参加国会时，他是田纳西杰克逊派的成员，同时也是贫穷的美国西部寮屋族的代表——克罗克特以前的生活状态就跟寮屋族非常相像。不久以后，他发现，自己对这两派的忠诚出现了冲突。一群由詹姆斯·K.波尔克领导的田纳西人试图让美国把西部的几片未被占用的土地让与田纳西州，作为捐赠，用于教育。在这个时候，教育的利益和赤贫阶层的利益很不幸地产生了矛盾。身为寮屋族代表的克罗克特自然会对波尔克的土地法案感到怀疑。之前，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得到的土地授权已经让克罗克特的某些选民无家可归。那么此时，克罗克特得出的结论是，既然这项建议会将一部分土地收益用于纳什维尔的学院，故而它也同样会伤及他人。他指出，建设种种学院的措施并未让他的选民得到补偿，因为选民都不能使用学院。他指出，如果“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平民的国家，如果必须建立一个大学毕业生有时候会笑话的穷光蛋学校——这样的学校非常方便，它能让我们的大孩子冬季去上学，我们的小孩子全年都可以去——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筹集来的浣熊皮或者什么小玩意就足够在学期末当作学费支付给教师，那么，我们就自认为是幸运的了”。[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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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在国会解释说，他并不反对教育，但是他指出，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捍卫他所代表的那群民众的利益，这些人“额头的汗水浸入了他们居住的土地”，而如今，“田纳西州的州议会，为了给富家子弟修建学校”，就夺走了他们“简陋的农舍”。[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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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复一遍，我全盘反对这项措施，并不是因为我是教育的敌人，而是因为教育方面的利益需要公平处理。这套学院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在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画上鸿沟——它将富家子弟和穷人子女分离开来。我的人民的孩子，一辈子都没见过学院里面是什么样，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测量员、学院、享有授权的土地所有者留给他们的东西本就不多，如果骗人的机器开动起来，连这些也剥夺走，那么可以说，我绝不会坐在这里保持沉默，就算是用低三下四的态度，我也要拒绝支持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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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里，我们又听到了曼宁的观点：普通学校服务民众，大学学院服务有钱人。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如果就这样听任高等教育的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出现冲突，那么无疑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亚当斯——克莱一派人来说，他们总是处于杰克逊阵营严峻的压力之下，因此，田纳西杰克逊派的分裂就成了天赐良机。不久，机敏的反对派组织者发现，如果能将民主党的先锋收入账下，那么就给自己平添了强大的抗衡杰克逊的力量。于是，他们接近克罗克特，利用他在田纳西州与杰克逊派的疏远，以及他对杰克逊总统存在已久的怨恨，让他转向了反对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朋友马修·圣·克莱尔·克拉克的接洽和促成下，克罗克特与美国反杰克逊势力的同盟，早在1829年就开始酝酿；而且很明显，到了1832年，同盟又得到巩固。这段时期，开始有人为克罗克特写好国会发言；在他著名的《自传》中，有很多地方，也都由别人捉刀，尽管这些内容都以克罗克特口述的语气写成。[399]1835年，克罗克特发表了一部攻击马丁·范·布伦的作品，这本书预示了辉格党在1840年竞选[400]中的成熟的煽动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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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40年，辉格党凭借民粹主义的修辞彻底取得了胜利。这之前，克罗克特由于太地方化，不太可靠，因此难以达到总统的位置，他遂去往得克萨斯，在保卫阿拉莫的战役中牺牲，从这时开始，他逐渐变成了神话人物。[401]不过，还有威廉·亨利·哈里森，他在1836年总统选举中展现出了与克罗克特相似的公众魅力，而且与杰克逊一样，他也在早期对印第安人的作战中成为英雄。虽然他1811年于蒂珀卡努（Tippecanoe）击败特库姆塞（Tecumseh）的经典之战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场惨败，[402]但这无关紧要；凭借巧妙的宣传和公众的健忘，这场战役竟然能被美化成一桩与“老胡桃木”[403]在新奥尔良的凯旋堪堪媲美的功绩。在1840年时，小木屋和浓苹果酒[404]这两个话题又给哈里森带来了平易近人的特征——尽管哈里森住在俄亥俄州湖畔结结实实的大厦里。虽然事实上，经济萧条[405]似乎已经成为击败范·布伦的关键因素，但为了确保胜利，辉格党仍然试图采用十二年前杰克逊用来攻击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宣传伎俩和歪曲手段来反对范·布伦。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查尔斯·奥格尔（Charles Ogle）就是这样在4月就奠定了4月大选的基调。在国会，他做了一番技法娴熟的演说，主题是论“总统宫室之帝王气象”。为了传播，这篇演说还做成了小册子，印了几千本。尽管改建和修葺白宫及其地基只花了区区3600美元，但奥格尔在攻击这一点时天花乱坠地描述了马丁·范·布伦的奢侈生活，让国会享受了一番。他很轻易地就让1828年攻击亚当斯的那些相似的主张黯然失色。当奥格尔谴责范·布伦在白宫安装了几个浴缸时，这番激烈的长篇大论达到了高潮，在奥格尔繁华的辞藻中，浴缸俨然成了卡拉卡拉的浴场。[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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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辉格党的一幅标语说得再正确不过了，它宣布：“我们忍辱取胜”（WE STOOP TO CONQUER）。这帮受过良好教育、至今仍然挑剔苛刻、曾经反对男性公民选举权的人，此时，竟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而且赞同那些最为露骨、最无理性的竞选伎俩。在之前略为节制的时代里，当时的论辩所培养的杰出政治家，如今也跟某份报纸所说的“大卫·克罗克特路线”相处融洽，但在以前，他们有可能给予打压。有位内敛、文质彬彬的南方贵族，休·斯文顿·勒加雷（Hugh SwintonLegaré）就吞下厌恶，做起了巡回演说。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受到启发，他表示：虽然他运气不好，没有生在小木屋，但“我兄长和姐妹生在那里……我每年都要去看看小屋，我还把我孩子带过去，在他们住的地方，存在着坚忍和单纯的美德，他们会学着看重并且仿效这样的美德……”只要有人称他是贵族，那么这个人就“不仅是骗子，还是鬼胆小”，如果韦伯斯特碰到他，那人就得准备好干上一架。亨利·克莱曾从他个人的角度，私下里说，“国人诉诸情感和感情，而非诉诸理性和判断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这种迫不得已是实际状况，还是想当然，我都觉得难过”，但之后，他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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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阵营中一些敏锐的人也许会避免使用这场“小木屋、浓苹果酒”竞选中的修辞，但是，如果他们还想在政界待下去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下去。而在美国政界里作为一股势力的绅士，他们选择自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注视着令人沮丧的景象，他从这场嘈杂的选举中发现，“人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革”。[407]这个过程其实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亚当斯1829年被逐出白宫，就是辛酸的象征，而此时，变革已经完成。摩根·迪克斯（Morgan Dix）评论说：“为了直接煽动下层社会，就刺激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娱乐欲，用下流、粗俗的内容引诱他们支持，这样的做法看上去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从那时起，这种情形就发展开来，如今，一个人要是拥有好的出身，继承了‘绅士古老的显赫之名’，那这实际上算是劣势了。”[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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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醒的阶层继续退出政界，蓄奴制和地域仇恨引起的新一波热潮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就谈到了国会成员的“粗俗的举止”和身份的低微；假如他在19世纪50年代能回来一趟的话，他就会发现形势已经更为恶化。19世纪50年代，海军部长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给他的叔父这样写道：“你注意到没有，真是可悲，这个国家连一个值得我们骄傲而谈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了？……民众已经从脑子里彻底抹去了绅士这个观念，对他不做评价了！我们拥有的所有这样的人物，几乎都被赶下了政治舞台。”[409]1850年，弗兰西斯·鲍文（Francis Bowen）在《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发现，国会的参众两院都已然“变成了喧嚣、吵嚷的辩论会”。[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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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不可遏的威胁恐吓，声嘶力竭的虚张声势，取代了原本平静、庄严的辩论；国会大厦的大厅上演的场景，往往丑陋得还不如斗熊场；国会的名声变得不再令人称羡，它成了文明世界里最没用、最无序、最无效的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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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众议员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也表示赞同。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眼下的国会“弄了一帮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立法员……这里面充斥着飞黄腾达的批发商、走了大运的男佣、没有教区的牧师和巡回演说家，他们不仅没有智慧和知识，还毫无礼数，所以，我们没法指望能有什么好的法可立”。[411]到了1853年，国会又不得不立法禁止检举政府的众议员得到报偿，还禁止针对行贿受贿收罚金。[412]1859年，形势恶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此时，国会对于议长人选都几乎达不成共识。年轻的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那一年正好去华盛顿看望时任众议员的父亲。他后来回忆说：[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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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我记忆犹新。两个机构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众议院像一座国家的斗熊场；因为那是一个属于画风丑陋的边疆佬和包工头的时代，比现在尤甚。地域情绪高涨，种种恶习昭彰；威士忌，吐痰，博伊刀成了那时的风气。当时在国会中，也只能看到这样的“风气”。而主持国会的人是又穷又老的新泽西的潘宁顿，因为实在无人可选，就让他当了议长，他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无能到极点的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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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地位高的人很可能会颇有信心地将具备才华和声望的人招入帐下，由于他所团结的这些人，通常都在出身和财富方面并无优势，故而这种做法不可谓不民主。比如，1808年，总统杰斐逊就给杰出的律师兼散文家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写过一封信，沃特是移民之子，父亲只是客栈掌柜：[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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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此信的目的……是建议你加入国会。这是美国重要又权威的剧场；不论一个人有资格进入哪个部门或哪个机关，国会都是他的大门。凭借你的名望、才华和端正的思想，再用上必要的智慧，你就会立刻在众议院中成为这所国家机关的首脑；你很快就会得到这样的地位，之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考察军事、司法、外交或其他内政部门，你喜欢在哪里就一定能去哪里。你现在就是人们所说的我们国家的杰出才俊，可以保证，你这一生都可以从事最为光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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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去世后没几年，这封信里的那种信心满满的设想已经遥不可及。晋升的技巧出现了转变；那些能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跟公众打成一片的品质，比那些给同级或上级留下好印象的品质还要重要。从底层被推举上来的人，比由顶层选出的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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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事选拔标准的改变相对应的是行政制度的命运。美国行政事业的首要传统是由华盛顿代表联邦党人确立的，之后的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都萧规曹随，直到1829年。这是一条绅士治国的传统。[415]按照当时欧洲的行政标准，华盛顿对联邦机关人员的聘任条件一开始就设定得很高，尽管这带有党派性质。他要求能力，而且既强调公众声望，又看重被聘任者的正直人品；他希望，通过任命“那种我认为能给我们国家品质带来尊严和光彩的人”，这个新政府可以得到巩固。从一上来就能观察到，聘任人员的分布，都按照了地域这个与个人无关的原则，裙带关系被杜绝。虽然到了1792年，政治立场逐渐成为聘任人员的更重要的因素，但是，其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用华盛顿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的话说：这位第一任总统还聘用了“众多民主派和最激进的雅各宾党”。[416]当时，在招募行政人员上，影响最大的障碍是联邦政府的薪资水平不高，这是受了乡村舆论的控制；此外从一开始，行政岗位的威望就低，不足以带来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对于选入内阁任职的人也是如此。随着杰斐逊派取代了联邦党人，杰斐逊并没有仅仅出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地撤换行政职务，他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试图平息之前时期的政治狂热；联邦党官员中，最直率、最固执、最活跃的人遭到解雇，而相对更安静的那些保留住了自己的职位。尽管杰斐逊推行了“行政岗位基本上应该两党各半”这样的理念，但是，公务员的才干还是保持住了原有水平。旧时的正直和体面这样的标准依然盛行；尽管关于杰斐逊的“1800年改革”说法纷纭，但是它并未给行政运转带来变革。在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事选拔标准依然延续前例。[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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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在某些州，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使用党派庇护[418]成了常规做法。行政轮换的观念蔓延开来，无论是选任职位，还是聘任职位。19世纪20年代，随着普选的发展和平等主义情绪的高涨，为了党派目的，明目张胆使用庇护的做法，取代了旧式的行政传统。职位轮换被认为是标准的民主信条，而在杰克逊派看来，这非但没有可能造成行政人员的退化，相反它还是社会改革。杰克逊派将得到公职的机会视为开放社会里普通人能够获得的又一种机会。他们主张，岗位人员轮换会杜绝那种不民主、永远占有公职的阶层。轻易的解职，轻易的补缺，这都没有被当作行政上的缺陷，而是被视为民主的优点。在1829年12月杰克逊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以最具权威性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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