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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改革派不但疏远了商业公司和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也与公众疏离。由于在社会中处于风口浪尖，因此他们并不努力寻求激烈变革；由于他们太轻视其他类型的改革派，故而他们没有发展出政治同盟。农民对他们古怪的热情和拿货币当万能药的做法并不满意，这只会激起他们对农民的厌恶。恃才傲物、斯文风雅和阶级利益，都让他们疏远了工人阶级和移民群体。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表达过他这个阶级的普遍感受，他说，“我的地位，让我跟劳动者毫无交往”；他又补充说，如果交往，那么“我们彼此都觉得无趣”。毋庸置疑，这两句话都是对的。[442]对于移民群体，改革派认为他们在恶政中发挥的作用成为政治大佬的力量源泉之一。有时候，改革派还怀疑自由式民主和男性公民选举权的好处，他们还轻率地想用教育水平测试或人头税来剥夺选区中最愚昧的选民的选举权。[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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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文人改革派远离了与自己有着不同需求的主流的社会利益，由此，他们失去了有用的政治同盟，也被宣判为对政治毫无一用。他们不得不满足于这样的憧憬：希望靠影响“数量有限的有文化的心灵”[444]、发动——如詹姆斯·福特·罗兹[445]所言——“有资产、有理智”的人来偶尔实现自己的目的。卡尔·舒尔茨[446]在1874年时曾言：“我们想要一个令这个国家的优秀之人感到自豪的政府。”[447]他们实际上想要的就是由受过良好教育、有公德心的精英担任领导阶层——就在这个让精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百无一用的国家里。“优秀之人”是局外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成了累赘；他们受过的良好教育当然也是如此。1888年詹姆斯·罗素·洛威尔抱怨说：“按照我们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和许多报纸的看法，知识分子事实上不允许评判公共事务；或者说，不允许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评判……最起码，他们无法把自己的评判传达给同胞。”[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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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改革派意识到了自己不受欢迎，因此无法向政治或行政中心发起正面进攻，故而，他们不得不采取独立的策略。由于两个大党之间的实力差距总是非常微弱，因此力量较强的独立派系以脱党（bolt）相威胁，来产生与自己的规模并不相符的影响力。[449]短时间内，改革派似乎稳坐钓鱼台，让人难以忽视，他们几乎施加着真正的影响。一开始，他们自认为能在格兰特政府里有些话语权；而当格兰特对他们失望之后，大多数改革者都加入了1872年自由共和派[450]那次命运不佳的脱党。之后，虽然海斯[451]小心迎合他们，他们的期望燃起，但还是以失望告终。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派不得不满足于有限的胜利，比如，邮政部改革，纽约海关改革，或时不时地任命汉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E.R.霍尔、威廉·M.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卡尔·舒尔茨、韦恩·麦克维（Wayne MacVeagh）这样的人进入内阁。1884年大选，他们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他们相信，退出共和党的头领派[452]会让纽约州不支持布莱因[453]，而倾向克利夫兰，由此让后者在竞选中胜出。不过，他们在立法上的杰出成就是《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454]通过后带来的行政改革。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行政改革这一属于绅士阶层的议题正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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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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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的核心思想——他们全都认同这一思想，而且它激起了他们最深刻的关注——就是行政事业的改进。他们相信，不改革这一点，其他改革是不会成功实现的。[455]行政改革的理想与专业政治家的信条针锋相对：后者信仰政党组织、党派回报，以及岗位轮换的做法；而要求能力、效率以及行政精简化的改革派，他们的理想则是凭实力公开竞争上岗，保障职位的稳定。改革派参考了各种模式用于自己的方案——如美国军役制度，普鲁士甚至中国的官僚系统；但是，这个以英语为中心的知识分子阶层主要还是受到了英国的启发：自1854年《诺斯科特—崔维廉报告》[456]出版以来，英国的行政转型就一直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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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行政改革家在设计方案时充分意识到了行政部门与阶层结构和教育体系的有机联系。按照格莱斯顿[457]的观察，他们计划的行政制度赋予了绅士阶层“对所有高级职位的控制权”；而那些接受过实用又廉价的培训的人所能担任的岗位，他们都分配给了社会下层人。[458]这一规划深受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的影响，他认为“行政部门的上层只能由文化竞赛筛选出的有教养、有文化的绅士来负责”。在历史悠久的大学中接受过严格古典训练的绅士担任高级职位，而底层职位的候选者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每一类在招募人员时，都通过竞争考试，这保证了所选拔人才的实力。1877年，改革派领袖之一查尔斯·崔维廉爵士跟美国朋友描述说，英国的变革不仅成功，还得民心。“虽然受益于旧式庇护制的人数量不小，但是”，他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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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落的人要更多；这些人是忙碌的各种专业人士、律师、各个教派的牧师、教师、农民、店主，其中还包括了我们国人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很快就领会了新制度的理念，他们欣然接受了它，认为它是宝贵的、额外平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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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查尔斯爵士还评论说，这场提升了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效率的变革，也“为教育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推动”。从前，想要投身行政工作的社会的上层子弟，都缺乏前进动力，因为任职是板上钉钉的事。如今，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新的行动精神随之出现。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开放，影响了全国教育，它们抵得上十万项最有价值的奖学金和优胜奖……”[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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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改革派对美国改革派的吸引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美国改革派领袖关心的并不是为自己牟利，因为，如果美国行政部门中的大部分开放的职位都采取竞争考试，那么这对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460]但是，当他们明白，按照他们生存的社会所具有的标准，他们并非职位的首选，而且自己也没法帮助朋友，他们就有了蒙羞之感。[461]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分歧涉及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将自己的纯洁和优秀这两个标准投射入政治实践。“国家的品格”是最要紧的。他们在大学古典经济学课程里学到的自由和竞争优势这样的原则，既然能用于关税问题，那么也应该用于行政事业：行政部门中凭实力的开放竞争就相似于实业中的公平竞争。[462]但是，对于专业政治家来说，决定实力的手段——竞争考试——似乎笼罩着学校的光环，它立刻就激起了他们对智识、教育和培训的敌意。他们一上来就会说，这是“老师的考试”。当这个分歧涉及职业时，就直接触及了敏感的神经，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从而打开了煽动反智主义的闸门。专业政治家谴责以考试为基础的行政制度观：说它提供稳定的职位，这是贵族风气，效仿了英国、普鲁士和中国的官僚制；说它顺从了君主制度，威胁到了共和主义；还说它是军国主义，因为考试要求本是军队的制度，却被他们当作了模式之一。从一开始，受过训练的智识就遭到了怀疑。1868年，当罗得岛州众议员托马斯·A.詹克斯（Thomas A. Jenckes）提出行政改革的提案时，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约翰·A.罗根（John A. Logan）在国会中用下面的话做了一番抨击：[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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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提案是要在这个国家搞贵族制……它会让我们得到两种国家学校——一种是军校，一种是公民教育学校。这两种学校垄断了所有通向政府的渠道。除非一个人能考上其中一种学校，在它们那里登记在册，否则，他难以在这个政府里得到职位，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大，无论他的资格是多么无可争议。一旦他考上学校，人生就搞定了，下面关心的就是让孩子也去上学。在这两种学校里，学生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是管理政府的不二人选；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政府只能由他们而非别人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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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行政制度展开的争论表明：专业政治家担心，对能力、文化、智力的要求会威胁到政治机器依赖的分赃原则；面对着这种威胁，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他们会毫无节制地煽风点火。一位印第安纳州众议员就描述了这样可怕的前景：比如说，在竞争考试中，弗吉尼亚华盛顿学院——罗伯特·李曾担任校长——的一个毕业生，会比一名“西部普通学校或讲习班里出来，但在奇克莫加河[464]上失去一条胳膊”的残疾士兵发挥得更为出色。他说，人民“可不愿意让叛军学院的学生凭借竞争考试和学业成绩，来取代残疾、爱国的共和国士兵。虽然他们在教育水平上毫无优势，但实践经验更丰富，更适合这个岗位”。[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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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马修·H.卡朋特的话如出一辙，他斥责道，在内战时，[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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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英勇的年轻人与战争的风暴搏斗，而没有爱国心的公民，他们的儿子却享受着大学课程的好处。如今，我们伤残的士兵返乡，申请联邦政府的岗位，他们完全有能力履行职务，却遭到拒绝，就因为他们不知道好望角潮汐的波动，不知道月球离地球有多近，不知道流入里海的主要河流都叫什么名字，他们就要让位给那些满脑子书本知识和原理的人。他们可是为自己的国家流过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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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参议员指出，“进天堂的资格可并不取决于竞争考试的结果”；然后，他又重提了正规教育和实践智慧的对立，只不过换了套说法：“填鸭式教学弄出来的傻瓜，在耶鲁拿了文凭，刚刚摆脱填鸭不久，他就在所有行政岗位上成为首选，胜过了最有能力、最成功、最正直的美国商人；而后者并没有很早接受教育，从中获益，他们的头脑也长期致力于实用性的追求，使得学院知识的细枝末节随着海岬的消失，通通退去，此时，水手就能跟自己的祖国道声晚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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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论并非那些煽动仇恨的北方人所独有。密西西比州众议员麦基（McKee）也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教育程度这个标准让美国教育贫乏地区几乎不再能享有旧式的、按地域标准任命职务的权利。他直言不讳地抱怨说，如果要求能力，那么他就没法再为密西西比州选民工作了。他说：“假设，几个小妞从新墨西哥州来到这里求职，也许，她并不知道墨西哥湾暖流向北，还是向南流，她或许认为是竖着流；她也许回答说，‘日本洋流’跟英国醋栗是一类东西。但是，虽然她具备了寻找小工作的能力，却还是被遣送回家；这个地方留给了一些戴着眼镜的太太，她们很可能跟新墨西哥人一样，连一半的本土意识也没有。”[467]麦基又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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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我的一位选民，他比你们整个行政班子懂得还要多。他在密西西比长大，然后到了这里。他们觉得他连级别最低的文书都干不了。但是如今，他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最大的一家银行里当上了收银员或出纳。他们把他的岗位给了一位缅因州来的戴眼镜的学究。就这位学究的业务能力和常识来说，他连给擦皮鞋的当文书也不适合。［笑声。］这就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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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批评行政制度的人成功地在公众的头脑中制造出了这样一种针对行政改革的看法：它不但脱离现实，而且可怕，所以才激起了平等主义情绪、政治机器的贪婪和反智主义思潮。E.L.葛德金曾经评论说，当改革引起的纷扰第一次出现时，产生的反应就是，把它完全当成“一连串空想的努力，它想复兴一个让文人阶层可以打发闲工夫的社会”。1868到1878年，在政治圈子内部，它既遭人厌恶，又被带调侃地理解为“哭鼻子的行政改革”。“改革派有时被说成是一种幻想太平盛世的人，有时候说成优柔寡断之徒，他们把政治社会视为用温和的劝道、廉价的奖励就能管理的主日学校；对于他们，务实者不会跟他们理论，迁就一下就行了，因为这样并不会伤害到他们。”[468]专业政治家顺利地让自己相信：行政改革是在偏袒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它会把职位仅仅留给大学毕业的世袭贵族；行政考试中问的全都是毫无道理、只有圈内人才懂的问题。（对此，R.R.鲍克[469]反对说：“好多人都说或者写道，‘［考试时］会问一个扫大街的有关古代史、天文学和梵语的问题’，这都是胡说八道。”）文化竞争考试的观念给反改革派造成了恐慌，而且毫无疑问，恐慌也蔓延到了许多潜在的求职者当中。一位明确反对改革的人士宣称：“因此，”[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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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行政机构，就要去过竞争考试的窄门，实际上，入口仅仅留给了大学毕业生，这样，它就接纳了皮尔斯，拒绝了林肯[471]；受到偏袒的少数人由此就可以维持生计；也可以不再动荡；就可以正常地稳步晋升；这个阶层与社会的其他阶层脱离开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听从一个人，因此团结在一起；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也是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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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抗议说：考试并没有不民主之处，它对所有求职者一视同仁，因为美国教育体系本身就是民主的，连高等教育都是如此。[472]他们还重印了用过的试卷，为了证明未来的员工并非像人们想的那样，是美国哲学协会成员，或是常春藤大学联盟的毕业生。他们又做了统计，想要证明，比如在1881年之前就使用竞争考试的纽约海关，在接受考试或受到聘任的求职者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并不大。然而，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473]受过良好教育的公务员成了恐怖的幽灵，至死都困扰着专业政治家。甚至在加菲尔德总统[474]遇刺后，民众对行政改革的情绪日益高涨之时，他的继任者切斯特·A.阿瑟仍然向国会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他说行政考试只会让“理智的熟练”凌驾于其他品质之上；当与不成熟的青年大学生竞争时，经验丰富的人会处于劣势。[475]通过国会指挥行政改革提案的参议员乔治·H.彭德尔顿则觉得有必要让参议院放心，相信考试系统不会仅仅提供那种不公平地偏袒大学毕业生的“经院式考试”。[476]要不是因为加菲尔德遭到意外枪击，《彭德尔顿法案》提出的改革也许就会延后几乎一代人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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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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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者对专业政治家的攻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核心用语：无知、粗俗、自私、腐败。为了反击这些语言，专业政治家不得不做出充分的、具有号召力的回答。公开辩论成为关键的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安慰自己实实在在的愤怒之情，这也很重要。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当然让他们获得了明显的优势。然而，如果他们按照改革派设定的条件来进行辩论，那么就苦不堪言了。与所有处在政治边缘，因而不用承担决策和责任的人一样，改革派可以比专业政治家更游刃有余地保持他们自诩的纯洁。大部分改革派领袖都来自建制阶层的家庭，至少财富小康，有稳定的职业，他们并不直接靠政治谋生；比起专业政治家，他们更容易维持无私的氛围，他们认为这是行政事业的关键。除此之外，他们的确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更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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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的时候，政治家和大佬将批评他们的人具有的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贬低为政治上的累赘，他们质疑这些人难以胜任日常政治中的脏活和累活。如政治家所言，大佬和党务工作者都必须在普通人生存和谋生的烦恼的尘世中发挥作用。这不是道德和理想的世界，也不是教育和文化的世界：这是艰难的、属于男人的商业和政治领域。他们说，虽然改革派自称无私，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生活领域之外发表意见，却不用在这里工作，也不适合于这里。在努力奋斗、竞争、无情、崇尚物质的镀金时代的世界里，无私并不意味着纯洁，而是丧失自我，没有处理现实的能力，缺乏决断，全无阳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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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治家利用了美国男性刻板的偏见，他们主张：文化教养是不实用的，所以有文化的人毫无用处；文化教养是阴柔的，因此有文化的人女里女气。由于改革派对职位和权力有着隐秘的渴望，但对实用的必然性缺乏必要的理解，故而，他们把怨恨发泄到了成功者身上。他们对掌握职务和行使权力的人一味地吹毛求疵，虚伪地审查他们。詹姆斯·G.布莱因[477]曾说道，他们“是自满、愚蠢、自负、无知……之徒……他们吵闹，但人不多，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实用，野心勃勃，但不明智，自命不凡，势力又不够”。[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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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和政治家的冲突，让专业从政者在内心里，对政界中从未消失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在大都会明目张胆操作政治的、坦慕尼协会[479]的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有一番话就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宣称，假如坦慕尼协会的领袖“都是书呆子和大学教授”，那么，[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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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慕尼协会只能在四千年的选举中赢下一次而已。实际上，协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美国平民，他们来自人民，靠近人民；他们掌握了必需的教育，可以驱使那些有中间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对于本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我每时每刻都和他们相处融洽。当我走到他们当中，我从不炫耀我的语法，也不谈论宪法，不谈论电压有多少伏，我不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弄成一副比他们教育水平高的样子，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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