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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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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可以从书本里学到政治成功之道，他们脑子里塞满了大学中的各种陈腐玩意。他们错得不可能再离谱了。听清楚，我可不反对大学。我觉得，只要有书呆子，大学就得办下去；我想，大学还是在某些方面办了些好事，但是，它们在政治方面毫无价值。事实上，去大学上课的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不利。他也许会在政治中取得成功，但机会是一百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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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政治家来讲，把改革派说成虚伪和迂阔，还不够。他们的文化教养和挑剔的风格又证明了，这些“娘娘们们（namby-pamby），充当好好先生，小口嘬凉茶的绅士”[482]都缺乏阳刚气。他们有时还被人骂成“政治上的太监”（他们的政党背景并不确定，所以很容易被人转移到性别的不确定上）。尖刻的堪萨斯州参议员英格尔斯[483]曾经就因为他们缺乏党派忠诚而勃然大怒，指责他们是“第三性”——“不男不女的娘们；当爹生不了，当妈怀不上；不孕不育；让男人鄙视，被女人笑话，注定绝后，光棍，灭亡”。[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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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派在1872年自由共和党运动中浮现出来，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他们就被分赃派中最为耀眼的一位人物，罗斯科·康克林[485]，斥责为“理想主义者、教授学究、牢骚满腹之徒的聚会”。[486]康克林也发明了一套经典的美国式的骂人话，他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缺乏阳刚气这种指责的含义。被他骂的人是乔治·威廉·库尔蒂斯。库尔蒂斯曾在德国的大学就读，当时为《哈泼氏》编辑，改革派之翘楚，诸如布莱恩特、洛威尔、萨姆纳，都是他的好友；他也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在政界中主动出击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次事件发生于1877年的纽约州共和党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该党的大佬和改革派之争变得尖锐起来。轮到康克林发言时，他问道：“这些在报纸上和别的地方教训共和党人，在共和党和它的良知、信仰面前扮演老师的都是何许人也？”他接着答道：“其中有些是卖女帽的男人，有些是半吊子，有些是政治中的尸位素餐之徒。”——“卖女帽的男人”一词引起了哄堂的嘲笑，它影射的是库尔蒂斯的杂志新近发表的时尚文章。在批评了改革者炫耀“自己纯洁无瑕的薄薄的外表”之后，他又嘲笑了他们所谓的变节和虚伪，以及他们“令人作呕、满口仁义的自命清高”；最后，他说：“他们忘记了，党可不是靠风度举止、女士杂志、滔滔不绝的讲话建立起来的……”[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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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康克林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普兰基特后来说“有中间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时想要表达的看法。改革派有教养的品性和彬彬有礼的举止都暗示着他们的阴柔之气。文化就意味着阴性；女士杂志的编辑身份也证明了库尔蒂斯就是如此。与之相比，参议员麦卡锡等人前不久攻击美国国务院中来自东部地区，在英语为中心的预科学校学习的工作人员，指责他们是同性恋，这在美国的骂人历史中已经不算新鲜话了。当时的许多人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卖女鞋的男人”，有一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虽然纽约的《论坛报》全文刊载了康克林的讲话，记录了这个不敬的词，但是，当康克林的侄子在他叔叔的传记中描述此次事件时，却用星号代替，似乎这是一个明显的不雅之词，所以他把它删掉。[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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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对改革派的不正常性格达成了不言而喻的共识，其基础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它后来被几乎所有男性和大部分女性所接受：从事政治生活是男性的特权，因为女性被排除，那么可以推出，在政治中发挥有效作用的能力实际上是检验男性气概的标准。政治活动是男人的事，而从事改革运动（至少是美国的改革运动）就意味着永远与好斗、挑错（reforming）、讲道德的（moralizing）女人有瓜葛——看看废奴主义者的例子。[489]在围绕女性选举权进行的争论中，通常的男性看法就是，如果女人进入了必然肮脏的男人的政治世界，那么她们会玷污自己，而且搞乱自己的性别；参议员英格尔斯就曾说过，政治世界的纯洁只是“彩虹色的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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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人入侵政治，她们就会男性化，正如男人支持改革，他们就会女性化。贺拉斯·布什奈尔[490]曾建议，如果女人能投票，而且就这样进行几百年，那么“女人的面貌和气质都会改变”。女人的外表会变得有棱角，身体变得结实，嗓音变得锐利，行动生硬、唐突，她们会自作主张，充满意志力和胆气，极为渴望地位和权力。可以料想，女人在政治中做出决断，那就是一场噩梦，因为她们实际上会“改变生理结构，变得又高，又壮，大手，大脚，脑袋都会更重”，很可能，她们会“瘦削，棱角分明，又细，又干，具备所有令人失望、过分激发出来的性情”。[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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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政治上的限制，女人总是不得不体现出比男人还要强烈的道德纯洁（虽然这种纯洁被认为是一种脆弱）；[492]人们习惯上说，通过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们才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只要她们远离政治，理想和纯洁的王国就属于她们。同理，现实和肮脏交易的王国如果必定存在，则它们属于男人；改革派自认为将更加纯洁、无私的个人理想带入政治，而他们的对手却指责他们试图将政治女性化，并混淆性别领域。正如女人进入政治，就弄乱了自己的性别，改革派将女性的标准——道德性——引入政治生活，他们也搞乱了自己的性别。有一句老话，说改革派是“长发的男人，短发的女人”，就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这种流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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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493]中，其中心主题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要求女性选举权是有悖常理地搞乱性别，甚至是丧失人性。与布什奈尔一样，詹姆斯也担心女人违反常情的好斗和女性原则会毁掉男人的世界。他的主人公，南方人巴西尔·兰索姆（Basil Ransom）大声疾呼：[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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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代人都成了女人；世界上听不到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女里女气、神经兮兮、歇斯底里、唠唠叨叨、满口说教的时代，空话连篇，故作柔弱，夸大焦虑，过分敏感；如果我们不多加小心，那么它就变成了曾经出现过的最低能、最肤浅、最狂妄、由平庸主宰的时代。我想要维持的，或者可以说，我想要复兴的，正是阳刚气，它是一种勇敢坚忍、了解现实、毫无畏惧、直面世界，并把它视为奇怪而且有些卑贱的混合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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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认为这个世界已然失去了男人气，当然，它并不是吉姆·菲斯克[495]、卡内基、洛克菲勒或铁路大亨们的世界，也不是特威德帮[496]、罗斯科·康克林的世界；相反，它是有文化之人的世界，是东部社会。波士顿就是缩影，放眼整个美国，没有人比詹姆斯更熟悉了，在那里，这些人的学问曾经与生活中男性在行动和决断上的坚定相提并论。似乎在这个社会中，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将思想领域和道德顾虑与行动和决断中的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差不多是一种痛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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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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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气”和“无能”这两个污名，成了改革派的不利因素，无论改革派是不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都标志着改革派与美国主流政界彻底绝缘。在第一拨遭遇到这种质疑的人中，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一例。罗斯福也是从改革派领袖那个社会和教育阶层中选拔上来的，他年轻时就坚决认为，改革派身上受到指责的缺陷都的确存在，如果改革想搞出点成就，那么在他们的阶层中，必须出现一种新型的更有力的人来担任他们的领袖。在他的《自传》中，他回忆道，那时的改革派[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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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亲切、优雅的绅士，他们不满政治腐败，会在客厅和会客室议论一番，但是，对于实际生活中的实际人物，他们束手无策。他们善于大呼小叫地要求“改革”，就好像它是蛋糕一样，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现实里的群众中施舍的具体物件，只要要求得紧迫，就可以如此。这些会客室里的改革者热衷批评，他们以此来弥补行动中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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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奥多·罗斯福写下这些话时，他已经怀着强烈、难以遏制的恨意与葛德金之流的改革者分道扬镳。之所以如此，对前者而言，是因为他们认为罗斯福背叛道德，这让他感到愤怒；而对后者而言，是因为他们全然不解有如此出身的人竟然在道德上妥协。但是，罗斯福在整个美国深得民心，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虽然他被描绘为东部人、作家、小康阶层的哈佛人，但是，他懂得如何与牛仔和硬汉骑兵[498]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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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的家族和友人并不赞同，但他还是在1880年加入了离家不远的杰克·赫斯[499]共和党俱乐部，从而投身政界，从基层干起。虽然在起初，他厌恶环境，拒绝充当马仔，但还是坚持不懈地玩起了政治游戏。次年，他在这家政治集团中赢得了充分的支持，被派往奥尔巴尼的州议会。从罗斯福二十三岁首次踏入纽约州议会开始，他就一直承受着当时流行的污名。如亨利·F.普林格尔[500]所写：“他不但出自纽约的小康之家，还是一位哈佛人。他的眼镜末端系着一条女里女气的黑丝带。一句话，他是个纨绔子弟；他是比英国劣质的美国生出来的又一块笑料。甚至同为新议员，与罗斯福有过多次并肩作战的以撒·L.亨特也这样回忆：他就是‘一个笑话……像纨绔子弟一样梳头发、说话——所有方面都是’。”按照普林格尔所论，罗斯福的举止、合乎语法的英语、对衣着的品味都成了不利因素；此外，按照当时人所说，面对着“说方言的纽约第一批移民后代”的主席，他却用着滑稽的高嗓门发言，这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就这样，罗斯福在不祥的气氛中开始了事业。[501]他的对手很快给他贴上标签，说他是大学养出来的娘炮。当纽约的《世界报》[502]得知美国的大学兄弟会阿尔法·德塔·斐有四名成员在州议会选举委员会（Assembly Elections Committee）任职时，报纸写道：“哎呀！哎呀！罗斯福老弟卖起了议会委员会的官职了。让阿尔法·德塔人给老妈的标志蒙上绉纱吧。”“手上长茧的（horny-handed）纽约州选民会惊讶又恶心地得知，某些头上长角（horny-headed）的议员和律师正在把‘大学政治’引入议会竞选。毫无疑问，阿尔法·德塔·斐兄弟会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无忧无虑、开心愉快的消遣，但它恰恰不是培养成熟的领导才干的可靠向导。”[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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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罗斯福设法塑造的鲜明的个人形象开始占据报纸。他的活力和真诚也开始赢得热情的回应；他的教育和背景并未妨碍他得到支持和关注。一位北部的主笔就觉得“很欣慰，能看到一位少见的、有钱、有文化的年轻人，不关心怎么在社会中享乐——而是想把好运带给公共事业”。一家波士顿报纸认为，尽管他“讲究文采”，但他还是做了一番“睿智、冷静的共和党人式的演说”。另一家报纸认为，虽然他“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名牌大学趸来了……一大堆理论”，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出色的、具有实践思想的青年”。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担心理智训练会妨碍年轻人理解普通公民的问题，但是，它也承认，罗斯福具备的“文化，并未让他脱离人民的事业”。随着罗斯福担任了行政委员，有位主笔终于可以说：“他的改革不会沦为文章消遣，也不会用来掩饰自己对党派的屈服从而变成虚伪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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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西部地区的熟悉以及他经营大牧场的经历，为他树立男性气概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他被描绘成“有男人味、体格健壮、充满活力的人……他喜欢在中西部地区搞大型狩猎，他在那里还拥有大牧场”，“他早年间在西部摸爬滚打时就学会了自我保护的本事”。他接触印第安人时留下的英雄般的传奇，被人们一再讲述。他的狩猎技巧也成了政治资本：“在追踪分赃者时，他同样能把真正的运动精神展现出来，就像他在落基山追捕灰熊；在向行政腐败开火时，他就如同拿着装弹匣的来复枪近距离射击一样。”在改革者中，只有罗斯福的生涯体现出了，行政改革与危险的狩猎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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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商业、愤世、阴柔的世界不同，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的是西部、户外、有活力、精力充沛、有男人气的生活方式和“真诚”、有理想的态度。罗斯福心里清楚，他成功地凸显出了教育、改革与活力、男人气的兼容；他还主动地将这一关键思想传达给年轻一代。1894年，他受邀为哈佛毕业生讲演，他选择的主题是“政治中的考绩制（meritsystem）和男性气概”；他鼓励听众，不仅仅要当“好人，还要当有阳刚之气的人，不要让坏人具备了男人的品质”。在19世纪90年代，他尤为突出地大声呼吁，激励美国人承担起积极、艰难、实践，但又有理想的政治斗争。他常常说，“奋斗的生活[504]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张，除此之外，它还是为了国内的政治改革”。他一再表明，好的美国人不会一味地批评；他会行动。他会让自己投身于“粗俗喧嚣的党团会议”，他会参与进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会拒绝跟“有时粗鲁、粗鄙，有时理想不够，但又有能力、老练、有效的人”打交道。他应该培养“更粗犷、更有男人气的美德，尤其是那种在道德和身体方面的个人的勇敢美德”。他必须“在身心上都充满活力”，拥有那种士兵具备的、受人赞颂的“强健的美德”，“这是男性的战斗品质，没有它，国家……就什么也不是”。“因为一上来遇到挫折，因为工作太难、太讨厌就回避斗争，这是没有男人气、胆小如鼠的表现。”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阶层更应该去除“虚弱的温良性格”，不要“逃避必须去干的艰苦的粗活”，不要“浅尝辄止”，那样就成了“有文化但无能，喜欢小玩意儿的人”，而非真正的能手。[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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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严重的经济萧条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在这样的焦虑中，罗斯福的这种态度广受欢迎。有家加利福尼亚的报纸写道：“成熟男人的热情和力量是美国政府现在需要的品质，尤其是在这个政治和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处于过渡之中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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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激进国家主义和奋斗生活的宣传有助于充分塑造自己的进取形象。美国出现了这样一位从政的知识分子：他具备杰克逊的斗争和决断的品质，他不像杰斐逊或约翰·昆西·亚当斯之流的学院派那样胆小如鼠，他也没有库尔蒂斯太监一般的优柔寡断。他是明白无误的“斗士”。“他热爱斗争，但是，他的所有斗争都是为了好的政府。罗斯福就是‘进取’的代名词。”1896年，当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受到了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和赫尔曼·冯·豪斯特（Hermann von Holst）这样的学者的抨击时，克利夫兰的《世界报》在罗斯福那里找到了克服这种胆怯学问的完美解药。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犹如“爱国的和风……吹过没有爱国心的盐碱地，伍尔西、冯·豪斯特之流的教授都在那里蒸发殆尽；这股受人欢迎的新鲜空气恰恰来自一位跟他们一样有学问的人”。如果男人气的爱国心和好斗精神还不够的话，罗斯福在西班牙战争中随硬汉骑兵团服役的事情也可以补充进来，这段广为人知的经历，毫无疑问，让他成为国家英雄。1899年，《哈泼氏周刊》断言：“他深得民心，这源自他身上具有的、大部分男人都喜欢的阳刚之气。”“他们喜欢这位马背上的男人，喜欢这样的形象——无论他骑马时，追的是西班牙人，是熊，还是犍牛；无论他是战士，是猎人，还是牧场主。”1900年[506]，底特律的《新闻报》描述了群众为罗斯福欢呼的场面，然后说：“正是此人，他将大学生和牛仔团结成了一个反差明显的整体，他带着他们，席卷了当今的历史；男人声嘶力竭地为他喝彩，女人奉上甜美的赞颂之辞。”第二年，芝加哥的《日报》又说：“难以料想，贫血虚弱、城里长大、总在剧院后台转悠、耽于享乐的青年会同情西奥多·罗斯福这种真正的男儿。但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血管里流淌着鲜红之血的美国人，却懂得如何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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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化的商业文明，被严重的萧条困扰，并且第一次因为担心衰落而感到焦虑时，它也欢迎起了罗斯福，认为他预示着，一代更有活力和阳刚气的人出现了。在罗斯福的帮助下，志在改革、受过良好教育的显贵一族的声望得以恢复，他还给他们重新注入了男性美德，这些都为进步主义铺平了道路。倍感艰辛困苦的美国男人，能在响应这种理想主义和改革时，毫不担忧自己会失去阳刚之气。在罗斯福这里，有人找到了那种美国流行的政治偶像的原型：这样的政治家，他雄心勃勃，怀疑自己受到的教育太过文雅，怀疑自己太过理想主义，有过多理智方面的旨趣，但如果他拿得出军队服役的记录，那么他就能符合要求；如果没有，那么加入一支橄榄球队[507]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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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从反面破除了绅士学者在政治中的女性化和无能的形象，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他还开始证明，这一类人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在罗斯福及其同时代人所接替的上一代人中，知识分子在要求领导权时提出的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智力和道德品质让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而西奥多·罗斯福这一代人却更愿意把这种要求建立在这样的理由上：他们在美国的国家格局中发挥着独特而且必要的功能。在他们看来，学者在政治中的地位立足于他们掌握的某种有用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对于政府发挥积极的功能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由此，这段让绅士——改革者失意的时期行将结束。随着进步一代的涌现，专家学者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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