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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行政制度展开的争论表明：专业政治家担心，对能力、文化、智力的要求会威胁到政治机器依赖的分赃原则；面对着这种威胁，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他们会毫无节制地煽风点火。一位印第安纳州众议员就描述了这样可怕的前景：比如说，在竞争考试中，弗吉尼亚华盛顿学院——罗伯特·李曾担任校长——的一个毕业生，会比一名“西部普通学校或讲习班里出来，但在奇克莫加河[464]上失去一条胳膊”的残疾士兵发挥得更为出色。他说，人民“可不愿意让叛军学院的学生凭借竞争考试和学业成绩，来取代残疾、爱国的共和国士兵。虽然他们在教育水平上毫无优势，但实践经验更丰富，更适合这个岗位”。[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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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马修·H.卡朋特的话如出一辙，他斥责道，在内战时，[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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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英勇的年轻人与战争的风暴搏斗，而没有爱国心的公民，他们的儿子却享受着大学课程的好处。如今，我们伤残的士兵返乡，申请联邦政府的岗位，他们完全有能力履行职务，却遭到拒绝，就因为他们不知道好望角潮汐的波动，不知道月球离地球有多近，不知道流入里海的主要河流都叫什么名字，他们就要让位给那些满脑子书本知识和原理的人。他们可是为自己的国家流过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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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参议员指出，“进天堂的资格可并不取决于竞争考试的结果”；然后，他又重提了正规教育和实践智慧的对立，只不过换了套说法：“填鸭式教学弄出来的傻瓜，在耶鲁拿了文凭，刚刚摆脱填鸭不久，他就在所有行政岗位上成为首选，胜过了最有能力、最成功、最正直的美国商人；而后者并没有很早接受教育，从中获益，他们的头脑也长期致力于实用性的追求，使得学院知识的细枝末节随着海岬的消失，通通退去，此时，水手就能跟自己的祖国道声晚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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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论并非那些煽动仇恨的北方人所独有。密西西比州众议员麦基（McKee）也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教育程度这个标准让美国教育贫乏地区几乎不再能享有旧式的、按地域标准任命职务的权利。他直言不讳地抱怨说，如果要求能力，那么他就没法再为密西西比州选民工作了。他说：“假设，几个小妞从新墨西哥州来到这里求职，也许，她并不知道墨西哥湾暖流向北，还是向南流，她或许认为是竖着流；她也许回答说，‘日本洋流’跟英国醋栗是一类东西。但是，虽然她具备了寻找小工作的能力，却还是被遣送回家；这个地方留给了一些戴着眼镜的太太，她们很可能跟新墨西哥人一样，连一半的本土意识也没有。”[467]麦基又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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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我的一位选民，他比你们整个行政班子懂得还要多。他在密西西比长大，然后到了这里。他们觉得他连级别最低的文书都干不了。但是如今，他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最大的一家银行里当上了收银员或出纳。他们把他的岗位给了一位缅因州来的戴眼镜的学究。就这位学究的业务能力和常识来说，他连给擦皮鞋的当文书也不适合。［笑声。］这就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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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批评行政制度的人成功地在公众的头脑中制造出了这样一种针对行政改革的看法：它不但脱离现实，而且可怕，所以才激起了平等主义情绪、政治机器的贪婪和反智主义思潮。E.L.葛德金曾经评论说，当改革引起的纷扰第一次出现时，产生的反应就是，把它完全当成“一连串空想的努力，它想复兴一个让文人阶层可以打发闲工夫的社会”。1868到1878年，在政治圈子内部，它既遭人厌恶，又被带调侃地理解为“哭鼻子的行政改革”。“改革派有时被说成是一种幻想太平盛世的人，有时候说成优柔寡断之徒，他们把政治社会视为用温和的劝道、廉价的奖励就能管理的主日学校；对于他们，务实者不会跟他们理论，迁就一下就行了，因为这样并不会伤害到他们。”[468]专业政治家顺利地让自己相信：行政改革是在偏袒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它会把职位仅仅留给大学毕业的世袭贵族；行政考试中问的全都是毫无道理、只有圈内人才懂的问题。（对此，R.R.鲍克[469]反对说：“好多人都说或者写道，‘［考试时］会问一个扫大街的有关古代史、天文学和梵语的问题’，这都是胡说八道。”）文化竞争考试的观念给反改革派造成了恐慌，而且毫无疑问，恐慌也蔓延到了许多潜在的求职者当中。一位明确反对改革的人士宣称：“因此，”[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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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行政机构，就要去过竞争考试的窄门，实际上，入口仅仅留给了大学毕业生，这样，它就接纳了皮尔斯，拒绝了林肯[471]；受到偏袒的少数人由此就可以维持生计；也可以不再动荡；就可以正常地稳步晋升；这个阶层与社会的其他阶层脱离开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听从一个人，因此团结在一起；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也是三军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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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抗议说：考试并没有不民主之处，它对所有求职者一视同仁，因为美国教育体系本身就是民主的，连高等教育都是如此。[472]他们还重印了用过的试卷，为了证明未来的员工并非像人们想的那样，是美国哲学协会成员，或是常春藤大学联盟的毕业生。他们又做了统计，想要证明，比如在1881年之前就使用竞争考试的纽约海关，在接受考试或受到聘任的求职者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并不大。然而，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473]受过良好教育的公务员成了恐怖的幽灵，至死都困扰着专业政治家。甚至在加菲尔德总统[474]遇刺后，民众对行政改革的情绪日益高涨之时，他的继任者切斯特·A.阿瑟仍然向国会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他说行政考试只会让“理智的熟练”凌驾于其他品质之上；当与不成熟的青年大学生竞争时，经验丰富的人会处于劣势。[475]通过国会指挥行政改革提案的参议员乔治·H.彭德尔顿则觉得有必要让参议院放心，相信考试系统不会仅仅提供那种不公平地偏袒大学毕业生的“经院式考试”。[476]要不是因为加菲尔德遭到意外枪击，《彭德尔顿法案》提出的改革也许就会延后几乎一代人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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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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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者对专业政治家的攻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核心用语：无知、粗俗、自私、腐败。为了反击这些语言，专业政治家不得不做出充分的、具有号召力的回答。公开辩论成为关键的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安慰自己实实在在的愤怒之情，这也很重要。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当然让他们获得了明显的优势。然而，如果他们按照改革派设定的条件来进行辩论，那么就苦不堪言了。与所有处在政治边缘，因而不用承担决策和责任的人一样，改革派可以比专业政治家更游刃有余地保持他们自诩的纯洁。大部分改革派领袖都来自建制阶层的家庭，至少财富小康，有稳定的职业，他们并不直接靠政治谋生；比起专业政治家，他们更容易维持无私的氛围，他们认为这是行政事业的关键。除此之外，他们的确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更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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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的时候，政治家和大佬将批评他们的人具有的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贬低为政治上的累赘，他们质疑这些人难以胜任日常政治中的脏活和累活。如政治家所言，大佬和党务工作者都必须在普通人生存和谋生的烦恼的尘世中发挥作用。这不是道德和理想的世界，也不是教育和文化的世界：这是艰难的、属于男人的商业和政治领域。他们说，虽然改革派自称无私，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生活领域之外发表意见，却不用在这里工作，也不适合于这里。在努力奋斗、竞争、无情、崇尚物质的镀金时代的世界里，无私并不意味着纯洁，而是丧失自我，没有处理现实的能力，缺乏决断，全无阳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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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治家利用了美国男性刻板的偏见，他们主张：文化教养是不实用的，所以有文化的人毫无用处；文化教养是阴柔的，因此有文化的人女里女气。由于改革派对职位和权力有着隐秘的渴望，但对实用的必然性缺乏必要的理解，故而，他们把怨恨发泄到了成功者身上。他们对掌握职务和行使权力的人一味地吹毛求疵，虚伪地审查他们。詹姆斯·G.布莱因[477]曾说道，他们“是自满、愚蠢、自负、无知……之徒……他们吵闹，但人不多，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实用，野心勃勃，但不明智，自命不凡，势力又不够”。[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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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和政治家的冲突，让专业从政者在内心里，对政界中从未消失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在大都会明目张胆操作政治的、坦慕尼协会[479]的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有一番话就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宣称，假如坦慕尼协会的领袖“都是书呆子和大学教授”，那么，[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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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慕尼协会只能在四千年的选举中赢下一次而已。实际上，协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美国平民，他们来自人民，靠近人民；他们掌握了必需的教育，可以驱使那些有中间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对于本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我每时每刻都和他们相处融洽。当我走到他们当中，我从不炫耀我的语法，也不谈论宪法，不谈论电压有多少伏，我不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弄成一副比他们教育水平高的样子，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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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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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可以从书本里学到政治成功之道，他们脑子里塞满了大学中的各种陈腐玩意。他们错得不可能再离谱了。听清楚，我可不反对大学。我觉得，只要有书呆子，大学就得办下去；我想，大学还是在某些方面办了些好事，但是，它们在政治方面毫无价值。事实上，去大学上课的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不利。他也许会在政治中取得成功，但机会是一百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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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政治家来讲，把改革派说成虚伪和迂阔，还不够。他们的文化教养和挑剔的风格又证明了，这些“娘娘们们（namby-pamby），充当好好先生，小口嘬凉茶的绅士”[482]都缺乏阳刚气。他们有时还被人骂成“政治上的太监”（他们的政党背景并不确定，所以很容易被人转移到性别的不确定上）。尖刻的堪萨斯州参议员英格尔斯[483]曾经就因为他们缺乏党派忠诚而勃然大怒，指责他们是“第三性”——“不男不女的娘们；当爹生不了，当妈怀不上；不孕不育；让男人鄙视，被女人笑话，注定绝后，光棍，灭亡”。[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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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派在1872年自由共和党运动中浮现出来，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他们就被分赃派中最为耀眼的一位人物，罗斯科·康克林[485]，斥责为“理想主义者、教授学究、牢骚满腹之徒的聚会”。[486]康克林也发明了一套经典的美国式的骂人话，他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缺乏阳刚气这种指责的含义。被他骂的人是乔治·威廉·库尔蒂斯。库尔蒂斯曾在德国的大学就读，当时为《哈泼氏》编辑，改革派之翘楚，诸如布莱恩特、洛威尔、萨姆纳，都是他的好友；他也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在政界中主动出击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次事件发生于1877年的纽约州共和党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该党的大佬和改革派之争变得尖锐起来。轮到康克林发言时，他问道：“这些在报纸上和别的地方教训共和党人，在共和党和它的良知、信仰面前扮演老师的都是何许人也？”他接着答道：“其中有些是卖女帽的男人，有些是半吊子，有些是政治中的尸位素餐之徒。”——“卖女帽的男人”一词引起了哄堂的嘲笑，它影射的是库尔蒂斯的杂志新近发表的时尚文章。在批评了改革者炫耀“自己纯洁无瑕的薄薄的外表”之后，他又嘲笑了他们所谓的变节和虚伪，以及他们“令人作呕、满口仁义的自命清高”；最后，他说：“他们忘记了，党可不是靠风度举止、女士杂志、滔滔不绝的讲话建立起来的……”[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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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康克林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普兰基特后来说“有中间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时想要表达的看法。改革派有教养的品性和彬彬有礼的举止都暗示着他们的阴柔之气。文化就意味着阴性；女士杂志的编辑身份也证明了库尔蒂斯就是如此。与之相比，参议员麦卡锡等人前不久攻击美国国务院中来自东部地区，在英语为中心的预科学校学习的工作人员，指责他们是同性恋，这在美国的骂人历史中已经不算新鲜话了。当时的许多人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卖女鞋的男人”，有一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虽然纽约的《论坛报》全文刊载了康克林的讲话，记录了这个不敬的词，但是，当康克林的侄子在他叔叔的传记中描述此次事件时，却用星号代替，似乎这是一个明显的不雅之词，所以他把它删掉。[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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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对改革派的不正常性格达成了不言而喻的共识，其基础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它后来被几乎所有男性和大部分女性所接受：从事政治生活是男性的特权，因为女性被排除，那么可以推出，在政治中发挥有效作用的能力实际上是检验男性气概的标准。政治活动是男人的事，而从事改革运动（至少是美国的改革运动）就意味着永远与好斗、挑错（reforming）、讲道德的（moralizing）女人有瓜葛——看看废奴主义者的例子。[489]在围绕女性选举权进行的争论中，通常的男性看法就是，如果女人进入了必然肮脏的男人的政治世界，那么她们会玷污自己，而且搞乱自己的性别；参议员英格尔斯就曾说过，政治世界的纯洁只是“彩虹色的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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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人入侵政治，她们就会男性化，正如男人支持改革，他们就会女性化。贺拉斯·布什奈尔[490]曾建议，如果女人能投票，而且就这样进行几百年，那么“女人的面貌和气质都会改变”。女人的外表会变得有棱角，身体变得结实，嗓音变得锐利，行动生硬、唐突，她们会自作主张，充满意志力和胆气，极为渴望地位和权力。可以料想，女人在政治中做出决断，那就是一场噩梦，因为她们实际上会“改变生理结构，变得又高，又壮，大手，大脚，脑袋都会更重”，很可能，她们会“瘦削，棱角分明，又细，又干，具备所有令人失望、过分激发出来的性情”。[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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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政治上的限制，女人总是不得不体现出比男人还要强烈的道德纯洁（虽然这种纯洁被认为是一种脆弱）；[492]人们习惯上说，通过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们才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只要她们远离政治，理想和纯洁的王国就属于她们。同理，现实和肮脏交易的王国如果必定存在，则它们属于男人；改革派自认为将更加纯洁、无私的个人理想带入政治，而他们的对手却指责他们试图将政治女性化，并混淆性别领域。正如女人进入政治，就弄乱了自己的性别，改革派将女性的标准——道德性——引入政治生活，他们也搞乱了自己的性别。有一句老话，说改革派是“长发的男人，短发的女人”，就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这种流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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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493]中，其中心主题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要求女性选举权是有悖常理地搞乱性别，甚至是丧失人性。与布什奈尔一样，詹姆斯也担心女人违反常情的好斗和女性原则会毁掉男人的世界。他的主人公，南方人巴西尔·兰索姆（Basil Ransom）大声疾呼：[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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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代人都成了女人；世界上听不到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女里女气、神经兮兮、歇斯底里、唠唠叨叨、满口说教的时代，空话连篇，故作柔弱，夸大焦虑，过分敏感；如果我们不多加小心，那么它就变成了曾经出现过的最低能、最肤浅、最狂妄、由平庸主宰的时代。我想要维持的，或者可以说，我想要复兴的，正是阳刚气，它是一种勇敢坚忍、了解现实、毫无畏惧、直面世界，并把它视为奇怪而且有些卑贱的混合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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