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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认为这个世界已然失去了男人气，当然，它并不是吉姆·菲斯克[495]、卡内基、洛克菲勒或铁路大亨们的世界，也不是特威德帮[496]、罗斯科·康克林的世界；相反，它是有文化之人的世界，是东部社会。波士顿就是缩影，放眼整个美国，没有人比詹姆斯更熟悉了，在那里，这些人的学问曾经与生活中男性在行动和决断上的坚定相提并论。似乎在这个社会中，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将思想领域和道德顾虑与行动和决断中的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差不多是一种痛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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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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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气”和“无能”这两个污名，成了改革派的不利因素，无论改革派是不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都标志着改革派与美国主流政界彻底绝缘。在第一拨遭遇到这种质疑的人中，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一例。罗斯福也是从改革派领袖那个社会和教育阶层中选拔上来的，他年轻时就坚决认为，改革派身上受到指责的缺陷都的确存在，如果改革想搞出点成就，那么在他们的阶层中，必须出现一种新型的更有力的人来担任他们的领袖。在他的《自传》中，他回忆道，那时的改革派[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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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亲切、优雅的绅士，他们不满政治腐败，会在客厅和会客室议论一番，但是，对于实际生活中的实际人物，他们束手无策。他们善于大呼小叫地要求“改革”，就好像它是蛋糕一样，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现实里的群众中施舍的具体物件，只要要求得紧迫，就可以如此。这些会客室里的改革者热衷批评，他们以此来弥补行动中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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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奥多·罗斯福写下这些话时，他已经怀着强烈、难以遏制的恨意与葛德金之流的改革者分道扬镳。之所以如此，对前者而言，是因为他们认为罗斯福背叛道德，这让他感到愤怒；而对后者而言，是因为他们全然不解有如此出身的人竟然在道德上妥协。但是，罗斯福在整个美国深得民心，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虽然他被描绘为东部人、作家、小康阶层的哈佛人，但是，他懂得如何与牛仔和硬汉骑兵[498]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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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的家族和友人并不赞同，但他还是在1880年加入了离家不远的杰克·赫斯[499]共和党俱乐部，从而投身政界，从基层干起。虽然在起初，他厌恶环境，拒绝充当马仔，但还是坚持不懈地玩起了政治游戏。次年，他在这家政治集团中赢得了充分的支持，被派往奥尔巴尼的州议会。从罗斯福二十三岁首次踏入纽约州议会开始，他就一直承受着当时流行的污名。如亨利·F.普林格尔[500]所写：“他不但出自纽约的小康之家，还是一位哈佛人。他的眼镜末端系着一条女里女气的黑丝带。一句话，他是个纨绔子弟；他是比英国劣质的美国生出来的又一块笑料。甚至同为新议员，与罗斯福有过多次并肩作战的以撒·L.亨特也这样回忆：他就是‘一个笑话……像纨绔子弟一样梳头发、说话——所有方面都是’。”按照普林格尔所论，罗斯福的举止、合乎语法的英语、对衣着的品味都成了不利因素；此外，按照当时人所说，面对着“说方言的纽约第一批移民后代”的主席，他却用着滑稽的高嗓门发言，这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就这样，罗斯福在不祥的气氛中开始了事业。[501]他的对手很快给他贴上标签，说他是大学养出来的娘炮。当纽约的《世界报》[502]得知美国的大学兄弟会阿尔法·德塔·斐有四名成员在州议会选举委员会（Assembly Elections Committee）任职时，报纸写道：“哎呀！哎呀！罗斯福老弟卖起了议会委员会的官职了。让阿尔法·德塔人给老妈的标志蒙上绉纱吧。”“手上长茧的（horny-handed）纽约州选民会惊讶又恶心地得知，某些头上长角（horny-headed）的议员和律师正在把‘大学政治’引入议会竞选。毫无疑问，阿尔法·德塔·斐兄弟会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无忧无虑、开心愉快的消遣，但它恰恰不是培养成熟的领导才干的可靠向导。”[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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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快，罗斯福设法塑造的鲜明的个人形象开始占据报纸。他的活力和真诚也开始赢得热情的回应；他的教育和背景并未妨碍他得到支持和关注。一位北部的主笔就觉得“很欣慰，能看到一位少见的、有钱、有文化的年轻人，不关心怎么在社会中享乐——而是想把好运带给公共事业”。一家波士顿报纸认为，尽管他“讲究文采”，但他还是做了一番“睿智、冷静的共和党人式的演说”。另一家报纸认为，虽然他“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名牌大学趸来了……一大堆理论”，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出色的、具有实践思想的青年”。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担心理智训练会妨碍年轻人理解普通公民的问题，但是，它也承认，罗斯福具备的“文化，并未让他脱离人民的事业”。随着罗斯福担任了行政委员，有位主笔终于可以说：“他的改革不会沦为文章消遣，也不会用来掩饰自己对党派的屈服从而变成虚伪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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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西部地区的熟悉以及他经营大牧场的经历，为他树立男性气概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他被描绘成“有男人味、体格健壮、充满活力的人……他喜欢在中西部地区搞大型狩猎，他在那里还拥有大牧场”，“他早年间在西部摸爬滚打时就学会了自我保护的本事”。他接触印第安人时留下的英雄般的传奇，被人们一再讲述。他的狩猎技巧也成了政治资本：“在追踪分赃者时，他同样能把真正的运动精神展现出来，就像他在落基山追捕灰熊；在向行政腐败开火时，他就如同拿着装弹匣的来复枪近距离射击一样。”在改革者中，只有罗斯福的生涯体现出了，行政改革与危险的狩猎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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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商业、愤世、阴柔的世界不同，西奥多·罗斯福代表的是西部、户外、有活力、精力充沛、有男人气的生活方式和“真诚”、有理想的态度。罗斯福心里清楚，他成功地凸显出了教育、改革与活力、男人气的兼容；他还主动地将这一关键思想传达给年轻一代。1894年，他受邀为哈佛毕业生讲演，他选择的主题是“政治中的考绩制（meritsystem）和男性气概”；他鼓励听众，不仅仅要当“好人，还要当有阳刚之气的人，不要让坏人具备了男人的品质”。在19世纪90年代，他尤为突出地大声呼吁，激励美国人承担起积极、艰难、实践，但又有理想的政治斗争。他常常说，“奋斗的生活[504]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张，除此之外，它还是为了国内的政治改革”。他一再表明，好的美国人不会一味地批评；他会行动。他会让自己投身于“粗俗喧嚣的党团会议”，他会参与进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会拒绝跟“有时粗鲁、粗鄙，有时理想不够，但又有能力、老练、有效的人”打交道。他应该培养“更粗犷、更有男人气的美德，尤其是那种在道德和身体方面的个人的勇敢美德”。他必须“在身心上都充满活力”，拥有那种士兵具备的、受人赞颂的“强健的美德”，“这是男性的战斗品质，没有它，国家……就什么也不是”。“因为一上来遇到挫折，因为工作太难、太讨厌就回避斗争，这是没有男人气、胆小如鼠的表现。”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阶层更应该去除“虚弱的温良性格”，不要“逃避必须去干的艰苦的粗活”，不要“浅尝辄止”，那样就成了“有文化但无能，喜欢小玩意儿的人”，而非真正的能手。[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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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严重的经济萧条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在这样的焦虑中，罗斯福的这种态度广受欢迎。有家加利福尼亚的报纸写道：“成熟男人的热情和力量是美国政府现在需要的品质，尤其是在这个政治和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处于过渡之中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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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激进国家主义和奋斗生活的宣传有助于充分塑造自己的进取形象。美国出现了这样一位从政的知识分子：他具备杰克逊的斗争和决断的品质，他不像杰斐逊或约翰·昆西·亚当斯之流的学院派那样胆小如鼠，他也没有库尔蒂斯太监一般的优柔寡断。他是明白无误的“斗士”。“他热爱斗争，但是，他的所有斗争都是为了好的政府。罗斯福就是‘进取’的代名词。”1896年，当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受到了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和赫尔曼·冯·豪斯特（Hermann von Holst）这样的学者的抨击时，克利夫兰的《世界报》在罗斯福那里找到了克服这种胆怯学问的完美解药。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犹如“爱国的和风……吹过没有爱国心的盐碱地，伍尔西、冯·豪斯特之流的教授都在那里蒸发殆尽；这股受人欢迎的新鲜空气恰恰来自一位跟他们一样有学问的人”。如果男人气的爱国心和好斗精神还不够的话，罗斯福在西班牙战争中随硬汉骑兵团服役的事情也可以补充进来，这段广为人知的经历，毫无疑问，让他成为国家英雄。1899年，《哈泼氏周刊》断言：“他深得民心，这源自他身上具有的、大部分男人都喜欢的阳刚之气。”“他们喜欢这位马背上的男人，喜欢这样的形象——无论他骑马时，追的是西班牙人，是熊，还是犍牛；无论他是战士，是猎人，还是牧场主。”1900年[506]，底特律的《新闻报》描述了群众为罗斯福欢呼的场面，然后说：“正是此人，他将大学生和牛仔团结成了一个反差明显的整体，他带着他们，席卷了当今的历史；男人声嘶力竭地为他喝彩，女人奉上甜美的赞颂之辞。”第二年，芝加哥的《日报》又说：“难以料想，贫血虚弱、城里长大、总在剧院后台转悠、耽于享乐的青年会同情西奥多·罗斯福这种真正的男儿。但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血管里流淌着鲜红之血的美国人，却懂得如何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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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化的商业文明，被严重的萧条困扰，并且第一次因为担心衰落而感到焦虑时，它也欢迎起了罗斯福，认为他预示着，一代更有活力和阳刚气的人出现了。在罗斯福的帮助下，志在改革、受过良好教育的显贵一族的声望得以恢复，他还给他们重新注入了男性美德，这些都为进步主义铺平了道路。倍感艰辛困苦的美国男人，能在响应这种理想主义和改革时，毫不担忧自己会失去阳刚之气。在罗斯福这里，有人找到了那种美国流行的政治偶像的原型：这样的政治家，他雄心勃勃，怀疑自己受到的教育太过文雅，怀疑自己太过理想主义，有过多理智方面的旨趣，但如果他拿得出军队服役的记录，那么他就能符合要求；如果没有，那么加入一支橄榄球队[507]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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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从反面破除了绅士学者在政治中的女性化和无能的形象，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他还开始证明，这一类人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在罗斯福及其同时代人所接替的上一代人中，知识分子在要求领导权时提出的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智力和道德品质让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而西奥多·罗斯福这一代人却更愿意把这种要求建立在这样的理由上：他们在美国的国家格局中发挥着独特而且必要的功能。在他们看来，学者在政治中的地位立足于他们掌握的某种有用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对于政府发挥积极的功能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由此，这段让绅士——改革者失意的时期行将结束。随着进步一代的涌现，专家学者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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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八章 专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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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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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镀金年代，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隔阂一直都让改革派垂头丧气，但在进步时代，这种情况戛然而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美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旧时代关心的是发展工业、占领大陆、发财致富，新时代关心的则是驯服和控制之前几十年确立起来的庞大的权力。这个国家似乎受到了某种精神饥饿的影响，它渴望将基督教的道德原则用到社会问题上。以往，这种原则会体现在基督教的信条中，但并未付诸行动。而此时，这个国家觉得，自我批评和自我剖析都是势在必行。改革者曾经白费力气大声呼吁的种种良好政府的原则，到现在，似乎快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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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原则也起了变化：以往，对于良好政府的实际功能，行政改革者的观念一直很狭隘；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动人地表述良好政府的优点。而现在，明智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明白了这些道理。为了控制、驯服、教化积攒在实业家和政治大佬手中的强权，势在必行的举措就是净化政治，建立一个让美国经济接受控制措施约束的行政国家。必然地，政府的功能变得更为复杂；既然如此，专家的需求量也就更高。为了民主自身的利益，以前的杰克逊派对专家的怀疑必须清除。此时，民主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烟消云散——因为那种一贯看重专家知识的人，现在也学着看重民主，而民主也学着看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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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秩序也需要人们加以研究和解释：差不多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正处在新时代的开端。国家对自我批评的迫切要求促使思想进入了生活。此时，一部分作为专家，一部分作为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重又回到了核心地位，他们已然有一个世纪之久没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过这样的位置了。不过，虽然智识在国家事务里得到了重视，但所看重之处并不在之前几十年的文人改革派的预料之中。在他们看来，智识主张的权利，主要以社会层次和高贵出身为基础：他们之所以为它的弃用感到悲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智识有权得到更大的尊重；但是，对于它应该如何使用，这些人的看法十分保守。如今，智识主张的权利并不立足于代表智识的人具有的社会地位，相反，它立足于这些人的一种用途，即他们可以动员并主导这个国家中急切不安的批评和改革的活力。智识被重新赋予地位，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保守性的影响，而应归因于它的变革作用。就这方面来说，进步时代在社会批评和行政组织上的转变并不是回看海斯和加菲尔德时代设想的保守的行政制度，相反，是向前，它最终会发展出新政时期的福利国家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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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进步派发挥作用之处，与其说是实现全新的行政体制，不如说是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道德环境。正是这一时期的道德和理智要求，让该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与美国民众，而且还跟国家政治领袖相处融洽，这史无前例。有些知识分子从外部被引入政界；而另一些则直接在政治团体内部走上台来，他们的地位，比起前人，要更安稳，更有尊严。对思想和学术感兴趣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如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波特·洛奇[508]、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509]、罗伯特·M.拉·福莱特[510]。在当时杰出的进步运动的政治领袖里，只有布莱恩维系着大众民主中的反智主义的命脉。[511]而拉·福莱特，他的地位则很特殊；虽然他不像一些同时代人那样，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但是，智囊团思想的起源必定要归功于他。这既是由于，身为威斯康星州州长，他有效地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学和州政府的联合；又是因为，在担任参议员时期，他将富有效率、有研究头脑的团队带到了华盛顿。从其政治事业一开始，拉·福莱特就证明，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断定的“学院出身在政治实践中百无一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团结了从前的同窗，来支持自己的第一次竞选，并且让他们成为牢固的政治机器的核心。如果罗斯福证明了，智识与男人气完全相容，那么拉·福莱特则证明了，智识能在政治上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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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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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先是出现在地方和州这一级，之后才转移到了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域。正是在州政府中，新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专家们首先在立法方面开辟了自己实质性的地位。令专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试验场，不是华盛顿，而是各州的首府，尤其是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那里提供了第一批为“人民”和全州服务的专家的样板。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的试验，有成功，有失败，也招致了敌意，但它引导了国家层面的进步主义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是新政时期智囊团的历史原型。威斯康星的试验尤为具有指导性，是因为它预示了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政治领域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之角色的完整周期：首先，是变革和不满的时代，它需要这样的人才；接着，知识分子和专家等同于了他们规划并协助管理的改革；之后，却出现了渐趋强烈的对改革的厌恶，这通常是对改革效率的直接反应。感觉到此种厌恶的，主要是企业界，它们指责政府的干预，抱怨改革的代价；它们试图利用各种诉求，尤其是反智主义，来煽动公众反对改革派。最终，改革人士遭到驱逐，但他们的改革并未完全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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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推动所谓的“威斯康星理念”的力量出现在1892年，这一年，一个新的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院，在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 Ely）[512]的指导下，于威斯康星大学成立。这场运动的领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校长托马斯·C.张伯伦（Thomas C. Chamberlain）都希望威斯康星在推动社会科学发展上成为中西部各州的领军者。他们觉得，对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形成的复杂的工业界来说，社会科学可以提供实践性的指导，它在这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按照他们的规划，大学将会成为行政训练和公民培养的中心，它会发展成颇有效率、富于实用的国家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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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在那时，大学的功能完全是超越党派的；它在政党间保持中立，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被期待着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它提供的，不是宣传或意识形态，而是信息、统计的数据、建议、技能与培训。同理，按照希望，大学的有用性会提升它的声誉。大学的领导者并不期盼着会对既得利益者展开巨大的挑战。在早年的一封信里，特纳要求伊利“简单地跟我说一下，在你看来，这样一所学校能够以哪些实用的方式，服务于威斯康星的人民……在这所学校的这些实用方面中，有什么新颖之处能够让我们争取到那些头脑实际的威斯康星的资本家——如果可以做到的话”。[513]后来，特纳更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中立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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