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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01 公众的情绪突然间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威廉·阿伦·怀特[556]在1919年时还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本党中“生着硬壳的老反动派”全都不中用了；但一年后，他却哀叹道，“法利赛人在控制着圣殿”，人民甚至都懒得表示反对。1920年，他在致雷·斯坦纳德·贝克[557]的信中说：“这该死的世道！”“如果十年前有人跟我说，我们国家会是今天这般模样……那我肯定会质疑他的理由。”[558]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来说，结果是致命的：一旦将自己与威尔逊和战争行为绑在一起，他们就注定要承受公众对威尔逊的抵触，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情。不过，更为关键的是，当大部分知识分子进入了战时气氛，他们的热情就丧失了批判力，这种热情挫伤了自己的士气。除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少数如兰道夫·伯恩[559]这样的思想家，以及《七艺》（Seven Arts）杂志[560]之外，知识分子要么参与战争，要么全心全意地支持它。对于进步运动，他们心存期待，期待胜利，以及胜利的结果，改革。和平却让他们失望，惭愧，负罪。“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沃尔特·李普曼说，“我会选择另一派……我们为死人营提供了太多的弹药。”赫伯特·克罗利坦承，他并不清楚，“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美国人民的心理会变成什么样”。[561]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友好关系土崩瓦解，甚至比以往还要迅速。公众向知识分子发起袭击，视之为种种错误和多余之改革的倡导者，是行政国家[562]的设计师，战争的支持者，甚至是原始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则攻击美国，认为它是蠢货、巴比特[563]、狂热之徒的国度。足够自由的年轻人移居海外；其他人则待在国内，读读曼肯。需要度过一段经济萧条期和另一场改革时代，这样的疏远才会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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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03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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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05 新政时代，知识分子与公众的和睦关系得到了修复。政治中的民众事业与知识分子的主导情绪之间，从未有过如此完满的和谐。在进步时代，知识分子与公众，大体上都支持相同的事业。而在新政时代，这样的事业则更加地吸引人；对知识分子发挥实际作用的需要越发迫切，这在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没有人能预见到。不过，反对新政的少数派预料到了；他们心怀着狂热的、在美国政治中颇为罕见的敌意。虽然知识分子春风自得，但反对他们的仇恨之情也在形成，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惊人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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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07 长远来看，这些毫不妥协的少数派让知识分子承受的损害，几乎与后者在短期内从新政的庇护中获得的利益程度相当。不过在初期阶段，那真是庇护！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知识分子也饱受萧条之苦，承担失业和对斗志的打击。新政为年轻律师和经济学家提供了数千岗位，他们聚集到华盛顿，在新设立的监管机构担任职务；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和国家青年管理署（NYA）的科研、艺术和戏剧计划，都扶助了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比这种实际帮助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形的帮助：通过将理论人士与教授用作顾问和意识形态思想家，新政让心灵之力与权力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当世者的记忆中，这样的关系绝无仅有——自立国之父的时代以来，这也是最为紧密的一次。向大学和法律院校毕业的青年提供重要的工作，本身来说，就是引人瞩目的崭新之处。对于学院来的顾问，新政给予了他们这样的重视，这提升了每位教授和每个思辨或异见的心灵所具有的作用。思想、理论、批评都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到那些在理智上受过训练的人那里，就能找到它们。[564]经济的崩溃证明了这样的人是必需的，不过，正是新政揭示了，他们如何让自己具有存在感。毫不惊讶的是，新政唤起了所有人的热情，除了少数保守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小群激进人士。（甚至从1933到1935年激烈反抗新政的共产主义者，据我们现在所知，在那时，也能够渗透入新政的队伍中，对新政激发的公众情绪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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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09 知识分子地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智囊团的创立，在新政头几年里，它几乎不断地见于新闻之中。显要的智囊，如雷蒙德·莫里（Raymond Moley）、莱克斯福特·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阿道夫·A.伯利（Berle），通常都遭到攻击；他们代表了数百位在联邦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不太出名的员工，尤其是菲利克斯·富兰克弗特的那些得意门生，他们从哈佛来到了华盛顿。在新政初期的日子里，正因为罗斯福总统享有着威望，故而，这让他的对手可以从心理上更加自然，从策略上更加容易地通过他身边的这些人来攻击他。为此，他们会指出，他的理念都从种种阴险或不负责任的顾问那里接受而来。此外，智囊团对于总统来说，还起到了某种避雷针的作用。大部分本来会直接朝向总统那里的谩骂，都落在了他周围这些人身上，尽管总统是新政的核心人物——当形势变得艰难时，这些人会迁移到更不显眼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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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11 在初期雷蒙德·莫里失势之后，[565]莱克斯福特·盖伊·特格韦尔教授成为批评新政的保守人士最为中意的目标。特格韦尔信任某些形式的计划，而且撰写了若干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这都成了他的祸患。1934年6月，他受任为农业部副部长，这引发了一波抗议，抗议这位得意扬扬的、阴险的理论家。南卡罗来纳的“棉花艾德”史密斯[566]，是参议院里恨意最深的大家伙之一。他坚持不懈地证明这样一个观点：特格韦尔“并不是上帝的伟大大学的毕业生”。为此，他让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必须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自耕农，少年时期，靴子上就得满是泥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亨利·A.华莱士[567]说：“告诉莱克斯，知道史密斯如此下作，我真是惊讶。”）史密斯告诉参议院，农业需要的文凭，“是艰苦的经验获得的，只有踹过酒醡[568]、具备这方面经验的人，才能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在以往的农业部长中，哪怕是一个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他也说不出。）罗斯福为了平息史密斯，遂任命后者支持的一位选民担任美国法警，此人还有过杀人罪史，总统当着内阁将之描绘为史密斯“青睐的杀人犯”。凭借这一交易——教授换凶杀犯——特格韦尔才最终以53对24票赢得了参议院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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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13 特格韦尔热衷支持纯净食品和药品的立法，从而促使专卖药房这样颇有影响的广告客户发动媒体反对他，此时他所受到的负面报道就变得更糟了。甚至既不激进，也非知识分子的詹姆斯·A.法利[569]，也在“没有掩饰、全无道理”的宣传面前畏缩不前。最为激烈的批评者，将特格韦尔的形象描述成如下两面：一方面，他是完全软弱、学究式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家（曼肯说，一半是劣质的人师，一半是“被收买的《新共和》的空想家”）；另一方面，他是充满效率、阴险狡诈的颠覆势力，完全能给社会的结构造成巨大的破坏。抨击之下，特格韦尔的耐心却意味着，招募进政界的学院中人，未必就需要多么敏感。[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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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15 如果智囊团被反对派用作合适的替罪羊，那么必然，其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也会被大肆渲染。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作者说：“智囊团让内阁黯然失色。可以认为，它在总统那里的影响力更强……它从各个大学里带来教授，最后再安排内阁成员的职位——仅仅是部门主管，文员头目。在例行的行政事务上，你可以找内阁成员，但对于政策之事以及与更高层次的政治才能有关的事项，你要咨询教授。”[571]的确，在新政之始——最初的一百日里——紧张的国会迅速而且顺从地通过了大量法令；国会没有时间，也没有意向，用通常的细心，对这些法令加以审查。这就在法律起草，甚至在政策制定上，为新政内部的规划圈子，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自由裁量权；在圈子中，专家顾问虽然没有控制力，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影响。不过，美国的权力结构长久以来都造成了，在任何基础利益阶层或政治选民中没有根基的一小群教授，不可能让诸多关键的决定得以实行。随着紧张情绪过去，国会审查的常规流程重又回归，限制了技术专家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新政采取的让知识分子和实验者满意的种种步骤，之所以能进行，并不是因为专家支持它们，而是由于一些主要的选民希望如此。智囊们服务公众——通常都非常顺利——但并没有掌控后者。文人智囊的更理想、更有实验精神的规划，受到围困，约束，或阻挠。诚然，新政尝试了一些少数学院理论家拥护的、通货膨胀的货币实验。然而，参议院中主张通胀的、强大的压力，也支持了这些实验，罗斯福的大多数专家顾问对之并不满意。在关键议题上，自由专家几乎总是失利。如很快出局的杰罗姆·弗兰克[572]，他在国家复兴署（NRA）中试图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在农业调整署（AAA）里代表佃农的利益。而莱克斯福特·特格韦尔的富有想象力的、农村移民安置的理念，也一瘸一拐，面目全非。最终，特格韦尔本人也被打发到边缘部门。与国务卿柯德尔·赫尔[573]因伦敦经济会议陷入冲突的雷蒙德·莫里，则输给了这位内阁成员。[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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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17 尽管如此，教授操纵一切的观念广为流行，名副其实的智囊团战争开启，这唤醒、加速了旧时的反智主义传统。教授并未操纵一切——但是，在这个大众观念里，也有真实的要点：在美国的权力场中，他们的确代表了某种新兴的事物。他们本身并没有运用太多的权力，因为核心决定都不是出自他们之手。不过，对于那些行使权力的教授来说，他们发挥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因为，为理解议题创造条件、勾画经济和社会论题，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专家的特权。这样，谴责教授和智囊的右翼分子，无论他们对于权力世界的设想有多么古怪，他们的本能还是健全的。如果说他们没有让大众听从自己，那么在他们这一边，至少还有一些老式的武器，就是民众的偏见，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挥舞。此外，在一段时间内，教授享有的名声让他们能够盖过守旧的政治家和商人；而令后者气恼的是，这样一帮此前默默无名、不受重视的人，却让他们在公众的眼中失色，并且使他们的社会作用看起来是那么无足轻重。H.L.曼肯看到了改革中的讽刺味道，他的说法还是一贯的赤裸裸的夸张：“几年前，所有新政的以赛亚，还没什么名气，都是无能的家伙，街角的警察朝他们点个头，他们就得意得脸都红了；如今，他们位列亲王，拥有了红衣大主教的可怕的权能。”他接着说，智囊们都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灵丹妙药。他问道：“你会怎么办呢？”[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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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19 如果突然间，你被拽出空荡、酸臭的教室，那里面，大二学生咂舌的嘘声是你仅有的乐曲；然后，你被丢进适合卡里古拉、拿破仑一世或J.皮尔彭特·摩根的、权力与荣耀之地，整群整群的华盛顿记者蜂拥上前，记下你的每一次喘息，而他们报纸的第一版，为你全部的玄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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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21 新政的批评者对知识分子的权力夸大其词，还将后者描绘为毫不实用、不负责任、心存阴谋的实验派，从无名突然发迹，因而变得自满，刻意曝光。从《星期六晚邮报》——毋庸置疑，这是反智主义的材料——中随手选些评论，就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的特点是：[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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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23 一群从教室里拽出来的教授，突然扔进新政的乱局里。刻意、得意地寻求宣传自己，现在，他们有机会做到了；他们是渴望自我表现的人，在自己新的荣誉里取暖，就像猫在壁炉跟前……他们到处乱闯，兴奋地询问：“美元能干什么？”就好像，对于他们来说，美元可以做什么，这无关紧要——他们之中，连一百块，都没有人能攒出来……教授的法律制定出来，当然，这里，还有那里，都由国会大厅中爱管闲事的、不是教授的人来修正，但是，他们心里也是教授的思想……思虑缜密的人，难以回避这个结论：智囊团的许多观念和计划都立足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人把商业生活的事实告诉这帮聪明年轻的知识分子还有教授。鹳带不来利益和繁荣，卷心菜的下面生不出稳健的货币……最终，只有自然扶助、政府英明支持的农民和工业家，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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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25 我们是不是太蠢，太懒散了，以至于，竟然允许业余的、自认是搞实验的人来拆散我们的社会和商业结构，就为了看看他们能不能按照他们更中意的模式来将之重新建起？……实验室的实验，针对了生活、自由和美国的工业……试管里做的实验与鲜活的国家中做的实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完全意味着活体解剖，太过了……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人……业余人士——大学生，无论什么年龄——控制的政府，他们也许痛饮过皮埃里亚的泉水，最近还大口大口地狂喝了苏联的伏特加……理论家，做着政治梦的梦想家，祈雨的法师，变戏法的……务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无处可躲，只有退隐到更衣的休息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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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27 知识分子的捍卫者试图做到更为合理地评估他们的实际能力，而且指出，他们做得再差，也不会比他们取代的那些“实干的”人更糟。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577]在《国家》杂志中写道，他欢迎“实干家的全部路线”；他指出，整个世界里，“实干家完全是茫然无措”。[578]当时的一位自由记者，也是从前的新政顾问乔纳森·米切尔，按照一种最为深刻的对问题的分析，试图证明，罗斯福对学院专家的使用是美国行政生活的危机和独特性的自然结果。他写道，事实上，主要的政策并非教授制定，他们只是针对手段提供意见。既然缺少一群为了这一目的而经受训练的公务员，故而，罗斯福总统会迅速地到政治或行政圈子之外向人求助，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579]在这方面，米切尔完全正确。政治家不可能处理经济萧条所引起的种种问题；解决它们的、正确类型的公务员并不存在；大部分商业领袖似乎比无用还要糟。就如萨缪尔·I.罗森曼[580]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的那样：“通常在这样的形势下，竞选人会在身边聚集起一群人，其成员有一些成功的工业家，一些大金融家，一些国家的政治领袖。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开所有这样的人。他们似乎全都难以创造出建设性的东西，来解决我们今天陷入的困局……为什么不去国内的大学呢？”[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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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29 但是，米切尔的分析，很可能被新政敌人视作煽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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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31 罗斯福先生需要的是中立者，一个没有华尔街气味的人，但他也不会吓跑富人。此外，他还需要一个有脑子、有能力的人，他愿意贯彻他所决定的任何政策。罗斯福先生选择了大学教授；国家之中，再无其他群体符合这些具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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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33 在美国，我们没有世袭的地主阶层，可以从中招募出我们新政的公务员。我们拥有的，最接近的相当者就是大学教授，华盛顿的中立的教授就是决定新政成功或失败的要素……从前，我们留出过一个阶层以供使用，但其他阶层都毫无疑问地向它提出了争议。这个阶层就是殖民地大臣，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大臣。他们通常并不关心世间的俗事；他们管理自己的社会，其手腕要比罗斯福先生的新政有可能使用的手腕还要严厉，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做出判断……新英格兰大臣很久之前都已逝去，但大学教授是他们旁系的继承人……在将来，我们会成功地为自己建立一套专业的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支持它的，是它的忠诚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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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35 不可能期待这段话安抚或安慰这样一些商人、被取代的政治家，以及保守阶层的其他成员：他们觉得专业的公务员毫无必要；可以理解，他们难以相信教授是“中立的”；他们认为，教授的确威慑到富人；而且仅仅是想到有某个阶层，会“毫无疑问”地受到争议，他们就感到恐慌。没有什么答案，甚至没有一个回答能比米切尔的答复表达得更中肯了，但没有什么答案能平息他们根本的恐惧。他们恐惧的，不是智囊团或专家，而是他们信仰的那个世界的崩溃。处于这样的敌人之中，新政为知识分子和专家带来的特权，仅仅有助于证实那些古老的反智主义传统，并且随着新生的怀疑和怨恨，它们变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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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37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增强了对专家的需要；这样的专家，不仅属于新政使用的那种，而且还来自以前尚未开辟的学术领域——甚至一些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因为具备了地中海地区的知识而突然得到了重视。但是，甫一停战，新政的经历和战争本身所导致的、延迟已久的厌恶，席卷了全国。反对智囊团的斗争早已为这种反应奠定了基础。由此，知识分子与大众民主的和睦关系再一次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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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39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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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41 1952年，对知识分子和智囊的不满，让阿德雷·史蒂文森成了牺牲品；而从1933年开始，这种不满就已经在美国右翼之中日益加深。很遗憾，史蒂文森的政治命运被视作一种准绳，自由知识分子通过它来衡量智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种做法虽然有误，但很自然：因为史蒂文森在某些方面如同悲剧主人公，并且拥有后者的吸引力，而知识分子也将他的事业等同于自己的事业。经历过杜鲁门在任期间的种种难堪，史蒂文森的言论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更为关键的，则是史蒂文森的风范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竞选方式之间的绝对差异。史蒂文森的语言机敏的天分（还有他显而易见的、与竞选顾问的合作能力，而顾问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与艾森豪威尔早期政治风格的拙嘴笨舌、语无伦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这样的差别又在尼克松那里得到了加强，这靠的就是，恶名昭彰的“跳棋”演说[582]，对俗气的陈腔滥调的稳健发挥，对自己年长搭档的粗鄙的歌颂。最终，麦卡锡的丑陋形象出现了，他的党派太过露骨地欢迎着他对竞选的贡献。人们并不期待美国总统大选能达到多高的格调，但是，共和党1952年的竞选基调——比较来看，似乎是在杜鲁门对华尔街无耻的引诱中加入了老式的高贵——更凸显出了史蒂文森的每一个富有魅力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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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43 知识分子全体一致，欣然拥护史蒂文森，这在美国历史上似乎绝无先例。虽然西奥多·罗斯福在长期的公共事业中赢得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毕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他担任总统之时，有许多知识分子都带着怀疑和消遣的态度来看待他；罗斯福与他们的关系，也只是在他离开白宫之后，才真正地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在1912年公麋党[583]竞选时达到高峰，之后，却因他战时的沙文主义而渐渐衰退。至于伍德罗·威尔逊，尽管风度翩翩、学院出身，但知识分子界的大部分人都冷眼相待，态度保留，这与他自己的方式也正匹配；许多知识分子都同意沃尔特·李普曼在当时对“新自由”的诊断，即这是一场计划不周、守旧不前的运动，其设计主要是为了小企业的利益阶层；最后，对战争年代的群氓思维的抵触情绪，也损害了威尔逊的名声，而总统本人其实也并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尽管他的智囊团对其广为宣传，但他在第一次总统竞选时，也让大多数知识分子颇为失望，而在新政的头几年里，他依然是左翼怀疑和尖锐批评的目标。知识分子并没有对他报以太大的热情，这直到1936年竞选前夕才有所改观，但就算在那时，他们也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树立的敌人才似乎对他热爱起来。史蒂文森则截然不同：在他任伊利诺伊州州长时，有些人从未听说过他，对他们来说，当他在1952年被提名竞选时，是上层政坛的冉冉新星，但一听到他的候选演说，他们就立刻对他报以关注。他似乎太过优秀而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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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45 当蜂拥的麦卡锡主义之徒全力追击时，人们很难抗拒这样的结论：史蒂文森的脆败，也是公民用投票来抛弃美国知识分子和智识本身。做出这一结论的知识分子，也在他们的批评者那里得到了确认，因为其中，不少人严肃地摇首反对：据其所言，美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体谅或理解自己的国家；他们变得不负责任，骄傲自满；对他们的惩戒是必须的。毋庸置疑，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伤害；但是，如果认为，公众是因为史蒂文森的才智和智识上的声誉才排斥他，那么这一看法经不起分析；而他失利的含义，也有可能在这方面被夸大了。1952年，他毫无希望地一败涂地。这一年，任何具有吸引力的共和党人都有可能击败任何一个民主党人，而艾森豪威尔的魅力则更强：他是民族英雄，有着难以抗拒的磁性，在政治舞台，他的欢迎度不仅盖过了史蒂文森，也压过了其他所有人。民主党执政二十年后，党派变更的时候早就该到了，如果两党制的体系还有意义的话。仅靠朝鲜战争和对其的不满，共和党就得到了充分的议题；他们也能够利用一些次要的争议，如希斯案，以及其他披露的共产主义渗透入联邦政府的真相，还有揭发出来的杜鲁门政府中微不足道但又令人亢奋的腐败。在共和党的竞选中，尼克松和麦卡锡比艾森豪威尔更加瞩目，而竞选又给人留下了不小的印象，促使人们愿意相信：史蒂文森这样的人必定会被公众拒斥。故而，史蒂文森的绝望处境，也许还是不难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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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47 然而，回顾往昔，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史蒂文森的风度、才干和正直就并非是竞选中的优势；也没有理由认为，假如他在这些方面没有为自己赢得声望，那么他的失败本有可能会更加彻底。若认为大部分公众对他品质的价值完全无动于衷，那么这种看法甚至都经不起随意的推敲。如果他的个人品质毫无魅力，就像某些赞美者和诋毁者相信的那样，那么很难理解，他如何能在1948年赢得伊利诺伊州的州长之职，而且在伊州的历史上，票数最多；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民主党大会要在四年后，当他仅仅简短但又雄辩地做了欢迎致辞，就将他作为人选，尽管广为宣传的是，他对于提名并不情愿。（从1916年休斯[584]被推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也许在我们的政治历史中，这还是仅有的一次，候选者完全不情愿的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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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149 甚至史蒂文森失利的种种方面，也被他的竞选与民主党的竞选之间戏剧性的反差放大了。早在十二年前，温德尔·威尔基[585]，也是与当时的政治英雄展开竞逐，公民普选中，他获得的百分比与史蒂文森几乎相同——44.4%和44.3%——而威尔基也被认为是具备非凡活力品质的领袖。真相似乎是，1952年，两位竞选者都在个人方面具有强劲实力，随着政治热潮不断走高，他们都从选民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票数。在公民普选中，失败的史蒂文森所得到的票数，其实高于1948年胜出的杜鲁门，或1944和1940年的罗斯福。大选后，他收到的邮件里，大量信函都来自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但他们表达了对史蒂文森竞选的赞扬，还有期待，期待在以后不同的形势下，可以证明他们对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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