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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训练，大学可以从民主的队伍中提供出行政人员、立法者、法官、担任要员的专家，他们会无私、明智地在竞争的利益者中斡旋。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词在美国使用而且人们都明白的时候，的确，是时候要培养这样的人了，他们怀着报效国家的理想，可以有助于摧毁冲突倾轧的力量，发现竞争者之间的共同基础，可以从一切真正忠于美国之最佳理想的党派那里获得尊重与信任。这种发展的迹象已经显而易见，如在某些州的专家委员会；在立法机构中比例日益增长的、出身大学的人；在联邦部门和委员会中，大学学历者带来的影响上。毫不过分地说，对于经济、社会法律和行政，让它们出现明智而合乎原则之进步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美国大学愈加提升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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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接着指出，他能够看到大学在所有这些地方遇到的危险。“先辈的民主制”一贯地对专家不够尊重，而专家不得不继续与针对自己群体的“传承而来的怀疑”抗争；但是，凭着“创造性的想象力与个性”，专家就能将之克服。[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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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这个世纪末，这所大学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着眼于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那些与该州和市政当局有关的问题；它产出了大量卓越的专著和论文。借助自己的推广体系，它促进了本州民众的教育。通过它的农学研究机构，它接触到了农民这个利益阶层，为提升威斯康星的农业技术水平做出了诸多贡献。但是，在1900年罗伯特·M.拉·福莱特当选州长之后，它的规划受到了实在的争议。不过，拉·福莱特正是从这所大学毕业，对于它的理想主义领导者的志向，他全然同情，很快就运用了大学的专家，在他自己的税务改革、铁路控制、直接的基本立法等计划中，都召集了专家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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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大学的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另一所独立机构的补充，即立法参考服务部（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它的组织者也是威斯康星新近的毕业生，积极活跃的查尔斯·麦卡锡。麦卡锡对这个参考资料库的志向，与特纳对大学的雄心一样：让它成为一家中立的服务组织。他指出，在这个拥有铁路、电话、电报、保险公司的时代，州中的种种问题变得如此多样、繁杂，以至于立法者需要丰富的信息来明智地处理它们。“唯一要做的合理之事，就是让专家收集这方面的材料。”而不用去管在立法辩论中，投身于哪一方：[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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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在威斯康星的这个部门来说，我们并非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立法议员，我们在任何问题中都不会站在某一派那边，我们不会支持或反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情；我们仅仅是政府的事业性的分支机构。我们并未操控立法，而只是成为我们州中能干而诚信的立法者的仆从；我们是员工，为这些劳碌的人收集、编引、汇总他们想要的信息；我们就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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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想，现在看来，依然诚挚，但又似乎天真幼稚。拉·福莱特担任州长这件事，在很多问题上，就已然站在了“某一派那边”，并且挑战了“头脑实际的威斯康星的资本家”的利益，而这些人正是特纳希望争取的对象。此外，在1903年，当拉·福莱特的朋友，志在让这所大学成为州的左膀右臂的查尔斯·P.范·海斯（Charles P. Van Hise）担任校长之时，保守派的怒火变得剧烈起来。新闻记者（大部分心存同情）在全国范围内对“威斯康星理念”的宣扬并未让事情有所缓解。记者们来到威斯康星，考察一番，视之为发挥作用的进步州的样板，去时，则用渲染的文笔，描绘“这所统治全州的大学”。[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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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鼓动起的宣传，有可能促使其他州的进步派考虑全面地模仿威斯康星样板，但是在州内，这让保守派有理由坚信，大学成了反对他们的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大学专家并不认为自己是激进分子，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要以极大的积极性参与政府之中。有一项人事调查，针对的是在州务部门中最为活跃的大学人士，其表明：服务于该州的，主要是技术人员（工程师、地质学家、科学家、各类农学专家），而不是政策顾问；大学提供的，更多的是技术性信息，而非意识形态。身为威斯康星最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约翰·R.康芒斯认为大学院系本身就极为保守，他回忆道：“没有人找过我，除了进步派之外，但他们也仅仅是在需要我时。没什么事情是我主动发起的。”[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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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征税和铁路运营上，大学人士还是得到了咨询；而在其他事务里，他们的影响力却遭受了怨恨。对于拉·福莱特来说，他感到自豪的是，他用周六午餐俱乐部取代了旧式的密室会议。后者属于大老板，在威斯康星州的运转是为了私人公司利益的时代，他们占据主流；而在前者中，拉·福莱特可以同麦卡锡、范·海斯校长、康芒斯、爱德华·A.罗斯[518]、伊利和其他大学教授促膝而谈，讨论州中的问题。[519]饱受进步主义政策之苦的商业利益阶层——其实，许多人承受的仅仅是对干预过度的恐惧——开始相信，大学和立法参考服务部必须算入他们的敌人之列，与它们一起的，还有铁路委员会、税收委员会、工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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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威斯康星的共和党进步派受到了打击，这源自全国范围内的党的分裂，保守派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击败拉·福莱特的进步派的继任者，跟随铁路和木材商以马内利·L.菲利普（Emanuel L.Philipp），再度执政。在竞选中，菲利普斥责了大学专家，体现了反智主义的倾向；他主张税收减免，缩减大学开支，结束它对政治的“插手”。他说，大学必须来一场全面的整肃；社会主义在那里已然蔓延开来，“许多毕业生离开时，都带着反美的思想”。他说，专家的聘任会导致大学不断地侵入政治。在任何情况下，将政府移交给专家，就等于是承认，正式选出的官员不胜其职。如果整个州都承认，一切政治智慧全部封藏大学之中，那么其余的民众也不如承认“精神的破产”。菲利普在攻击时，还要求废除麦卡锡的“议案工厂”，即立法参考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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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经当选，对于上述这些机构，较之竞选时的承诺，菲利普体现了更为和蔼的态度。虽然他的确要求立法机关废除麦卡锡的资料库，要求大学节省开支，合并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加慎重。尽管大学的发展受到抑制，影响被削弱，不过，当菲利普面对着全国之内、大学朋友之中，令人敬畏、极受尊重的反对派时，他与范·海斯还是达成了和解。甚至麦卡锡也逃过一劫：当保守提案的起草者开始使用立法参考服务部时，这位州长发现，麦卡锡对中立性的主张还是有一定根据的。[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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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机构之内，大学投身于进步主义的做法，也并未完全获得接受。按照康芒斯的说法，该大学的许多员工都是彻头彻尾的守旧派。不仅如此，很多人又觉得，这所大学参与实用，而不顾及严格的政治背景，这本身就背叛了旧式的、纯粹而无功利的理智主义理想。1920年，J.F.A.派厄[521]描绘威斯康星大学时，与范·海斯的一个观点展开了争论，后者认为，大学应该被设想成“国家的资产”。派厄说，这种对大学功能的看法，过分地注重物质，贬低了无功利、自律的学习传统，最终是以整个大学作为代价。[522]不过毫无疑问，这所大学中的大多数专家，都基本认同了麦卡锡在他的《威斯康星理念》一书中表达的实用主义观点。他主张说，在诸如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老派思想家已然是“掌握理论教条之徒，他们从不直接去研究政府的实际难题”。而直面经济问题的常识专家取代了他们，前者可以“通过实际情况中的铁的事实”来检验自己的理论。[523]因此，当学院外的社会争论着应该接受，抑或拒绝专家时，学院内部却辩论着，是有用的专家，还是具备纯学问的人，掌握着大学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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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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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进步派在权力场上的成就，很可能受到了限制，但是，进步倾向的氛围似乎还是无限地扩展开来；这极大地鼓舞了那些对美国社会中的精神领域颇为关切的人士。智识的地平线越加辽阔，它自由而生意盎然，此时，它似乎不仅触及了国民的情绪，也接触到了更高层次的权力。玛布尔·道奇·卢翰[524]有个说法，虽然主要考虑的是艺术和文学，但也适用于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障碍倾覆，之前从未有过接触的人，彼此相近；各种新颖的交流方式，新的沟通，全都有了。”[525]在这段“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的基调就是解放；对于学术来说，它有了扩大影响力的可能。在每个地方，都有令人陶醉的新的旨趣，新的自由。没有什么不被重新审视，从铁路专营权、托拉斯的不端，到性生活、教育的实行。颇受欢迎的，有揭丑的记者，恰恰需要他们告诉公众不轨之事如何存在；还有宣传家，他们诠释事件的含义；有牧师和主笔，指明道德的内涵；有学者，在哲学、法律、历史、政治科学上，为进步主义制定出理论性的原则；还有各行技术人员，从学院中涌现，针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详尽的事实性的研究，甚至还担任新型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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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思想的酝酿并未带来社会革命；旧式的主控美国的人，在这一时期之末又浮现出来，几乎完全处于掌控的地位，就像这段时期开始之前的那个样子。但是，在语气和风格方面，还是出现了有力的提升；语气和风格不仅对学者和文人来说，头等重要，而且对于政治家，也是如此。但没有人能比知识分子更为受益，无论是像沃尔特·李普曼[526]和赫伯特·克罗利[527]这样的宣传家，还是约翰·杜威和查尔斯·A.比尔德[528]之类的学院中的学者。为他们的所有工作带来活力的，就是这样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即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的鸿沟终于得到了跨越。在1914年出版的《偏离与掌控》（Drift and Mastery）一书中，李普曼捕捉到了这种感觉的实质。书中写道，按照他的发现，新型的控制力和掌控力成为他这一代人的希望之关键。就算对此最为无动于衷的学者，也能意识到，属于这样一个学术界，是多么重要，因为比它更为辽阔的世界，为了探索控制社会的充分手段，也不得不向它咨询。不再可能将思想称为“学院派的”而对其不予理会，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学院和社会之间的清楚界限。“一种更新型的大学教授……无处不在，显而易见”，有一位观察者这样写道：[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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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的专家，对铁路、桥梁、地铁，对汽油委员会、电力供应，对货币和银行业，对菲律宾的关税、委内瑞拉的国界，对波多黎各的工业，对公务的分类，对托拉斯的控制，都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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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学院专家的技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受到了赞誉。或许有几位评论员担忧专家和民主的关系，[530]偶尔也有商人，害怕管控造成的代价，强烈斥责理论家的提升的影响力；[531]但是总体上，新型的专家颇受舆论的好评，被公众广为接受。1909年，布兰德·马修斯[532]认为，这证明了“美国人民的如下常识：对大学教授的偏见，就像对文人的偏见一样，正迅速地烟消云散，对于他们为合众国提供的服务，公众开始认可和欣赏……这一部分要归因于，对专家和理论者之真正价值的理解在增强”。[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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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在政治领导人中，也出现了颇有意义的赞许。如以撒·马可松（Isaac Marcosson）这样的记者，可以给西奥多·罗斯福呈上厄普顿·辛克莱[534]之类的揭丑小说家的书籍校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加速纯净食品议案的通过。这样的做法，正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而除了贝弗里奇和洛奇这样的参议员以自己的“学术”为傲之外，从立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有美国总统被描绘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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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两人更加细致地观察一番，就能看出，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用自己生动的经历，提供了一种对智识和权力之关系的注解。他们就任总统这一点，恰恰鼓舞了思想在政府中具有关键作用这一信念；但是，这两人又并不完全同情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后者，他们也都不是完全信任。必须指出，西奥多·罗斯福对思想有着浓厚而广泛的兴趣，也喜欢与克罗利、李普曼、斯蒂芬斯[535]等人为友；他还为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536]提供了政府职位；并将那种精力充沛、甘于奉献的人吸收进来，从事公务，这样的人，在过去的一代中并不多见——人们可以想到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查尔斯·波拿巴（Charles Bonaparte）、菲利克斯·富兰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富兰克林·K.莱恩（Franklin K. Lane）、吉福特·平肖特（Gifford Pinchot）[537]；他还召集了学院专家为铁路控制、移民、肉品监督等议题给予建议。在这方面，他让智识和人才重新回到了公共事务，他的作为超过了自林肯以来，甚至自杰斐逊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布莱斯勋爵[538]评论过罗斯福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自己“在任何国家都未曾目睹过会有一批公务员能比华盛顿、比这个地方的美国政府的工作者还要热诚、高尚、富有效率”。[539]这听起来就像是镀金时代的绅士改革派所需要的那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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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斯福很快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友人发起了攻击，据认为，原因有可能是意见上的细微分歧；面对着异端的思想，他迅速地将自己打扮成一本正经的拥护美国的人。他错误地判定了许多温和抗议的重要性——例如，他猜想，揭丑记者是危险分子，正在大肆鼓吹“革命的情绪”。尽管20世纪之中，除了罗斯福之外，没有哪位总统更强烈地要求被视为知识分子，但是，对于智识在生活中的地位，他的态度就像景仰他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一样，充满矛盾。他像赞美商业能力那样，称赞智识的能力，而且甚至，他对于智识的赞扬还要更坚定。[540]然而，他不断地将自己所谓的“品格”之类凌驾于这两者之上。诚然，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政治和生活中偏爱品格、胜过智识的倾向，也代表了认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对立的普遍趋势。他的作品总是不断地回到这一对比上：“就像对于个人一样，对于民族来说，品格也比智识更为重要。”“恰如力量在美之前，品格也必定高于智识，高于天才。”“哦，我多么希望能提醒我的所有同胞……不要陷入那种最为堕落的过程中，就是一味地神化敏锐却丝毫没有道德责任心的智识……”[541]这些一再反对无品格之智识的严令之辞，似乎颇为可疑：这并不是说，它们是错的，相反，问题在于，它们无的放矢，除非他确实相信，美国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牺牲道德、拔高智识的倾向——但在道德风气高涨的进步时代，这是奇怪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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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威尔逊，有人说过，他将学者的脾气，连同缺点和美德，一并带进了总统的职位里；他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相信，威尔逊的个人品质最适合有效地在政治上领导美国。他精神中罕见的刚硬以及缺乏和蔼这一点，似乎源自他的长老派信仰，而非学者的职业，[542]很可能也归因于独特形成的个人品性。身为学者和批判性知识分子，他是昔日时代的产物。他的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生涯，在19世纪80年代末几乎走到了尽头，就在那十年间，他撰写了论述《议会制政府》（CongressionalGovernment）的作品，还有更为简明的成果《国家》。按照他的品味、思想和阅读来看，他有点像是偏狭的、南方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他的心灵惬意地安定在美国已然成为复杂的现代社会之前的时代。他信任小型商业、竞争经济、殖民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白人至上，以及专属男性的选举权，但这个时代，如此的信念在很久之前就早已成为尖锐的批评分析的目标。他的首要理念来自白芝浩[543]和柏克；而他恰恰错过了置身于世纪末闪现的批判性思想的阳光下，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进步时期。在19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担负重任的学术人物，联通了学术圈和学院外世界的鸿沟；他的许多同时代学者都抛弃了镀金时代的、扬扬自得的傲慢，而威尔逊，也向圈外人进行演讲，将大学校长提供的、那种令银行家和实业家颇为青睐的精神食粮一一呈上。从1902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开始，他就不再试图与思想界的发展保持接触。1916年，他坦率地承认：“十四年了，我没有通读过一本严肃的书。”[544]可以理解，在他活跃的公共生涯里，美国精神生活的最有创造性的那一面，并没有对他的思想风格产生太多的影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未曾对他的心智不吝其词地加以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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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威尔逊1912年当选总统之时，他受到了许多当时因西奥多·罗斯福而幻灭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响应了威尔逊身上再明显不过的高贵气质。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尔逊并没有在政治上广泛地利用知识分子作为顾问，尽管他的学术背景，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希望。此外，他对于自己所说的“专家”一直都缺乏信任。与西奥多·罗斯福和拉·福莱特不同，他不认为专家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或管理者；相反，在他看来，专家只是供大企业和特殊利益阶层所用的雇员。最为进步的思想家们对比过大企业政府与平民政府，后者会使用专家来管控难以接受的商业行为，但威尔逊认为大企业、既得利益者和专家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只有当政府回归“人民”时，才会被击败。与西奥多·罗斯福形成对照，他主张，任何致力于管控大企业的专家，都会被大企业控制。1912年，他在竞选时说，“我担忧的是”，[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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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家组成的政府。上帝禁止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放弃任务，将政府转交给专家。如果我们被一小撮绅士来科学地照料，而且只有他们才理解这份工作，那我们图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这工作，那么我们就不是自由人。我们倒应该放弃我们的自由制度，去学校找什么人，搞清楚我们关心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想说，在工人俱乐部里，我有时候会很荣幸地听到针对公共问题的争论，我从未听到过比这更具有穿透力的论争；因为，沉浸在日常生活问题中的人，是不会用花言巧语来谈事情的；他会按事实来说话。而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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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出入工人俱乐部，鄙视花言巧语，威尔逊的这一形象，新奇而又新异。不过整体上，当威尔逊阐述自己的国内政策时，他并没有辜负这些论调的承诺。不可避免，专家在政府的地位于他执政期间还是有相当地提升，[546]就像过去十几年的情况一样。而且当然，这位总统在经济政策上从路易斯·D.布兰戴斯[547]那里征求了不少意见，后者关于商业竞争的思想与前者自己的偏好如出一辙。不过，威尔逊还是向后湾区的敌意低下了头，商业界始终不让布兰戴斯进入他的内阁。大体上，他寻求建议的对象，有不同类型——这些人如，他那受人尊敬的秘书，善于把控政治机器和媒体关系的乔·图穆迪（Joe Tumulty）；又如威尔逊的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此人头脑足够进步，反思力却不强；尤其还有敏锐、聪明的豪斯上校，[548]但他的才华之中，并没有那种可以满足威尔逊的虚荣心的能力。豪斯的主要作用，是成为富人和有权者的观点的渠道；他极大地弥补了威尔逊圈子中的进步派人物的影响，如布兰戴斯、布莱恩和麦卡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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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政府在执政的头几年，不太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尤其是在这样的人中，他们认为进步运动不应该满足于实现旧式的小商人竞争的理想，还必须为童工、黑人的地位、工人的状况、女性选举权的需求做点事情。[549]对改革抱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对威尔逊太过怀疑，因此，他们不会毫无保留地欢迎他铿锵的演讲之声，在他们看来，其中暗示的似乎是充满道德说教，并不进步的往昔；而进行改革的蹒跚的方式，看起来也证实了他们的犹疑。赫伯特·克罗利就观察到，威尔逊的内心“完全相信自己的表现永远是正直的，在这一确信的周围，又环绕着一圈微微闪烁的修辞的光晕”；克罗利还批评说，总统的思想“甚至”将“最为具象的事情也看成了抽象……他的心灵如同一道光，破坏了它照射的事物的轮廓；光照虽强，但让人一无所见”。[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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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6年，鉴于“新自由”[551]的最新成就以及威尔逊不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之举，自由知识分子才全心全意地对他表示支持。然而反讽的是，恰恰是战争，提升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是国内问题难以做到的。史学家与作家都被动员起来，投身宣传，各种专家也招募到一起，担任顾问。军事情报、化学战、战时产业局中满是学院的科研者，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552]也被称作“俨然如同各个大学的教员的会所”。[553]在1919年9月，豪斯上校为威尔逊组织起了一群学者，号称“研究团”（在英国和法国都有相似的组织）。一度，“研究团”的专家人员达到了150人——有史学家、地理学家、统计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助手和员工，整个组织的人数达到了好几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前，“研究团”都处于保密之中；之后，被改组为美国和平谈判委员会情报处（Intelligence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它的全体成员随威尔逊奔赴巴黎，而且在那里，还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媒体上，关于这个团队，存在着一些有趣的评论；而老派的外交官则对这群政治业余人士颇为怀疑，尽管后者的文件装满了三辆军用卡车。[554]不过整体上，就战争、和平谈判、围绕协议和盟约的争论所引发的种种情绪来说，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公众对学者担任顾问角色的普遍接纳。只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Sherman）这样的政治家，因为充满仇恨的反智主义而凸显出来，成为例外；他针对战时政府权力的扩张做出了长篇大论的猛烈抨击，尤其还反对“教授和知识分子掌管的政府”。[555]不过，他预见了未来，因为对战争的抵触清算了进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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