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200 尽管我将商业作为我们文化中反智主义的先锋，但我并不是想要将它的作用夸大而言。当然，美国文化从一小群资助过学术和艺术的富人那里颇为受益，这其实立刻就足以抵消掉那方面的影响。强调商业中的反智主义，其主要原因并不是说，商业必然地最为反智、极为庸俗，超过了美国社会中的其他主要群体；而仅仅是在于，美国生活里，商业利益阶层最为强大、最为普遍。在两个意义上，这一看法都是成立的：一是，对实践性的要求在美国生活中是一股过分自负的影响力；二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商人就为反智主义思潮提供了最强的力量，远胜于社会中的其他任何势力。“这里本质上还是商业之国”，1920年，沃伦·G.哈定[605]如是说；他的话得到了加尔文·柯立芝[606]的一句名言的响应：“美国的事就是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607]至少在1929年之前，正是商业的这一社会优势，让它要求获得特殊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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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02 美国的商业能成功地反对智识，一个原因就是，在许多地方，它与传统的民间智慧相符合。例如，当商人谈起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培训时，其中对于智识的感受也就是民众的感觉，如爱德华·柯克兰[608]指出的，人们让自己的孩子退学，或者不让他们上高校，从而不断对教育制度做出表决。当我们发现亨利·乔治[609]这样“激进”的劳工改革派给自己的儿子提出如下建议，我们无须惊讶：既然大学给你脑袋里塞满了没必要学的东西，你就应该直接去从事新闻工作，让自己接触接触实际的世界；一位商业大亨很可能也会给出同样的意见。[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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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04 凡在涉及商业的文本中，只要极力主张实践性，那么对智识的恐惧，对文化的轻蔑，就会迅速地凸显出来，成为无处不在的主题。它们依赖于美国人针对文明和个人宗教的两种流行的态度——第一，人们对过去的普遍轻视；第二，自助和个人提升的精神，在这方面，甚至宗教信仰也仅仅是实践性的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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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06 我们首先看一看美国人对过去的态度，我们的技术文化已经深深地将它塑造。如通常所言，美国是一个没有古迹和遗迹的国家，即它没有那些摆脱不了的祖辈精神的踪迹，而所有欧洲人都与这样的精神共同生活，它的意义，至少就其大致的轮廓而言，连最朴实的农民或工人也难以躲避。美国是一群逃离过去者的国度。从那些最为坚决地将历史与自己的生活斩断的人里，迁徙之旅挑选出了美国人。[611]他们的心灵着眼于未来，美国人觉得自己被充裕的土地和资源环绕，却受困于劳力和技术的匮乏。他们重视技术知识和创造性，因为它们可以开辟国家的财富，开启一道门，通往丰饶的未来。需要的，是技术，是技艺——这就是重要的美国精神提倡的一切，“专门知识”（know-how）。过去遭到鄙视，被视为不切实际，毫无创造能力，完全而且仅仅是需要超越的东西。应该承认，当美国人对过去的轻视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时，它的某些方面往最差了说，也是合乎情理的，而往最好了说，则值得赞扬。危险之事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个重视技术或追求物欲，仅仅着眼于丢弃一切历史负担的野蛮社会。其他方面暂且不论，美国人的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拥护共和、追求平等，对君主制和贵族制、对无情剥削人民之举的反抗；它代表了对迷信的理性主义的抗争；对旧世界的被动和悲观的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抵抗；它体现了一种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独具创新的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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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08 但是，这种态度，当然就其结果来说，是反文化的，即使本意并非如此。它刺激了一种理智风格的发展，而按照这种风格，过去往往仅仅被视为一座陈列混乱、腐败、剥削的博物馆；这导致了一种轻蔑的态度，轻视一切难以转变为实践理智的思辨，轻视一切被调动起来却不是为了发展进步的情感。这种对人事的看法轻易就会认同这样的主张：生活的要旨就在提升实际的商业中。它激发起了一种自满的观念：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值得拥护的，就是美式生活，而且这一方式被其他地方的民族刻意地冷落和摒弃。[612]许多美国人在专利局发现了文明的真正秘密。一位演讲者1844年在耶鲁这样告诉本科生，他们在这里读不懂未来：[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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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10 哲学的时代已过，关于它的存在，只剩下少数的记录。荣耀的哲学逝去，除了人类受难的痛苦传统，没什么存留。但实用的哲学开始了，它不需要温暖的想象来为自己预测能随着时间统治多久，它放射着显现出来的自然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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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12 随着机械工业的崛起，在每个地方，实用派和传统者之间都划出了界限。大体来讲，美国站在了实用、革新、发明、金钱和舒适这边。明白易懂的是，机器的发展摧毁了陈旧的惰性、不适和残酷，但是，人们普遍不知，机器也在制造新的不适和残酷，它削弱了传统和理想，情操与忠诚，还有对美的敏感。在这方面，欧洲和美洲的标志性差异也许就是，在欧洲，总是存在着一脉强大的反抗性传统，既浪漫又注重道德，它反对工业制度的丑陋——不同的人物都参与其中，如歌德和布莱克、莫里斯与卡莱尔、雨果和夏多布里昂、罗斯金与司各特。这样的人用激情对抗机械，那是对语言和地域、对古物和古迹、对自然之美的激情；他们维系了这样一条传统，它抵制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怀疑人类工业进步的结果，是合乎道德、注重美感、遵循人道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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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14 我并不打算表明，在美国就没有对应的传统。有些作家确实反抗了对革新的自满的信仰，尽管人们可以发觉，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徒劳和孤立，意识到，他们在对抗主流。纳撒尼尔·霍桑很可能就抱怨过在美国的写作之难，如其《大理石牧神》（The Marble Faun）绪言所说，这里“没有阴翳、没有古风、没有神秘、没有如画且幽暗的错误，只有平庸的繁荣，就在辽阔、简单的白昼下”；而赫尔曼·梅尔维尔或许是在提醒——如《克拉瑞尔》（Clarel）中所言——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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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16 被流俗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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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18 弄得不再高贵——沦为野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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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20 他还这样回应了科学的进步主义：“你们完全是在训练新的匈人（Hun）”；在其之后，亨利·亚当斯带着讽刺的漠然、漠然的无奈旁观着美国的景象——但这些人并没有自视为某种传统的代言人。此外，梭罗的《瓦尔登湖》则陈述了人道的抗议，想象了那些埋葬在铁路束缚之下的死人和亡灵。那种对未来的、美国式的激情，丝毫没有感染他；他反对美国偏爱的运动、扩张、技术和实用。1853年，他这样写道：“这个国度的整个事业”[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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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22 并不是向上，而是向西，向俄勒冈、加利福尼亚、日本等，完全让我提不起兴趣，无论我是步行，还是乘着太平洋铁路。这事业不是靠思想来说明，也并未被情操赋予温暖；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之抛下生命，甚至抛下手套——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为它拿起报纸。完全是未开化的异教——用庞大的西部铁路，掠夺到了天堂。不；他们就走自己的路，直达自己的天命[615]，但我相信，这并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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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24 凭着与之有几分相似的精神，保守派古典学家和东方学学者泰勒·刘易斯则反对美国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荣，另一方面让实用教育鼓励“平庸的趋同”。他问道：“还有哪个时代能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寻觅的真正的原创微乎其微？所有孩子都被教导去重复空洞的自我颂扬，个体思想的一切特异尽皆丧失，因为人们只能接受贫瘠的进步观，轻视过去，盲目地尊崇未知的将来。”[616]但是，只有喧嚣的少数派与这些抗议之言意见一致。至于安德鲁·卡内基，他说“愚昧的过去，它的主要领域教给我们的，都是不可采纳，而要避开的内容”；这位石油大王觉得，让高校生“钻研发霉的死语言，学习令人作呕的神话故事，还有一切死历史的材料”，这毫无价值。詹姆斯·A.加菲尔德则并不想鼓励美国青年“用死去的岁月，而非我们时代的令人振奋的生活与活力来滋养自己的精神”。亨利·福特告诉记者，“历史差不多算是空话。这就是传统”——上述这些人，才是主流。[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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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26 当美国人中有代表性的声音响起时，这种对待没有机器的过去的傲慢感，这种对技术进步的希望论调，就有了合适的机会表现自己。马克·吐温正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声音就是最真实的一种。多年前，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他卓越的《马克·吐温的考验》（The Ordeal of Mark Twain）一书中令人难忘的一段里，批评了马克·吐温，因为“他对文学的热情恰恰就是对机器的热情，除此无他：他完全接受了同时代人的幻觉，以为机器的进步就等同于人性的进步”。布鲁克斯引述了吐温对于佩奇排字机[618]的狂喜，这位作家认为它超越了人脑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他又进一步引用了吐温致惠特曼的书信，诗人正值古稀之年，信中，这位作者恭贺惠特曼一直活到了这样一个物质的恩惠如此丰富的时代，包括“惊人的、变化无穷、不可胜数的煤焦油的产品”，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时代之所以非凡，也是因为它创造出了惠特曼。[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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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28 在这一点上，就像许许多多他对马克·吐温的理解一样，布鲁克斯似乎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这封信看起来并没有引起惠特曼本人的反感。早在三十年前，惠特曼就以相同的口吻这样写道：[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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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0 想想过去六年里做出的不计其数的发明创造，为了让我们既舒适又享受——我们的浴缸，冰库，冰桶——我们的捕蝇器和蚊帐——门铃和大理石壁炉，还有滑动桌——专利墨水台，婴儿跳跳椅——自动服务机，扫路机——总之，扫一眼卷帙厚重的专利局报告，你真是吉星高照，命运垂青，就在我们主的这一年，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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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2 在这方面，马克·吐温尤其值得关注，是因为，他格外真实地折射出了主张技术治国的心灵所关心的事情。我说折射，而不是呈现，是因为，他又太过提倡道德，太过悲观，难以想象机械进步就是完全自足的目的。他是个矛盾人物，很少有人能如此，既是热情地支持商业工业的价值，同时又轻蔑地将其否定。他对技术进步的最为全面的评述，见《康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该书将19世纪掌握科技的美国佬的心智同6世纪的社会并列在一起，同时讽刺了这两种文明。这一传奇的道德忧虑就在于，人的卑劣和轻信甚至会战胜机械技术的进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辩证逻辑里，所有优势都在康州美国佬这边，他凭借蒸汽动力和电力确立了仁慈的独裁。“在我的统治下，我做过的第一件正式的事情——就在执政的第一天——正是建立一家专利局；因为我知道，没有专利局和正规专利法的国家就是只螃蟹，根本走不了路，只能往侧面翻，或是向后退。”[621]当然，吐温对于自己的主人公、这位美国佬，态度有点两可；虽然如亨利·詹姆斯辛辣指出的，吐温有可能还是一位心智不全的作家，但是，他的不健全至少还没有让他意识不到这种工匠的某些局限。[622]不过，尽管如此，康州美国佬还是享受着精神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吐温也希望我们对他报以同情。马克·吐温的民族自尊也在书中有所涉及——他给自己的英国出版方这样写道：这部作品的创作，不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英国，它是为了回答英国人对美国的批评（尤其是回应马修·阿诺德的批评，尽管吐温没有提及），它也试图“撬起英国民族，使其人性的水准稍微提高一点”。事实上，他在普遍的意义上讽刺人类，从更特殊的角度讽刺美国佬的工业主义，如此的意图却被这样的冲动吞噬，即他想要证明后来所谓的美式生活是合理的。尽管这本书对于现代美国的弊病旁敲侧击，但它主要还是回应了欧洲和过去，回应了一个以肮脏、迷信、残忍、愚昧、剥削为全部特征的社会。如果马克·吐温的意图是以同等的程度讽刺6世纪的社会和19世纪的社会，那么，他的实际做法出了差错。但是更容易相信，他的敌意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朝向了一个方向；这一解释更为贴切，符合了他对佩奇排字机的狂喜，尽管他希望这种机器能赚个几百万，他却赔了好几千。此外，它也符合《傻瓜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的论调，吐温在书中承认，他关心的，是欧洲的铁路、车站、收费公路，而不是意大利的各种艺术，“因为我能理解前者，而没有本事欣赏后者”。[623]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中临近结局，长长的一系列虎头蛇尾的情节的一个方面，其中，痴迷于欧洲冒险史里陈腐英雄事迹的汤姆·索亚，坚持要求必须按照他所认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将黑鬼吉姆从囚禁中营救出来，尽管它的程序累赘不堪，他拒绝了哈克·费恩自己摸索出来的常识建议。这一出过分的滑稽戏饱受批评，因为它偏离了书中基本的道德剧，但是，在马克·吐温看来，它至关重要。汤姆·索亚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不实用，而哈克则象征了美国人土生土长的应对现实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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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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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6 马克·吐温表达了一种毫无疑问极为普遍的、美国式的矛盾心理。它的主要原则是对专利局和未来的强烈信仰；但是，许多美国人都与马克·吐温一样，对于主要在东部繁荣兴盛的高雅文化，存有某种尊重和渴念。（克莱门斯，即马克·吐温既想用这种文化“来弥补”，但又莫名其妙地要去蔑视它，这酿成了我们整个历史中最令人不快的一次对峙——他的惠蒂埃生日致辞，惨不忍睹的窘况。[624]）这种文化自有其局限，然而，在马克·吐温的大部分生涯里，它是这个国家所知道的、仅有的高等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依赖于商业阶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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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8 在美国，艺术和学术的状况既缺少强劲的世袭的贵族制度，也缺乏国家的资助，它们倚靠商业的财富；在这一方面，美国商业阶层的个人文化总是对理智生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建国开始，美国就必然地是一个离不开劳动的社会，但甚至早在18世纪中期，艺术和学术的物质基础就已经在沿海城市建立起来；一种对文化具有兴趣的商贾社会，其根基也得以奠定。早在174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勾画了殖民地之间发展科学的合作计划，他观察到：“建立新殖民地的第一拨苦差已经大功告成，它让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不可或缺的事情上；而在每个地方，种种环境下，许多人都安居下来，有闲暇培养更为高雅的艺术，提升积累的常识。”[625]在当时的英帝国最大的一些海滨城市里，商贾和专业人士阶层对于学问、科学和艺术的促进有着严肃的兴趣；正是这一阶层，建立了新世界的资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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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0 这个阶层的支柱就是贸易财富——必须指出，它们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他们并非一成不变地将追求商业和积累金钱视为生活的充分目的。按照一些生意人的看法，商业是一种生活的方式（a way of life）；而在其他商人看来，它是生活的途径（a way to life），是多面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已，有可能只是这种存在的手段。后者中，在积聚大量财富之后过上退休生活，至少是可以设想的目标。对于这种理想，安德鲁·卡内基，在他那一代巨富里，算是个例外，因为他口头上还是表示了赞同，但并没有履行过。三十三岁时，卡内基一年能赚50000美金，他这样写道：[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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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2 对商业的照理让我长久以来应接不暇，我的大部分思想都完全集中于如何最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这必定让我失去了永久复原的希望。我会在三十五岁退出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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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4 有强烈生意头脑的人一向存在于美国，对他们而言，退休毫无意义。但是，卡内基表达的理想具有不小的力量。波士顿、纽约、费城或查尔斯顿的旧派商人都是多才多艺，通常也是见过世面的国际性人物。与欧洲和东方的贸易往来，让他们的心灵对外开放。航海时代的商业交易，速率缓慢，但随着19世纪中叶通讯的不断迅猛发展，速度很快得到了提升，这就让成功的经商与体面的悠闲生活毫无冲突。在18世纪晚期的相对分层的社会里，上层商业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财富和地位的继承者，他们让自己的商贾角色在教养、闲暇、教育方面发挥了优势。此外，18世纪的商人通常还积极参与政治；除了商业，他们也关心做官、立法、行政，这有助于让人在行动中全面多用，在思想上具备反思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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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6 19世纪初期承袭了这一理想——它所属的商人，既是文明人，也是文明的推动者。这种理想的代言人并不觉得传布清教徒献身工作、节俭、节制的价值观与绅士悠闲、文化、全才的理想有什么矛盾。有一份一流的商业刊物，其专栏里也表达了这种生活态度，即《亨特商贾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627]它的发行人和主编弗里曼·亨特（Freeman Hunt）是马萨诸塞州一位造船师的儿子，与19世纪其他许多发行人一样，都是从印刷业开始了自己的事务。在他个人之中，他将新英格兰的理智主义和经商思想的遗产同自我奋斗者的实践经验结合在了一起；亨特幼时失怙，这让他不得不自谋生路。1839年，亨特这份月刊的创刊号将商务描绘为提升心灵的崇高职业，它扩展理解力，为“常识的储备”带来增益。“我们最为突出的目标之一，”他写道，“就是提高和增进商业品格。”他强调了“正派”的重要性，“这是崇高意义上的荣耀，无论在其他东西上有多么充裕，一旦缺少它，一个人也许就徒有其名，完全缺少高尚又高贵的商人的所有特质”。商业也是“包含和要求知识的专业，如其他国家的土壤、气候、生产、消费——如全世界的历史、政治色彩、法律、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般信息；比起其他任何专业的必要知识，商业的这些更为多样……”他承担了维持交易的理智和道德水平的责任。“当年轻人的心智成熟时［取代老派商人］，他们会发现我们……在尽全力协助初出茅庐的商贾，就在他的崇高又高贵的职业里。”[628]他的著作之一《价值与财富》，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后来的作家则频繁地重申“商业与文明携手前行”的观念。许多年以后，亨特的杂志还设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学栏目”，论及了知识分子普遍感兴趣的书籍。其中也报道了纽约商业图书馆协会（New York Mercantile Library Association）主办的讲座。有一位牧师的文章《闲暇——其正用与误用》（“Leisure—Its Uses and Abuses”）还被认为非常重要，予以发表。另有一篇文章《商业的优势与利益》（“Advantages and Benefits of Commerce”）则指出，“在每一个其商业的发展都基于伟大而开明之原则的国家，其自由研究和事业都已然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此中的本质在于，商贾的作用之所以得到了证实，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物质上是有用的，甚至也不只是因为他追求事业时的荣誉和正派，而是归因于，他是商业之外的更为普遍的文化的推动者。[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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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8 旧式的从商理想，有着一套强制的实践、道德、文化上的责任，它似乎很难做到；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尤其在海滨的大城市，他们能够履行这一理想，并使其具有活力，成为现实。比如，不妨考虑富可敌国、实力强劲的波士顿的阿普尔顿兄弟（Appleton brothers），萨缪尔（Samuel，1776—1853）和纳坦（Nathan，1779—1861）。除了商业，萨缪尔也活跃于政治领域，他六十岁选择退出商界，将余生奉献于慈善。他慷慨解囊，资助大学和研究院、学术社团、医院、博物院。他的弟弟纳坦则对科学、政治、神学都怀有积极的兴趣，他助建了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马萨诸塞历史协会（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还有其他文化机构；他曾说，倘若不是偶入棉花业，他靠贸易赚的200000美金就足够花了。亨利·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外祖父彼得·查顿·布鲁克斯（Peter Chardon Brooks，1767—1849）——他有三女，嫁与爱德华·埃弗雷特[630]、纳撒尼尔·福兴汉姆[631]，还有老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在三十六岁时就充分脱离商业，隐退而去（数年后，他又重返而来）；他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公职、慈善，还有两位女婿的政治事业。诸如此类之人，尽管在商务中兢兢业业，但也能够超然于其外。建立文明成就的理想依然在他们的心灵中闪现。爱默生为约翰·穆雷·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1813—1898）——全才、富有教养的商人和铁路企业家——所做的动人的悼词，就标志着：在知识分子与商贾理想的最佳楷模之间，有可能建立和谐关系：[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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