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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到何处，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当然，他善骑马，精于射击，驾一手好船，会当家，能理政；此外，在公司里，他还是一流的演说家……不过，我对自己说，此公对人有同情之心，敬重文士与科学家，人们不必怀疑，在任何公司里，他都遇不到一位比他本人还要上佳的人。我认为，这真是优秀之国，能诞下像他这样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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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商贾理想的杰出典范是著名的日记作家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1780—1851）。霍恩的经历证明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地方贵族社会如何能吸收具有天分的新来者，因为没有人能比这位新贵更充分地体会文明商人的生活了。他是细木工之子，父亲的经济手段有限，十九岁那年，霍恩与兄长涉足进口贸易。四十岁时，他带着500000美元的财产，退出事业，出国而去，壮游欧洲。霍恩十六岁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学，但与典型的自食其力的人不同，他并未发挥这种条件的优势。“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缺陷，”1832年，他这样写道，“我会用我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半财富来享受古典教育的便利。”[633]但是，就他的情况而言，对经验的强烈渴求平衡了正规教育的欠缺。数年间，他的书室，网罗典籍，其阅读广泛而精心，他还得到了数量不多，却颇为优良的艺术作品集；他成为歌剧团与剧院的资助人，还是纽约社会界的专业导师，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不计其数的慈善事业的赞助者。他的家成为政治领袖、作家、演员、外交官的会所。他积极参政；还担任市议员助理，短时期内任职过纽约市长；与韦伯斯特、克莱、苏厄德一样，在主持辉格党和作为党顾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化，就如许多他的同类人一样，是附庸风雅，故作斯文；但是，倘若没有这些人的资助和兴趣，美国文化和理智生活就会变得贫瘠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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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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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像福布斯和霍恩这样的商贾，他们的生涯让托克维尔的一个说法打了折扣：“美国并没有这样的阶层……其中，对理智愉悦的趣味靠世袭的财富与闲暇来传递，而且智识的劳动会受到尊崇。”[634]但是，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世袭”毫无疑问才是关键词；结果就是，霍恩家族和福布斯家族基本上不可能推广他们的社会类型。甚至从19世纪30年代起，这一点就开始变得显著起来——托克维尔那时正游历美国，写下了伟大的评论——而在之后几十年里，又越发明显。随着商业的重要性相对衰落，制造业兴起，商业界内，只有较少一部分人面临着海外贸易的渐渐扩大的国际性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精神开始向内调转，更为独立。当商业在内陆迅速蔓延，跨越阿勒格尼地区，延伸至中西部，文化制度和悠闲的精神习惯被抛在了后面。人力和物质快速迁移，超过了制度和文化。阶级壁垒崩溃，新的商机为普通人开启，这意味着，商业和社会的各个等级之中，满是暴发的新贵，他们的品味与习惯渐渐主导了社会。初期阶段，尤其在沿海城市，建制性的地方贵族社会足够强大，可以吸收、塑造、规训霍恩之类的新贵。而对于内地的新城市，早在繁荣的文化以波士顿、纽约、费城为中心时，这些新城尚是荒野；如今，新人和贵族的后裔却能会聚于此，彼此颉颃；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里，正是新贵让绅士的地位降低。当然，某些内地城市，如辛辛那提和列克星敦，则设法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文化中心，但是，它们的努力相对虚弱无力。在内陆社会，新近成功的商人毫无必要，也没有机会磨炼自己，并且让他们的子女通过婚姻进入建制的专业和商业贵族阶层，就像波士顿那里的显贵。万象更新，万象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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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新鲜，原始，而且渐渐不安，危机四伏。甚至如霍恩这样的人，也受到了动荡时代的伤害。在19世纪30年代，他失去了可能有三分之二的财富，当逆境让他重返商界之后，他却无力重现之前的成功。按照美国商业中异常投机的习气，财富会轻易地得而复失。交易的步伐加快；商业在持续地专业化。对于过去的进口商来说，当他们的业务与跨大西洋的贸易速度保持一致时，他们常常能够获得偶尔的闲暇，但对于那些面临着新的威胁或新的机遇的人来讲，他们在每个方面都遇到了变局，因而，这样的闲暇就不复存在了。商业需要更多的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商人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参与政治，担任公职；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也退出了文化生活。1859年，英国游客托马斯·科里·格拉坦（Thomas Colley Grattan）观察了年轻的美国商人：[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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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从事商务，强烈狂热地参与政治。他们已婚。他们不参加宴席。他们不喜欢炫耀服饰。他们难以阻挡脸上的褶皱和鱼尾纹，但他们呈现出，而且很快得到了一副缩拢、敏锐、瘦削的面容。他们的气质、举止、交谈也同样是收缩的。他们没有宽度，无论是肩膀，还是信息、志向。他们的体力被打垮，他们的精神力拘禁在狭小的界限里。他们大脑中的很小一个部分，在持续地运转；其他所有部分，都停滞了。只有赚钱的能力得到了培养。他们能学会范围广阔而普遍的常识。但一切仅限于贸易、金融、法律，窄小、局部、偏狭的信息。艺术、科学、文学对于他们而言，几乎就是死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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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商业出版物的文化格调也衰落了。之前，亨特杂志的文学栏目相当鲜明，而又严肃，但此时，这份刊物也任由这种特征渐渐减弱。在1849年及之后，曾经每期八页的图书评论，缩减至四或五页，然后变为两页半敷衍了事的书籍评介，最终在1870年倒数第二期时彻底消失。在这一年年末，杂志与《商业金融时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合并。《亨特商贾杂志》曾经是月刊；而它的继任者则是周报。在老版刊物的最后一期里，出版商解释了商业通讯日渐增长的速度，它让那种商业月刊不再合乎时宜。[636]接续它的刊物也是精心编辑，但那种对文学的认同已经寥寥无几，零零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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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对美国社会的主导越是彻底，它就越是觉得不再需要用自身领域之外的价值观来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在之前的时代，为了寻求支持，它会宣称，全力经商就是服侍上帝；后来又说，这也是服务于道德与文化。尽管这种逻辑并未消逝，但在商业原则里，还是渐趋式微。随着商务成为美国生活里的主要基调，随着庞大的物质帝国在新大陆蓬勃兴起，为了寻觅合法性，商业慢慢地采取了纯粹物质性和内在性的标准——也就是它创造出的财富。曾经，捍卫美国商业的理由，就是它所建立的高度的文化标准，但如今，维护的依据主要是它造就的高级的生活标准。[637]大部分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物质繁荣，就算不是一种道德理想，也至少是其他一切道德理想的前提。1888年，铁路经理查尔斯·艾略特·珀金斯（Charles Elliott Perkins）问道：[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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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布道家和慈善家，巨商豪贾、制造大王、大发明家，他们为这个世界的贡献难道不是更多？……让生活的必需物和便利品的成本变得低廉，此乃文明和进步的最有力的动因，这一点可还有疑问？其他条件不变，饱暖之人会成为比冷饿之徒更优秀的公民，这个事实难道没有回答问题？贫穷是世界上大多数罪行和不幸的原因——让生活的必需物和便利品的成本变得低廉就是减少贫困，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将之减轻，绝对没有。历史和经验证明，随着财富的积累，东西变得便宜，人类才会……在思维习惯、对他人的同情心、正义观和仁慈观上有所提升……物质进步必须首先实现……而其他进步都立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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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个半世纪之前，富兰克林就认为文化进步的物质基础已然建立起来，但如今还是有人，凭着超过以往的强烈信心，断定物质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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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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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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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贾理想的减弱，成为自我奋斗者这一理想取而代之；这样的理想反映了不计其数的，即使没有当上富豪，也至少变为大商人的乡村青年的经历与雄心。研究现代流动性的学者已经无可置疑地揭示：传奇般脱贫致富的美国故事，作为神话和象征，要比作为统计事实更为重要，尽管商业年鉴上装点着可观的范例。[639]美国实业界的最高地位，甚至在19世纪扩张的最为狂热的时期，也被那些从生涯一开始就具备了决定优势的人，占据了大部分位置。不过，还是有足够的奋斗者，他们的崛起也足够戏剧性、足够吸引人，他们让神话有了实质内容。除了最高阶层，还有中间位置，那也代表了可观的成功；只有少数人能切合实际地希望自己成为范德堡[640]或洛克菲勒，但许多人可以以更小的规模效仿他们的成功。就算生活不是从贫到富的变迁，它至少也能是从穷困到体面的过程；人们热切地检视经验的视野，搜寻那些暗示出这种转变如何可以成功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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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的自我奋斗者之所以是自我奋斗，并非因为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从贫穷起步；他们的自我奋斗主要在于，他们并不是利用正规的学习或精心的培养才取得了事业成功。在理想上，自我奋斗者是这样的人：其成功并不取决于正式教育，而除了自己的事业素质之外，个人的文化无足轻重。到19世纪中叶为止，这样的人渐渐明显地主导了美国社会，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迫切地需要代言人。费城小作家提摩太·谢伊·阿瑟（Timothy Shay Arthur），因其为《酒吧十夜及我之见闻》（Ten Nights in a Barroom and What I Saw There）[641]的作者而闻名于史，但是，他在当时声名大噪，是因为他是一位鼓吹道德、自立成功的作家。1856年，他指出：“在这个国家，最杰出、最有效率者，不是那些生来就有财富、有显赫社会地位的人，而是那些依靠不屈不挠的个人活力赢得这两者的人。”阿瑟坚称，国家的繁荣得益于他们。[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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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平对于新兴的一代人价值无量……迄今为止，美国人的传记太过密切地专注于种种获得政治或文学殊荣的人……我们的青年仅仅熟读这样的传记，他们必定接受了有关我们社会的真实结构的错误印象，他们没有明白国家的进步活力在于何处……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眼前铺开的、我们的自我奋斗者的历史，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从各类人中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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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奋斗者的观念并不新鲜。它是清教徒的布道和新教的天职说的自然结果。本杰明·富兰克林就传布过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生涯，他并没有遵循自己的这些廉价的准则。赚取了适当的财富以后，他就专注于费城、伦敦和巴黎的理智生活与社会生活；比起商业，他更感兴趣政治、外交和科学。作为典型的一类美国人，自我奋斗者在19世纪初期成为显著的形象。据说，这个词是亨利·克莱首先于1832年在有关保护性关税的参议院演讲中使用的。他否认了关税可以造成世袭的实业贵族，他主张，相反，没什么能比它更民主了；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充分的机会，可以从无名到富贵。“在肯塔基，几乎每个我所知道的工厂，都掌握在有事业心、自我奋斗的人手中，他们获得了一切他们凭借耐心与勤勉的劳动才会拥有的财富。”[643]直到三十年后克莱去世，这一类人更加知名，在信仰方面[644]，也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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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信仰方面，毫无反话之意。欧文·G.怀利（Irvin G.Wyllie）在他的颇有启发性的研究《美国的自我奋斗者》（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中指出：自立的文学，并非商业方法或技巧的文学；它并不处理生产、会计、工程、广告或投资；它处理人物的成长，只有在这里，它的新教源头才最为显著。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牧师在自立作家中颇为突出，尤其是公理会牧师。[645]自立是品格上的磨炼。自立的文学说明了如何收集意志的资源——如何培养节俭与艰苦劳作的习惯，如何培养坚忍和冷静的美德。自立之书的作者设想，早年生活的穷困实际上是一种优势，因为它的磨炼有助于创造出那一类将会成功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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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作家和自我奋斗者提倡的品格观明确排除了他们笼统而言的天才。毋庸置疑，在这方面，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矛盾心理——有谁会不渴望或羡慕“天才”呢？但是，自立文学中的主流假设是，品格才是必需，而非凡的才能却并非如此；而且，那些一开始就具有这种才能的人都失去了培养品格的动机或能力。平凡之人，通过强化自己的优良品质，通过高度地使用常识，有可能具备与天赋一样，甚至还要优秀的才能。“不需要天才，”一位纽约商人说，“就算需要，有些大人物已经说过了，天才仅仅是加强的常识。”依赖杰出的天分，这导致了懒惰，缺乏纪律，缺乏责任心。“天才”无用，毫无意义。1844年，在向听众谈论这一问题时，亨利·沃德·比彻指出：[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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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对这一类人的观察可以确定，他们遍布学院、大学和戏剧社团；在乡村的辩论会；在年轻艺术家和有志的职业青年的小圈子里。令他们闻名的，是矜持的气质，过分的敏感，十足的懒惰，长长的头发，敞开的领口，读了太多糟糕的诗，写了太多还要糟糕的东西，趾高气扬，矫揉造作，令人生厌，百无一用：这帮家伙，没人想当他们的朋友、学生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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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间，对天赋或才华的怀疑都植根于商业的原则中。在比彻对天才做了描述之后的第八年，一篇文章发表于《美国杂志》，题为《为什么我从不雇用有才之人》（“Why I Never Hire Brilliant Men”）。作者将商业上的才华等同于性格反复、神经过敏、不负责任；身为企业家，他与这种人为伍，其经历是灾难性的。“就算是上佳之材，草草拼凑，也不会做出精美的鞋子，”他说，“但是，即使材质平常，细心、专心打造，也会做出卓越的精品。”“所以，大部分原材料，我都是从运货车或其他手边的地方取来的。通过这种肌肉强健、头脑坚硬的素材，我筑就了商业，由此，按照我们当地的标准，我算是富有了。”这位作者多少是在辩护，他预见到了，他有可能被视为全然平庸之徒，毫无能力欣赏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他坦率地说，这一判断可以证明是合理的，[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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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就是平庸。但是……商业与生活都建立于成功的平庸上；胜利之所以降临公司，并不是因为雇用了有才华的人，而是由于认识到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平常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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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在杂货批发区，在我这相当邋遢的大楼里，我放弃了与［有才华］之人交往。不过，一想到克伦威尔，我就很欣慰，就靠愚钝而热情的自耕农，他在欧洲建立了最为精良的军队；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由十二位微贱之人组成，他们是在内陆之湖的岸边拣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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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这一切，对正规教育的顽固敌意，以及与之抗衡的对经验的崇拜，就出现了。崇拜经验的原则要求有志青年尽早，而且尽可能地接受一位作家所说的“日常劳苦生活的磨炼”。正规教育只会耽误这种经历，尤其是教育时间拖延太久。木材大亨弗雷德里克·威尔豪瑟（Frederick Weyerhaeuser）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学之人“习惯于认为，由于自己是大学毕业生，他就没有义务从梯子的底层开始干起，而勤杂的童工，十四岁就进办公室了”。[648]必须指出，在这一点上，自立之书的作者并不同意商人：他们通常都提倡更正规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的要求对于商业中的自我奋斗者毫无说服力。商人队伍里，对免费公共学校的看法，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样的学校创造了更有效率、训练更加有素的劳动阶层；而另一派对于相关的税务迟疑不决，或者，他们相信，教育只能让工人不再安分知足。[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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