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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生和习惯懒惰的人，对于他的所有支持者来说，是不是一种负担？那么有一种方式可以摆脱他，我们让他当老师。按照许多人的看法，在学校任教无非就是呆坐着，无所事事。有谁已经浪费了所有的财产，或者因为轻率和行为不端落了个负债累累？那么开学校这一行，为他开放，供他接受；在这里，他沉入了底部，因为他没有自谋生计的能力。有谁已经毁了自己，也做尽一切让其他人败坏的事情，放荡、酗酒、诱奸，某种不法行径？不仅如此，他是不是刚从监狱出来，为违法之行接受了可耻的惩罚？他全无品节，不可信赖，但是现在，他开了学校，眼见着孩子们蜂拥而入。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如果他想按照这种身份来做事，那么我们承认，只要他能读，能写，能算平方根，他就会成为出色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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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美国文学里，教师最流行的刻板形象，莫过于华盛顿·欧文的伊卡博德·克兰[78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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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鹳）这一姓氏很适合他这个人。他个高，但太瘦，窄肩，长臂长腿，双手悬垂，离袖口足有一英里，脚可以当铲子，整副身板极为松垮，凑成一体。他的头小，脑顶扁平，大耳朵，大绿眼睛就像玻璃，鼻子长长如同鹬鸟的嘴，这让脑袋看起来仿佛一只风信鸡落在纺锤般的脖子上，报告着风向。如果在刮风天看见他沿着山边跨步而行，他的衣服吹得鼓起，在身子周围飘飘荡荡，那么就会误认为，他是饿鬼下凡，或是什么稻草人从麦田里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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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欧文的描绘，伊卡博德·克兰并不完全是坏家伙。在各家蹭饭时，他尽可能让农民之家欢迎自己，他从事各种各样的杂工，还把小孩子抱在膝上摇逗和爱抚。在当地的女性之中，他算是大名人，他比女人们平时遇见的乡巴佬要更有文化。但是，这个“混合了小聪明和单纯的轻信”的人，并不是男性眼中的英雄；骨头布鲁姆（Brom Bones）用可怕的伪装把伊卡博德吓出了城镇，拿南瓜砸中了他轻信的脑袋；他代表的正是美国男人世界对旧时代的男教师做出的象征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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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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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考德威尔和卡特等人，都希望实现某种教育改革，但他们的抱怨有可能夸大了事实；不过，即使有所夸张，它们倒也反映出了固定在美国人头脑中的、针对教师的刻板印象。恶性循环已然出现。美国的各个社群都认为，很难觅得或培训出优秀的教师，也很难为之提供报酬。他们仅仅满足于自己能找到的人，而他们找到的，却大部分都是不合群、不称职的人。他们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学是吸引流氓的行当；在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后，他们不再愿意给流氓更多的、超出其本来价值的薪水。诚然，有证据表明，品格良好、能干的教师当被发现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且很快就在社群中得到很高的地位，超过了其他地方的同行；但是，在普遍提升教师才干这方面，要到很久之后，才会投入相当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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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美国教育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就是分级制小学的发展与女性教师的出现。分级学校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它是对大城市教育问题的回应，截止到1860年，它已然广为通行。在这一年，大多数城市都拥有了这样的学校，学生大约六岁入学，十四岁即可毕业。这种分级学校主要以德国体系为模板；它让更小的教室可以容纳更为同质的学生群体；它让美国的教师工作有了体面的基础，这方面贡献良多。它还提升了对教师的需要，将这一职业向女性开放。直到1830年，大多数老师还只是男性，女人主要负责小孩子和夏季班。有一个看法颇为流行：女人不足以应付课堂纪律问题，尤其是“大班”和更高年级的群体。针对这样的异议，分级学校提供了一部分答案。虽然在许多社群都可以听到女教师的反对者的声音，但是，一旦指出，女教师的薪水可以为男性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他们通常就很容易不再作声。对于全民教育这一美国式的伟大追求，此正是方案之一，而且还节约成本。截止到1860年，在一些州，女教师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而内战也加速了女人对男人取而代之。到了1870年，据估计，女性在师资力量中占到了几乎60%；她们的数量还在飞速上升。到1900年，大约70%的教师都是女性；二十五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峰值，将近8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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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教师的接纳，不仅解决了成本问题，还解决了品格问题，因为完全可以找到大量低薪工作而且值得称赞的年轻女孩，只要她们的个人品行符合学校董事会设立的、严格有时还极为严苛的标准，她们就可以作为教师进行从业。不过，这并没有完全解决教师能力的问题。新教师的典型特征就是年轻，准备不足。长时间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公共设施为她们提供专业的培训；为了这一目的开设的私立女中，数量也不是很多。欧洲国家在教师培训方面已经实验了一百多年，而美国对此还没有太多的考虑。在贺拉斯·曼的推动下，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1839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但是在内战之初，也只有十几所这样的机构。1862年之后，它们才迅速增多；但是在19世纪末，它们依然没有满足日益剧增的对教师的需求。1898年，只有很少的新教师——也许大约五分之一——来自公立或私立的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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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学校提供的训练并未达到多高的水平。它们的入学标准杂乱无章；甚至都到了1900年，高中文凭还很少被认为是准入条件。两年高中学习或是同等经历，通常就成了两年制或三年制师范学校的前奏。四年制师范学校只是在1920年之后才成为主流，到那时，它也开始被师范大学取代。甚至在1930年，美国教育署（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787]的调查表明：当时美国师范大学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里，只有18%的人完成了四年制学业。三分之二的人接受了一年或两年的课程。[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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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世纪末以及之后，美国的各个社群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满足了对合格教师的需求，但是，学校人口的猛增让它们吃力地追赶；教师市场的供不应求也不利于预备培训标准的提高。1919—1920年最佳的估计数字表明，半数美国教师在二十五岁以下；有一半教师在学校工作不超过四五年，有一半人在八年制学习之后，没有接受过四年以上的教育。接下来的几年，是师范教育在人员数量方面不断飞速增长的时期。但是1933年，美国教育署发布了《全国师范教育调查》，其中表明，在美国，只有10%的小学老师，56%的初中教师，85%的高中教师具有学士学位。学士以上的教育程度几乎是可以忽略的，除了高中教师之外，但其中，也只有六分之一多的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调查还针对师范教育，比较了美国与挑选出的西欧国家，它表明，美国处于相当程度的劣势地位，明显落后于英国，远逊于法国、德国和瑞典。“令人深为忧虑的，”调查的作者写道，“是这一事实，一般师范生，尤其还有重要的教师群体，在人口整体的横断面上并不具有更多的智力优势。”[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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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能的大学生没有从事教师工作，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回报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是因为师范教育中凸显出来的废话连篇，这很难说清。非常明显，在有意教授的学科上，教师受到的训练并不充分；然而，还要惊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方向领域的准备如何，他们从事该领域教学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调查整理了现有的研究，它表明，在某学科上准备充分的高中教师，几乎只有50%的机会被分配到这一科目从事教学。在一部分程度上，这有可能是行政疏忽的结果，但主要原因归咎于大量不赢利的小型高中。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在1959年不断抱怨的，就是这样的学校。[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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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一看美国教师培训的历史，人们就没法回避埃尔斯布利的这一结论：“当我们尽力为公立学校提供充足的教师时，我们为了数量牺牲了质量。”[791]有一个主流的设想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公立学校教育，而整体上，除了南方之外，这一想法业已实现。尽管为了全民教育这一目标需要提供训练有素的教师，但是，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在这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寻求廉价教师才是常年的任务。教师也被认为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应该过高，这正是美国平等哲学的一部分。在殖民地时期，教师的薪资尽管参差不齐，但似乎整体上大致与技术劳工的工资持平或更低，明显不如专业人士的薪酬。1843年，贺拉斯·曼在调查了马萨诸塞州各行业群体的薪水之后，报告说，同一城市中，较之地方教师的收入，技术工人的薪资要高出一半或一倍。他还发现，女性教师比工厂女工的收入要更低。1855年，新泽西一所学校的管理者认为，尽管教师一般来说“资质严重低下，难以胜任工作”，但是，他们“接受的良好的预备培训，还是超出了对他们的要求”。他指出，期待有才能、有前途的人为了老师的收入去工作，这太荒唐了；首要原因就是，“老师这个名字，曾经而且目前差不多依然是骂人的词”。许多农民会出好价钱给马修蹄子，而不是“找个合适的人塑造和培养自己孩子的品格”。[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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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薪水方面的缺陷并没有在尊严或地位方面得到弥补。此外，女性教师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虽然杜绝了劣性品格对教师职业的玷污，但也产生了严重的新问题。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一种理想颇为流行——教师招聘的实际情况大体上也遵循了这一理想——男人应该在教育中普遍发挥关键的功能，而且在中等教育里起到突出的作用。西方世界里，美国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几乎将初级教育完全交给女性，而且中等教育大部分也由女教师负责。1953年，在教育女性化这方面，美国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国家：小学教师里，女性占到93%；中学老师中，占到60%。西欧地区，只有一个国家在中学教员里聘用了超过一半的女性（即意大利，5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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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重点并不在于，教师中男尊女卑（事实上，在某些教育层次中，尤其在小学低年级里，有理由认为，女性教师更胜一筹）；而是，在美国，教师工作等同于女性的职业，它并未给男人提供那种由完全合法的男性角色所带来的声望。由此，学校里男生的体验，助长而且毫无疑问在一部分程度上塑造出了教育和文化都是女人关心的事情这一美国式的男性信念。他们的老师中，通常并没有充分的男性榜样或偶像，来用自己的表现传达出这样的认识：精神世界理所应当是阳性的；这样的男人，才能为男生提供理智研究或文化生活上的阳刚的典范，才能被视为在世界上足够成功和重要，从而让朝气蓬勃的男孩会考虑从事教师工作，以此谋生。因而，男孩在成长中，会认为男教师有点女里女气，他们对待后者的态度非常奇怪，混合了礼貌的顺从（这种顺从归因于女性）和直率的男性的倨傲。[794]在某种严格的意义上，男教师可以受到尊重，但他不是“男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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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师角色的男性问题仅仅是一个大问题的很小的一部分。在19世纪，通常来说，男性之所以进入教师业，要么是暂时如此——在通往律师、牧师、政治家或大学教授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而已——要么是因为，他最终承认在更值得从事的职业上一无所成。甚至今日，据调查显示，最有才干的男性在任教时，往往期待着会成为教育界的管理者，否则就彻底离开这一行业。最近几十年，一个全新的领域已经打开，它或许造成了公立中学的男女人才的流失：这就是大量涌现、人数众多的大专（junior colleges）或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s），它们让有事业心的教师可以通过额外地提高能力和加强训练来脱离高中，向上跃升，他们青睐这样的单位：它可以带来较为容易的生活手段，以及更丰厚的薪水，更高的声望。但是，在这类学院，他们给予的教育，在第一流的高效的中学里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独立机构，提供了第十三和第十四年的公立教育，这可能带来各种优势，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对于美国教师人才的整体储备，毫无助益。在致力于供应充分的、受训良好的教师上，美国陷入了某种教育怪圈中。上层教育职位——如大学和大专——的回报越是充足，在这种机构入职的青年，其比例就越高，而他们也就更不可能让才华留在低级的教育制度中。在一个没有让教师工作具备吸引力的社会，找到足够的受过培训的人才来教育大众，这依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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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三章 适应生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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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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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教育中显现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反智思潮是美国思想中的一个惊人特征。这一思潮对于青少年教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后果，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考察1870年以来公立教育中的重大变革。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免费的公立中等教育，而仅在20世纪，公立高中就成为大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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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教育的某些独特之处具有首要的意义——尤其是它对民主制教育的设想，还有教育目标的普及性。美国之外，人们不会设想，所有儿童接受的中小学教育，都应该需要如此之多的年份，而且这样整齐划一。从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在设计时都明确地专门配合了自己的阶级制度，尽管如今，它们的体制不再如此。在那时的欧洲，儿童接受的普通教育，仅仅截止到十岁或十一岁；这之后，他们各行其路，进入专科学校，或是至少学习专科课程。十四岁以后，大约80%的儿童都结束了正规教育，余者则进入学术性的大学预科学校。在美国，儿童在中小学的学习必须持续到十六岁以上；之后，大部分人进入大学学院，而欧洲这边，则进入学术性的中学，但前者的人数超过了后者。美国人也更喜欢让自己的中学生进入同一类学校的屋檐下接受教育，通常是综合性的社区高中，让他们沿着唯一一条教育轨道（即使课程方面并不统一）。按照人们的理想，他们不应该随着自己的社会阶级彼此分离，无论是社交上，还是学习上；但贫穷和种族偏见这样无情的社会现实从中作梗，固化了阶级的筛选，尽管我们的民主教育哲学对此并不认可。无论如何，在美国，对于儿童最终的职业未来，无须像其他国家那样过早地做出决定，但这仅仅是因为，早期各级教育的要求并没有让这方面形成制度。在美国，以专业为取向的专门性预备培训会延后到研究生教育阶段，或者充其量在大学最后两年进行。相较欧洲而言，美国教育在更长的时间里都是服务大众。它更为普及，尤为民主，步伐愈加缓慢，没有那么严格。但它又更为暴殄天物：阶级指向的制度挥霍掉的，是贫困阶层中的天才；美国教育则往往挥霍掉了所有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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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教育在结构上的差异并非总是如此巨大，尤其在中等教育方面。在大众公立高中出现以前，美国在中等教育上的做法并没有遵循我们的民主理论，而是呼应了筛选阶级的欧洲理念。19世纪时，为大多数美国人服务的公立教育，均截止于分级制小学的最后几个学年，甚至还要更早。小学学年以上的免费教育只是在1870年之后的三十年间才得以设立。1870年之前，美国就像欧洲一样，阶级制度首先决定了大约十三或十四岁之后儿童可以获得的学校教育。能够承担学费、对子女的智力或职业方面抱有期望的、小康之家的父母会将孩子送入私立学府，那通常是寄宿学校。从富兰克林的时代开始，这样的学府提供传统和“实用”兼备的知识：一方面，有人文、古典课程，立足于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往往还补充科学和历史；但另一方面，在许多学校，除了“拉丁语课”，学生还可以选修“英语课”，后者是更为“实用”、更为现代的课程，它所强调的主题被认为有益于商业。私立高中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就最低的程度而言，有些照搬了公共基础学校的某些做法；在最高的水平上，有些则效仿了大学的一些手段。最好的私立高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继续攻读大学的毕业生很可能会厌烦大学第一学年，甚至第二学年内容重复的课程。[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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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道义上承担着教育上的民主，但又在中等教育上严重依赖私立学校，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并未逃过教育批评家的注意。一边是普遍存在的可以使用的公立小学；另一边，却是数量激增的学院和大学——当然并不免费，但便宜，而且一视同仁。在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填补其中的，虽然有少数率先建立的公立高中，但主要是私立高中——据估计，1850年，有大约六千所。早在19世纪30年代，私立高中受到指责，说它们排外、有贵族气、没有美国精神。对于一个已经致力于建设免费公共基础学校制度的国家来说，将这一体制延伸至中等教育，似乎是合乎逻辑、势在必行的一步。实业在发展；职业生涯变得更为复杂。技能更加必需；看起来，在中学阶段，免费公立教育会充分地服务于实用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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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中的支持者提出了有力的道德和职业方面的主张；其提议的法律基础已然存在于公共基础学校的制度中。目光短浅、心态偏狭的赋税意识虽也阻碍了他们，但时间并不长。1860年之后，公立高中的数量开始以迅猛、不断提升的速率增长起来。从1890年（可以开始查到注册人数）到1940年，高中的整体注册人数几乎每十年增加一倍。到了1910年，十七岁的孩子中有35%都在上学；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0%。按照这个速度，高中已然成为几乎所有美国青年都要参与的机构，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从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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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高中在质量上的表现——因地而异，差别极大——无论如何评论，人们都不会否认，对年轻人的免费中等教育是教育史上的重大成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体现了我们想让学校教育成为大众机遇和社会流动之手段的愿望。下面，关于高中课程问题，我有不少内容要讲，那么这里，似乎应该强调一下这一成就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应该指出，就在上一代，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学校制度已然效法了美国高中的民主特征，甚至还有教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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