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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或许会生发出这样一种疑虑：关于这些数据和批评，有些地方是不是具有误导性？学校官方和教育改革者不断抱怨的历史过程，难道不完完全全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健康的自我批评？种种改革难道不是在许多批评之后出现的吗？如果对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衡量，不是按照某些抽象的完美标准，而是根据一开始就设立的目标，那么难道不可以认为，它已经成功了？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有很多东西要讲。美国公共基础学校制度的用意，是要利用庞大、多样、流动的人口——招收的来源形形色色，他们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要将他们铸就成一个民族，使之具备文化素质，至少赋予其最低限度的、为共和制度的运转所必需的公民能力。意图就这些；即使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凭借高等文化方面的成就震惊世界，但最起码来说，它的学校有助于培养一般水平的观点和能力；而正是这一点，一再受到外国观察者的注意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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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毫无疑问，美国教育事业本身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对大众教育的执信，并非首先立足于对培养心智的热情，或对学术和文化这两者本身的骄傲，而是建基于教育对政治和经济的假定的利益。毋庸置疑，贺拉斯·曼这样的领军学者和教育改革者都关注心智的内在价值。但是，在试图说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或一般公众，使之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时，他们大体上都在小心地指出教育对公共秩序、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的可能贡献。他们明白，最难抗拒的“推销”教育的方式，就是强调它在塑造令人满意的民主社会上发挥的功能，而不是强调它在建立高等文化上起到的作用。他们采纳而且让美国人的心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在大众政府中，大众教育是绝对必需的。针对通常留意自己成本的富人，他们将大众教育描述为替代社会失序的唯一选项；对于没有技能、无知的劳动力，则陈述为替换恶政、犯罪和激进主义的仅有选择。对于中层和底层阶级的人，他们将之表达为大众权力的基础，通向机遇的大门，成功竞赛中的巨大的平衡器。[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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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不善表达的美国公众不太可能精确地确定，他们对学校系统的期待，除了作为子女发迹的机遇之外，还会是什么。似乎很清楚，理智力的培养并不是主要关注点，而且，也有某些证据表明，我已经描述过的宗教、政治、商业里的反智主义，也进入了学校的实践中。看起来，已然存在一种流行的担忧：孩子不应该过高看重对心智的运用。露丝·米勒·埃尔森（Ruth Miller Elson）在最近对19世纪教材内容的研究中指出：学校读本的编写者试图给孩子灌输种种如我们之前所见的，在成人社会中流行的，针对理智、艺术和学术的态度。[766]虽然这些以前的学校读本包含了比例相当之多的优秀文学，但是，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中，选文被挑选也不是因为它们传授了创造性智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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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埃尔森夫人论述的，这些书所体现的首要的智力价值是实用。就像一部早期读本所言：“我们全是研究有用知识的学者。”耶底底亚·摩尔斯[767]的著名地理学教材曾夸口说：“其他许多国家都将卓越的天才力浪费在独创却华而不实的遗迹上，为了让自己的骄傲永垂不朽；与之相反，按照共和主义的真正精神，美国人则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公对私都有用处的工作。”学校教材的作者都自豪于知识以民主的方式在美国传播，他们非常满意付出的成本没有花在培养如此之多的高级或渊博的学者上。“这里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显赫的学校，在那里，丰厚的薪水养着文学教授，像在修道院一样悠闲……这个国家的民众从来不想过多地展示什么文学——相反，他们着眼于普遍实用的工作。”还有一种说法也表达了类似的骄傲，即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与欧洲的不同，并非完全致力于获取知识，而是投身于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人们扬扬自得地将美国的学院描绘为意在培养品格和教授合理原则，而非引人追求真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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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学校也被认为是按照相似的目的加以规划的。1882年，有三分之一的读本都使用了爱丽丝·卡里[768]的作品，其中说：“小孩子啊，你们必须追求当好人，而不是聪明人。”“人的智识，”另一位作家说，“并非人的唯一和最佳的光彩之处。”内心的优良美德始终受到推崇，胜过了头脑的优秀之处；这种偏好也进入了学校读本中的英雄文学。欧洲的英雄也许是高傲的贵族，战场上具有毁灭力的士兵，或是“接受酬金、奉迎权力的大学者，以及滥用卓越的天分、纵容腐朽宫廷之恶的诗人”。与之相反，美国的英雄以单纯、真挚、品格高尚著称。这种文学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华盛顿，在一些书里，他是自我奋斗者和对理智生活无用的实干家的样板。“他坚实可靠，而不是有才气，他具有更多的判断力，而非天才。他强烈地敬畏社会生活，不关心书本，也没有书房”，一本19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书这样说。甚至富兰克林也没有被描绘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领袖，或在世界的各个首都城市中、在世界的种种上流社会里的出类拔萃而且属于美国的科学家；相反，他被形容为自我奋斗者的典范，创作了廉价的、讲述勤俭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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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读本当中选入的高知方面的文本，也包含了印证上述情绪的材料。引自华兹华斯的反智倾向的内容在19世纪上半叶颇为突出，而下半叶，则以爱默生较为显著。1884年，有五分之一的读本都引用了爱默生的《别了》（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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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嘲笑学问和人的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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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诡辩家的校堂，还有学术的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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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在荆棘中与上帝相逢，[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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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有的高傲自满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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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智快乐的看法，也存在着某种偏见；禁止读小说这一常规要求，一再重申；为快乐而阅读完全是恶劣的事情，这种观点偶尔被提出：“把书撕坏，这是滥用，而仅仅图个快乐才读书，这是谬用。”通过深入地分析这些读本，埃尔森夫人得出结论：“反智主义在美国文明里不仅毫不新鲜，而且还完全嵌入了自建国以来一代代学生阅读的教材中。”这种对智识的贬低并没有被任何对艺术的重视所弥补。当音乐和美术被提到时，主要是在讨论自我奋斗的艺术家或民族杰作，或赞颂美国艺术的语境中。对于学校读本的编者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艺术家作品的审美内容，而是他的事业生涯，这证明了勤勉用功的美德。按照描绘，本杰明·韦斯特[770]少年时贫穷至极，买不起画笔，遂从猫尾上摘毛，方能作画：“由此，我们明白，通过勤奋、独创和坚持，一位美洲的少年成了他那个时代英国的最杰出之画家。”但是，尽管艺术生涯能够作为磨炼品格的手段，它也具有危险。一段出自18世纪英国道德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的选文就被挖掘出来，为了表明“在所有优雅的国家，完全献身于美术，这是女人败坏的重要根源……当过分培养艺术所导致的一切败坏推动了国家的衰退，那么，败坏总是为即将来临的国家的堕落展示出了绝对正确的征兆”。而通常举出意大利人时，则是为了表明，一个具有杰出艺术成就的民族，会伴随着不健全的民族性格。应该指出，随着时代发展，学校读本越来越体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举出美国的艺术和文学时，是为了回应批评美国文化的欧洲人。当艺术与民族自豪相联系，当艺术被视为工具时，它至少还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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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学校读本的内容对于儿童的心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孩子接受了这些书中通行的态度，那么，他就会认为学术和美术都只是装饰，体现了不如美国的欧洲社会；他在思考艺术时，会首先着眼于它对国家的用途；他判断艺术时，几乎会完全参照它对品格的贡献。如埃尔森夫人所言，孩子会成长为“诚实、勤勉、虔信、守德的人。他会成为有用的公民；阴柔气，甚至艺术或学术的危险影响也不会侵染他”。他的读本中呈现的文化观，为之准备了“一种献身于追求物质成功和完美品格的生活，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理智和艺术上的成就似乎仅当它们能促进某种实用目的时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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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读本间搜集的这些内容，更为清楚地解释了19世纪中呈现出来的美国人对教育的信念。也许，这一信念最令人触动的方面就是这样的善意的决心：教育不应该成为专利，它应该普遍开放。这种决心在实行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学校成了强大的传播社会和经济机遇的机构。对于教育应有的内在和性质上的标准，美国人多少有点不太确定；就他们能够确定的这些标准来看，他们也很难将之贯彻下去，达到当初设想自己教育计划时的实现规模。尽管教育在传授实用技能、扩展社会机遇上的功能总是明白易懂，然而，为了理智或想象力上的成就，甚至为了思辨上的乐趣而培养心灵，这一做法的价值就远没有那么容易理解了，也不太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许多美国人困扰于这样的怀疑：这一类教育仅仅适合于有闲阶级，适合于贵族、过去的欧洲人；它的用途并没有它的可能的危险那么明显；对心智培养的过度关注形成了某种自大或自恋，而可以预料，基本上在道德败坏的人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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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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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情愿接受理智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这一点几乎不会被有影响力、受尊重的教师职业所克服，因为在那时，这样的职业并不存在。大众的态度是不需要发展这一职业，但是，即使他们需要，美国生活的状况也让招聘和培训第一流的教师群体变得颇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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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学校教师的数字是任何现代社会的核心标志。教师是，或者至少能是，最首要的、代表心灵生活的、大体全职的专业人士，他们进入了大多数儿童的体验之内；在儿童早期基础学习观的形成中，他们对教师存有的态度，对社会尊重教师的意识，都是关键的要点。当然，比起中学，这一点在小学还不是太重要，因为那里的核心任务是传授基本技能；而在中学，儿童迅速觉醒的精神开始接触观念世界。但是，在任何教育水平上，无论从小学低年级，还是到大学，教师都不仅是指导者，而且也是他（或她）学生的潜在的个人榜样，他们鲜活地提示着种种在成人世界中流行的态度。从教师那里，儿童获得了他们对心智培养方式的认知；通过观察自己的老师如何受到尊敬和褒奖，他们很快意识到了社会如何看待教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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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知识分子的教育功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比如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里的老师，尤其是中学教员，有可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相当于是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典范，而且值得效仿。在这些国家，值得成为教师，似乎是因为他的工作值得去做，他受到了极度的认可。理智上机敏而有教养的老师，有可能对聪慧但家庭环境没有过多教养的儿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孩子在精神的激励上并没有其他可选的来源。不过，在美国历史上，时常的情况是，学校教师没有能力担任榜样，从而让人进入理智生活。通常来说，他不仅对自己的理智生活全无要求，而且甚至，在本应该传授的技能上，他也不具备充分娴熟的能力。先不论其品质如何，美国教师的低收入和普遍缺乏个人自由的状态，都导致他们的角色与被剥削和胁迫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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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缺乏奖励和尊重，这一点几乎在当代的评论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几年前，时为卫生教育福利部（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部长的马里昂·福尔松（Marion Folsom）观察到，我们教师的薪水是“国家的耻辱”，它反映了“公众对教师工作缺乏尊重”。[771]对于这种状况，新闻界也不断提醒人们注意。有一天，公众会知道，密歇根州某市一年才给教师400美元，比垃圾清理工还要少；公众也会知道，佛罗里达州的一群教师发现，州长一年给厨子竟然有3600块，他们来信指出，厨师的收入比佛州有大学学历的老师还要多。[772]与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绝对意义上，美国教师的生活还是比欧洲同行要更优越，但是，他们的年薪，相对于本国人均收入来说，其比例还是低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的教师，除了加拿大之外。1949年，美国教师的平均年薪与人均收入的比例为1.9；同一数字在英国是2.5，法国为5.1，西德共和国是4.7，意大利为3.1，丹麦是3.2，瑞典为3.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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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这一工作（occupation）的地位在美国也比在其他地方要更低，而且远远低于美国的种种职业（professions）。如迈伦·利博曼[774]所言，非常典型的是，教师都招聘“自人口的中下层”。上层和上中层阶级几乎普遍否认教师是行业（vocation）。在学年或夏季“假期”期间，教师频繁地从事底层工作，来补充自己的教学收入；他们可以当女招待、调酒师、女管家、看门人、农场工、物品寄存处的服务员、送奶工、普通工人等。他们来自文化有限的底层或中层家庭，在那里，《星期六晚邮报》或《读者文摘》很可能是典型的读物。[775]对于大部分教师，他们的工作尽管有所不足，但还是体现出了某种提升，超过了自己父母的经济地位。反过来，他们对待自己的子女会更好，子女接受的教育也比他们要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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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板丛林》[776]骇人听闻，许多城市贫民区学校的状况也确实混乱，但是有理由相信，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融洽的；在中层和上层儿童里，这种关系尤其和谐，因为这样的孩子积极响应学校的教育目标，往往受到老师的青睐，他们在这方面胜过了底层的儿童，即使后者也表现出相等的能力。不过，重要的事实原因在于，美国青少年对自己的老师，与其说是钦佩，不如说是心存同情。他们清楚，老师收入低微；他们很快就会达成共识：教师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但他们之中更有雄心、更有才能的人则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师工作不是自己的目标。[777]按照这种方式，教师职业的平庸趋向于永久不变。当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作为理智生活及其回报的代表，他不知不觉中让这种生活表现得完全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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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处境并不值得羡慕，这一情况可以追溯到我们最早期的历史。美国人对教育的热情从来没有强烈到让自己倾向于充分支持教师。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反映了英裔美国人对教师功能的普遍态度，这迥然不同于欧洲大陆流行的观点。[778]当然无论如何，合格劳动力的市场总是美国的一个问题；早期美国的各个社群极难发现并且供养合适的男教员。殖民地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其储量有限，而且，他们有幸获得了太多的机会，因此，对于普通社群愿意为男教师提供的报酬，他们难以满足，不想将就。各种解决方案都被加以尝试。有些初等教育工作由女性在“妇女学校”（dame schools）进行，这样的学校通常是私人的，但有时，也会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接受公共资金；不过，直到19世纪，美国的各个社群才普遍求助女性，将她们作为教师人选。在某些城市，牧师也兼任教师；教师则兼职当地的杂役，完成各种市政和教会方面的任务，从给教堂敲钟，到担任本地的书吏、市里的公告员或城中的书记。其他城市则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专职教师几乎不可能存在；它们只能暂时而且接连聘用有志于其他事业的青年——也许当牧师，也许从事法律。这样，许多社群都能临时找到品格良好、具有才能的教师，但是，他们角色任务的短暂，似乎证明了这样一点：对于具备真正能力和品格的人来说，教师工作只不过是生涯中的一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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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久固定在教师角色上的人，似乎通常来说，都对这一工作漠不关心，而且尤为不能胜任。也许，正是某个情况的病态方面通常会成为历史奇闻，故而，维拉尔·S.埃尔斯布利（Willard S. Elsbree）在自己的史书《美国教师》中记录殖民地教师的特征时，告诉我们的基本上都是醉酒、诽谤、亵渎、诉讼和诱奸。[779]不过，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殖民地的社群有时候不得不借助于契约仆役作为教师。大约1725年，一位特拉华州牧师观察到，“当船在河上一靠岸，需要给孩子找教师的人，通常说的话就是，咱们走，买老师去啊”。1776年，《马里兰日报》（Maryland Journal）先是发布广告说：贝尔法斯特和科克来的船，刚到巴尔的摩；然后，又列举待售的产品，“各种爱尔兰来的商货，老师、牛肉、猪肉、土豆”。差不多同时期，康涅狄格的报社也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一个逃走的人开悬赏，此人被描述为“教师，白色皮肤，留有短发。疥疮严重，双腿疼痛”。残疾人也频繁被用作教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用处了。1673年奥尔巴尼市将一位当地的面包师补充进现有的三名教师中，因为据说，“他手上没劲”。[780]虽然这样的选择，其动机有可能是善意，尽管并不合适，但它们也反映出，找到合格的教师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马萨诸塞州是例外，因为它有充足的、受过教育的人，故而，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都担任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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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能力、会奉献的教师可以时常觅得，但是，不合群的人如此显眼，以至于他们树立了教师职业不爱奉迎的形象。“事实就是，”一位观察者1725年这样写道，“在这里，此类人的职务和性格一般来看都非常平庸，令人鄙视，除非公众能审慎地考虑儿童教育，否则情况不会有改观。”[781]这种传统似乎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我们发现，有人悲哀地承认：“对于那种没有能力，就连手工业也难以从事的人——比如瘸子，太胖，太羸弱，有肺结核或癫痫，或太懒干不下去——他们通常会从中选人作为教师，而如此，他们能得到的也就是这种人能胜任的工作。”对于这一阶层，有一系列刻板印象：老师独眼或是一条腿；老师是嗜酒被开除的牧师；瘸子老师；不合时宜、游手好闲的人；“老师就是礼拜六酩酊大醉，周一再鞭打全校”。[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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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老师的才干，这方面不分地域。詹姆斯·戈登·卡特描述过1824年马萨诸塞州的学校，他声称，[783]男性教师可以分为三类：（1）认为教学比普通劳动更容易，而且有可能报酬更高。（2）接受过良好教育，将教学作为临时工作，要么为了赚钱，获得必需品，要么为了让自己有空选择正式的职业。（3）意识到缺陷，对荣誉已经绝望，甚至借助其他工作来维持生计：“如果年轻人品行足够端正，不会关进本州的监狱，那么，他会觉得得到批准担任老师，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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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Caldwell）对于本州招募学校老师的做法表示了愤慨：[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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