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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51 发挥作用，带领上万的男生和女生，使之离开了他们所适应并且需要他们的事业，将其领向了他们并不适应而且不需要他们的其他职业。借助那些仅仅依靠书本的课程，错误的文化理想得以滋生。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与财富的分配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隔阂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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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53 到了1918年，中等教育的“解放”似乎达到了顶点，已然摆脱了学院的理想与大学的控制，这一结果即使尚未出现在全国的高中课程里，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年，全国教育协会针对中等教育整顿设立的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构想了美国中学的目标，埃德加·B.卫斯理（Edgar B. Wesley）教授对这一文件评论说：“在教育史上，很可能所有出版物的重要性，都不会超过这本五美分、三十二页的小册子。”[806]此份声明即《中学教育之核心原则》，美国教育署在一个版次就印发了130000册，这赋予了它某种官方的认可。以它为契机，全国范围内对教育政策展开了讨论，一些师范培训机构对其高度重视，还要求其学员牢记关键部分的内容（从而违反了新教育理论的核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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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55 新的委员会指出，就读四年高中的学生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毕业；毕业生中，大部分都没有去读大学。这些学生的需求都被漠视了。将普遍的理智训练作为教育目标的旧观念必须要重新审视。个体在能力和态度上的差异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种种新的学习法则必须用来检验课题和教学方法；不能“首先按照任何一门具有逻辑体系的科学学科的要求”来评判它们。[807]简言之，各种学科的内在结构作为教育标准时会被降格，取代其原有地位的，是更为严格遵守的、彼时据称正被发现的学习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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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57 另外，在这一时期，儿童不再被视为需要学校培养的理智者，而是由其训练的公民。新式教育家相信，人们不应该满足于先培养出更为博学、智力更强的公民，然后期待这样就能促成良好的公民资质，相反，必须直接去教导公民资质、民主和公民道德。委员会拟定了一套教育目标，其中甚至提也没有提及培养理智能力和精通中学的学术课题。委员会说，学校的事务就是为每一名学生培养种种让他胜任公民的能力，以此来服务民主。“因而可以得出，需要关注的是，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职业和公民资质，这三个才是主要的目标。”委员会继续说：“职此之故，本委员会将如下几点视作教育的重要目的：（1）健康。（2）基本功的要求。［按照语境，很清楚，这指的是读、写、算（three R）这几项初级技能；毫无疑问，委员会在这里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在中学阶段这方面的继续教育也是必需的。］（3）做合格的家庭成员。（4）职业。（5）公民资质。（6）珍贵的对闲暇的利用。（7）道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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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59 委员会正确地主张：传统高中在鼓励音乐、艺术和戏剧方面的兴趣上毫无作为；因而，委员会不再将这些作为可取的、对那种具有理性架构的课程的补充，相反，它把它们作为可以替代的选择。委员会认为，高中“如此专注地探求理性学科，以至于它很少研究文学、艺术和音乐，难以唤起正确的情感反应，难以产生积极的乐趣”。另外，高中过分强调了对大多数学科的集中学习。学业应该重新安排，使得一门科目就用一年，这“对于那些不会深造的人来说具有确定无疑的价值”。这让课程“可以更充分地同时适应那些继续读书的人和辍学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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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61 委员会进一步主张，学院和大学应该以中学为样板，像它们一样，认为自己有义务成为大众的机构，依此来安排自己提供的教育。“高等教育应该仅限于少数人的观念，注定会让民主制不屑一顾”，委员会预言说。这尤其意味着，高中毕业生不仅能凭着人文方面的兴趣，而且也能以职业为取向继续攻读大学；一旦入学，他们依然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可以获得的教育，这些会“为他们自己，也为社会”带来“好处”。为了适应大多数人，学院和大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用高级职业教育替代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张，要鼓励所有正常的儿童都去上学，尽可能全日制，直到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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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63 委员会非常合理地要求，高中课程应该有所分化，以能提供广泛的选择；但是，它表达这一目标的方式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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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65 分化的基础应该是广义上的职业课程，它可以解释通常举出的种种名称，如农业、商业、牧师工作、工业、美术、家政业等课程。对于那些怀有独特学术兴趣和需要的人，也应该为之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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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67 也应该为之有所准备。这里提到了高中的学术方面，但它仅仅是主旨之外的次要部分，就在这一句中，展现了自十人委员会报告以来的二十五年里，关于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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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69 委员会报告的措辞清楚地表明，成员们认为自己所推荐的，不是在教育上撤退，而是前进，奔向民主理想的实现。报告扣人心弦，带有进步时代和战时的理想主义——它希望教育世界对于民主制来说是安全的，同时，也想为每一个儿童带来充分的机遇。委员会主张，我们的中等教育“必须旨在完全而且有价值地为一切青年而生，除此无他”——到此为止，教育已经超出了如培养心智能力这样有限的目标。中学教师受到敦促，要“努力探索伟大民主运动的内在意义，这一运动如今在争取至高无上的地位”。当高中试图培养个人和不同群体的独特优点时，它“必须也同样积极地发展那些共同的观念、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思维模式、情感和行动，借此，通过丰富、统一、共同的生活，美国才会最为坚定地致力于建设一个在人类和诸国之中寻求民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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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7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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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73 《中等教育之核心原则》确立了基调，表达了随后直到适应生活运动这一期间里，在中等教育政策的准官方声明中流行的观念，这份报告出现于高中人口的规模发生焦点性转变的时期。1910年，人数保持在1100000，而到1930年就迅猛增长至4800000。当这份文件发布时，各个州都已然采纳了义务教育法——1918年，密西西比是最后加入大部队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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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75 此外，对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入美国的移民潮之中的儿童，学校已经用了几年的工夫，而且还会继续用更多年的时间来解决他们的教育任务。例如，截止到1911年，三十七座大城市公立学校里的57.5%的孩子都是由外国裔父母所生。[808]此时进入中学的移民儿童，带来了阶级、语言和美国化方面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曾给小学造成过。对于许多学校主管来说，较之按照旧式教育传统来培养他们的心智，更重要的事情似乎是为这些孩子提供美国生活的指引，通常还有基础卫生上的指导；不难理解，比如，对于布法罗的波兰移民的孩子，拉丁语方面的全面基础训练并非其首先所需。不熟悉美国习惯的移民父母都不足以教导他们的孩子所必需的知识；而这时，学校就扮演了父母的角色。除此之外，对于儿童来讲，他们白天接触严厉古板的美国女教师，到了下午就被期待着充当美国化的工具，他们将行为和卫生方面的指导带回家，他们的父母将之牢记于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中等教育之核心原则》对“做合格的家庭成员”、“健康”和“公民资质”的强调。一个普遍的批评是，现代学校试图承担了太多其他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的职能，对于这个问题，教育者给出了充分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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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77 职业教育中的变革也支持了新式的中等教育观。一直以来，师范学校充其量是教师的权宜之所，但如今，教师学院和教育系取而代之。教师培训之事与对教育过程的学习都变得专业化和职业化。不过很遗憾，就如劳伦斯·克雷明观察到的，教育学校和教师学院在发展中具有了高度的自主权。[809]就精神世界而言，职业教育家与学术学者渐行渐远。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裂痕——引出了一句讥语：120街是世上最宽的马路——象征了美国教育结构中更大的分裂。留给职业教育家的任务，是发展自己的观念，但不用服从那种通过与大学学者的交流才有可能促成的、理智方面的规训。与艾略特的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学者都轻蔑地远离了小学和中学教育问题，如今的他们将其视为蠢人的职业；太多的教育家非常开心地目睹他们退去，而由这些教育人士自由地将自己的信条付诸实现，为中级和更低年级的学校制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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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79 此时，《中等教育之核心原则》的理念正取代十人委员会的思想，一种新型的正统观就在形成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对“民主”和“科学”的诉求。对于一些人来说，教育的民主就是核心议题，而约翰·杜威则是他们的导师；对于另一些人，将“科学告诉我们的东西”应用于教育，这就是教育的民主，而爱德华·李·桑代克[810]则是他们的名师。人们通常都相信，在民主与科学的这种结合之中，没有丝毫问题，因为存在着一种广泛流行的信念（必须指出，桑代克并不持有这一信念）：由于这两者都有利，故而，它们必定服务于相同的目的，而得出相同的结果；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民主科学。[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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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81 关于对杜威思想的正用或误用，我会在下一章加以说明。而这里，更应该谈谈测验技术，以及各种类型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当然，大部分这样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尽管都必定带有尝试性。不过问题在于，本应该纯粹作为持续性研究的事情，却在职业教育的狂热氛围里，总是被设法推举到信仰的地位——推举它的人，并不是实际中的研究者，而是那些汲汲于寻觅实践应用的人，他们迫切地想让科学成为权威，来代表自己的各种运动。美国人的心灵极容易接受这样的看法，即任何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所谓的知识，事实上都与表达它的数字一样，是定论性的，而且也是精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测验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快，人们广泛相信：陆军甲种测验[812]的的确确衡量出了智力；测验可以做到确定智力年龄；智力年龄或智力，就如测验汇报的那样，是既定不变的；大量美国人的智力年龄只有十四岁；因此，教育制度必须处理一群群差不多算是后进的学生。[813]对于测验来说，这样的解释过分自信，虽然它们不乏尖锐的批评者——其中就有约翰·杜威——但是，对测验的误用，似乎是美国教育中反复出现的因素。因为这些测验，有些人就轻视人的智力，如果相信这样的态度，当然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于那些并未受到民主制信条诱惑的人来说——爱德华·李·桑代克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智力测验的结果会鼓励精英式的思想。[814]然而，对那些泰然自若地致力于“民主”价值的人来讲，这种所谓的对大众智力限度的揭示，只能促进对某种教育方法和内容的探寻：这样的教育会符合智力平庸者或对理智毫无兴趣之人的需要。化用林肯的话，为民主的教育家有可能说，上帝必定爱护那些迟钝的学习者，因为他创造出的这样的人如此之多。精英主义者也许会冷冰冰地对这些大众不屑一顾，但民主教育家会拥抱他们，就像慈母拥抱自己的有智力缺陷的孩子，这样的教育者会试图让自己的课程立足于所设想的大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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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83 在这里，尤为显著的是进步主义道德环境为新式教育信念提供的动力，因为如此的信念是在一种温暖的博爱和令人激动的理想主义的氛围中发展而成，这样的气氛里，天资不高者与贫困之人的需要应该得到慷慨的回应。教育者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来探索标准和信条，而如今，这两者的正确性似乎比从前更为确定，因为看起来，民主的需要在道德上，科学的发现在理智上都证明了这一点。超乎以往的是，在这片土地，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为这种信念呐喊的口号：为民主而教育，为公民素质、为儿童的需要和兴趣而教育，为一切青年而教育。美国教育家中存在着一丝对道德过分操心的紧张感和古怪的缺乏幽默的特点，对于那些更加世俗、与精神世界隔绝开来的心灵来说，他们也许总是神秘难解。教育家必须承担的任务越是单调，他们的旋律就变得更加高贵和高尚。当他们看到了可以在家庭生活或家政经济中引入新课程的机会，他们就开始给自己的理想主义小提琴调音。当他们觉得眼看就要为校工确立那种受到尊重对待的权利时，他们就变得盲目乐观，加快自己的节拍。当他们试图确保，学校厕所的位置标示得如此明显，让最愚钝的孩子也能找到时，他们又越来越欢喜而飘飘然，投入狂野的民主和自我实现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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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85 此时，教育著作的荒季已然开始。教育的职业化看重对每一个现实问题的冷静处理，教育家则渐渐沉迷于一本正经、令人可悲地拙劣模仿那种卖弄学问的做派。他们并不乐意将自己仅仅视为低级实用性的倡导者，于是，他们着手发展了这样的技艺：将高贵至极的社会或教育目标作为服饰，穿在每种意见的身上，将之展现出来，无论它们有多么简单，多么属于常识，再合理不过。例如，学校应不应该给孩子教育一些安全知识？如果应该，校长会给全国教育协会宣读一篇言过其实的文章，其所涉及的，并不是教导孩子谨慎小心这一重要但也许常规的做法，而是论述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事故预防教育作为让课程完整之因子的价值》（“The Value of Instruction in Accident Prevention as a Factor in Unifying the Curriculum”）。[815]于是，就可以声称，关键之事并非让孩子不要烧伤、不要被车撞到，相反，对他们的这方面教育，是用更高层次的价值来传授一切学问——尽管在这个例子里，至少发言者在结尾承认：“私以为，事故预防教育不仅仅有助于让课程完整，还有助于减少事故。”[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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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87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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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89 如果一位外国游客，他对美国教育的认识仅限于教育改革家的著作，那么他眼前浮现出的，很可能是一个严格不变的、服从学院和大学要求的中学制度，它固着于旧有的学术研究的观念，却并不为其所负责的各色学生欣然接受。1920年全国教育协会会议上的这位发言者还哀叹说，高中仍然“充斥着大学的要求规则和标准”，装满了“接受过学术知识的训练，仅仅拥有学术观点的”校长和教师。[817]这听上去带有抱怨的口气，这种腔调在新派教育家的作品中一直都在回响，从未停息。但事实上，创新者在废除高中旧有的学术课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业外人士，甚至也许对于职业教育者来说，很难知道，成功之中有多少算是正当合理的。但是有两点似乎可以断定：第一，1910年之后课程的变化几乎是革命性的；第二，到了20世纪40—50年代，适应生活派教育家对破除学术课程的要求已然在现实中变得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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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91 十人委员会赞同的旧式学术课程曾经在191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那一年，学习外语、数学、科学或英语——其中任何一门——的学生，超过了所有非学术性科目的人数总和。接下来四十年的跨度里，高中学术科目提供的课程从四分之三降至五分之一左右。1910年49%的九到十二年级的公立高中生都会选修拉丁语，这个数字到了1949年降为7.8%。所有现代语言的在册学生从84.1%减至22%。代数从56.9%降到26.8%；几何从30.9%降至12.8%；数学整体的在读人数从89.7%减为55%。各门科学的选修人数——如果忽略冠名为“普通科学”的这门新开的笼统课程——从81.7%下降为33.3%；如果普通科学也包括进来，那么就降为54.1%。至于英语，虽然在纯粹的量上几乎保持不变，但在许多学校的体制中都被大幅度地稀释了。历史和社会学习方面的情形过于复杂，难以用数字体现，不过，就读人数的变动令它在空间和时间上越发偏狭，即更强调近代史和美国史，轻视古代史和欧洲史。[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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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93 十人委员会1893年考察了高中课程后发现，所教授的科目有四十门，但是，在这之中，有十三门仅仅由少数学校提供，故而，基础课程立足于二十七门学科。截止到1941年，提供的科目多达二百七十四门，其中只有五十九门可以划入学术学习这一类。或许最为特别的地方，并不在于科目增加至十倍，也不是学术学习的数目降至五分之一左右，而是教育理论家的如下回应：他们相信，学术学习依然在挤压中等教育。于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教育署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适应生活运动开展起来，人们试图调动美国公立中学的干劲，从而使教育体制更为密切地贴合这样一类孩子的需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被视为“不可教育”。[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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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95 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运动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可以觉察到的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但是，又不止于此：它还是教育领袖和美国教育署所做出的一种尝试，他们试图全面控制从1910年就开始持续进行的那场反智主义运动的价值观。在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的美国中等教育时，时任教育委员的约翰·W.斯图贝克（John W.Studebaker）注意到，只有约十分之七的青年就读了高中（十到十二年级）；而不足十分之四的人继续在读，直到毕业。[820]尽管在之前的四十年里，人们努力提升学校的“吸引力”，但是，大量年轻人依然对完成中等教育毫无兴趣。曾经，试图让学术课程丰富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实现其任何一个主要的目的；而如今，人们提出的建议仍然是，课程丰富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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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97 适应生活运动提出要补救现状，为此，它要推动“种种教育计划的发展，它们都更为符合所有青年对适应生活的需要”。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设计这样的教育：它“更为充分地为所有美国青年提供准备，让他们以民主的方式生活，作为家庭成员、工人和公民，从而对自己满意，而且有利于社会”。在1947年5月于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会议上，与会者采纳了查尔斯·A.普洛瑟尔博士（Dr. Charles A. Prosser）拟就的决议——此人为一家产业教育机构明尼阿波利斯邓伍迪技术学院（Dunwoody Institute of Minneapolis）的主任。在原版中（后来做了些微的改写，“为了避免误解和误会”），这份决议文件表达了会议成员们的一个看法：中学并没有充分满足大多数美国青年的需要。它还说，20%的年轻人为大学做准备；还有20%的青年在准备技术职业。但是，按照这场运动的代言人的看法，余下的60%并不适合上述两种规划，应该为他们提供适应生活的教育。对于60%被忽视的、需要适应生活教育的学生，适应生活的理论家明确描述了他们的特征。这些孩子大体上都出身于没有技能或技能不熟练的家庭，其收入低，所提供的是文化贫乏的环境。他们上学要晚于其他人，在学校里依然发育迟缓，评分级别低，在智力和成绩测验中分数更差，对学校的作业缺乏兴趣，“情感上不成熟——神经质，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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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699 在汇总了他们学生具有的这一长串令人压抑的特点之后，这位撰写了教育署第一本适应生活手册的作者继续说，“这些特征的用意并不是给这个群体贴上任何带有低等意味的标签”。这些教育家所考虑的这种奇特的、故步自封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可以断定：不成熟、不安全、神经质、发育迟缓、出身环境文化贫乏的学生，都“丝毫也不低”于更成熟、感到安全、自信、有天赋、来自良好文化环境的儿童。[821]在“民主”面前的这种口头上的膜拜，似乎能让他们无视这样一点：他们正在以惊人的确定不疑的态度，放弃大多数的美国儿童，视之为或多或少不可教育——按照普洛瑟尔的决议，意思就是，既不适合为大学做准备的学术学习，甚至也不适合于能促进“必要的技术工作”的职业教育计划。什么样的教育才适合这些不幸的大多数呢？当然不是理智方面的培养，也不是积累知识，而是担任家庭成员、消费者和公民的实践训练。必须教授的是这些内容——下面这些概念，对于《中等教育之核心原则》的读者来说会非常熟悉——“伦理和道德生活”；家庭和居家生活；公民资质；闲暇的使用；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适应职业”。就如《为每一位青年的适应生活教育》的作者所言，这就是“将生活价值凌驾于知识获取之上的教育哲学”。上述观察隐含着这一观念，知识与“生活价值”关系寥寥或毫无关联，它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前提。反反复复，适应生活派教育家会不断强调，理智训练百无一用，没法解决普通青年的“现实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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