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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四章 儿童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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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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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育仰仗两座思想支柱：正用或误用科学；诉诸约翰·杜威的教育哲学。这两者之中，杜威的哲学更加重要，因为，对于相信科学有能力启发教育思想这一信念，它正是其内部的支撑；而且除此之外，它还为教育者提供了一种包容而慷慨的世界观，满足了教育者仁慈的情操，以及他们促使教育有用于民主的要求。杜威的贡献是带来了某些在19世纪末产生影响的儿童观，而且将之联系了实用主义哲学以及不断增强的对社会改革的要求。由此，他在新的儿童观和新的世界观之间确立了令人满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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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注新式教育的人都必定要仔细考虑这种教育对杜威思想的使用。很遗憾，在反智主义的研究中考察这一点，或许会被认为是试图将杜威仅仅描述为反智者——对于一个如此专心于教导儿童如何思考的人，这种做法似乎并不公平。这样做也会被视为是企图为美国教育的失败追“责”——必然会带有这方面的色彩——但是，我的目的截然不同：我要审视杜威以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程度表达出的某些观念的趋势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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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考虑这些思想的局限和误用的做法，不应被解读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进步式的教育，因为按照劳伦斯·克雷明的历史著作所做的区分，这样的教育包含了若干思潮，还有各种不同的趋向。尽管进步主义的名声受到了外围极端人士的不合理的伤害，但是，它在本质上依然具有某种正确和重要的成分。今天，我们或许很容易就忘记了旧式的保守教育曾经如何时常沮丧而又自鸣得意，如何接受或甚至利用儿童在教室中的消极状态，它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容纳过分专横的教师，它又如何严重地依赖于死记硬背；之所以遗忘，一部分是因为，许多“保守的”学校都有所辨别地借鉴了进步式的革新。进步主义的主要力量来自它在方法上的创新。它试图调动儿童的兴趣，充分利用儿童对活动的需要；更恰当地认识教师和教育者的个性，从而关注他们的内心；它设法确立教育规则，对教师施加责任，使之不再专断、以权威自居；除了学习能力，它还试图培养儿童的表达能力。它在一个有太多的人认为一切事实已然确定不移的领域中进行实验，具有极大的价值。在实验学校，人们可以选择学生和教师，为他们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奉献和激昂的气质；人们很可能会得到非比寻常的结果，就像许多进步式的学校曾经做到，现在依然会做到的那样。[843]很遗憾，人们难以期望在特殊实验条件下获得的种种结果可以普遍应用，无论它们多么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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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实验主义及其对低龄儿童的实验操作；其缺点则在于，虽然它努力传播和推广学说，但并不能评估自己计划的实践限度，尤其是，它趋向于令课程瓦解。这一趋势在教育高龄儿童时最为严重，尤其是中学阶段，此时，实行复杂、系统的学习计划这一需要不断增强，课程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到此为止，我始终有意不提教育中的进步主义，我所谈及的是某种更宽泛、范围更广的内容，我愿意称之为“新教育”。新教育表现为：它详细阐述了某些进步主义原则，将之变为信条；试图对这些原则提出全面性的要求，使它们可以用于大众教育体制，可以从主要实施于低龄儿童的实验活动，延伸到适合各个年龄的公立教育的模式中；最终，它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对系统课程和人文教育发起了攻击。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杜威的思想迟早会不断地被援用。1918年《中等教育之核心原则》中就可见他的用词和思想，它们似乎也出现在了之后所有的新教育的文档中。他受到赞扬、被转述、被重申、得到讨论、奉若神明，甚至有时，还被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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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都说，杜威遭到了误解；也一再有人指出，他本人不得不适时地反驳某些以他的名义实行的教育手段。也许，他的意图普遍地，甚至时常地受到了违背，但是，对杜威的读解确实很难。他写过一篇相当含混而有张力的文章，威廉·詹姆斯曾经将之描述为“该死的；你甚至可以说，天杀的”。他的风格让人联想到了远处军队的炮火轰鸣：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种不祥的事情在遥渺、难以达到的远方发生着，然而，又不能确定那究竟是什么。在杜威的种种至关重要的教育著作里，这种风格，或许如同病症一样，处于最糟糕的状态；这一点表明了，作为教育领域的代言人，杜威的巨大影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源于他的确切意义难以领会。各种派别的教育思想都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自己的意义。如果说，大部分反智倾向的、新式教育的代言人都粗糙地误读了杜威的著作，那么这种说法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尽管如此，似乎更公平的说法，则是承认：甚至适应生活派的教育家，也是诚实而明智地解释了杜威这位导师，对他加以使用。劳伦斯·克雷明已经注意到，“从《民主与教育》到适应生活委员会的种种声明，无论这两者之间的思想脉络如何曲折牵强，这条脉络还是可以勾勒出的”。[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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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也有权怀疑，这一脉络是否在实际上就是曲折牵强。风格方面的严重缺陷，如果有的话，也并不“仅仅”是风格问题；这些缺点体现了理念上真实存在的困难。如果说，没有头脑、过分狂热的信徒以违反本意的方式曲解了杜威，那么较之这一观点，更有可能成立的则是如下看法：他的作品导致的种种悬而未决的解释问题，恰恰标志着那些实际存在的、思想上的含混和断裂，而这些本身，又表现出了教育理论以及我们文化之中的某些困难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杜威的许多信徒，无论是否从这位导师那里获得了完全的许可，都攻击了领导和引导的思想，以及文化和反思性生活的价值；他们支持某些与自发、民主、实践有关的观念。在这一方面，他们针对教育一再申明的种种论调，都曾在政治上被平等主义人士，在宗教里被福音派，在商业中被提倡实用者公开表达过。在尝试考察杜威的哲学如何有助于上述种种用途之前，我们首先要看看这种哲学的核心论证，以及它出现时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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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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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理论的各种目的，紧密联系了他的一般哲学，它包含了一系列崇高的志向。从一开始，杜威就试图设计一种可以完全符合达尔文主义的教育理论——培养智力和知识作用的教育理论。对于一位生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年，在精神上成长于进化论科学繁荣之时的思想家来说，现代教育，如果没有科学性，那么就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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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首先认为，个体学习者就是以工具的方式使用心灵，来解决种种由他的环境呈现出的问题；教育则被视为学习者的生长，接着，他阐述了与这种教育有关的理论。他设想，现代教育体制必须在一个民主、科学和崇尚工业的时代产生作用；教育应该尽力满足这个时代的需求。尤其是，教育需要放弃这样的习惯：它们根植于前民主和前工业的社会，接受了知识就是对不变真理的沉思这一闲适、具有贵族气的观点。杜威觉得，当前，他自己，还有同时代人，必须克服一系列人为的、从过去时代继承来的二元论。其中首要的二元论就是“知”与“行”。在杜威看来，“行”寓于“知”中——这一点并不像一些批评杜威却并不理解他的人所指责的那样，是因为“知”从属于“行”，低于“实践”；而是因为，“知”就是一种形式的“行”，“行”是获“知”、用“知”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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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杜威也试图寻觅民主社会和进步社会之间在教育上的关联。如何能建立一种教育体制，它只要按自己的样板来塑造儿童，就可以彻底摆脱现存社会的所有缺陷？如果民主社会确实要服务于全体成员，那么它必须设计这样的学校，其中的这些成员，从儿童时期的最初阶段，就能养成自己的能力；他们会学习如何提升更大的社会的种种素质，而不是仅仅重复它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将教育视为一种重要的、重建社会的力量。显然，如果社会要得到重塑，人们必须首先看向儿童能够为社会带来的、使之重生的作用。而杜威认为，如果没有将儿童放在学校的核心位置，如果儿童自己不断发展的兴趣和动力没有取代教师严格的权威和课程的传统影响，那么这一点就难以实现。如果调动他们的动力和兴趣，使之在成年人的温和引导下，投入学习之中，那么就会促进学习过程，也会培养出那种适合于社会改革之任务的品格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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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表述对杜威的理论虽然过于简化，但至少可以揭示，他如何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又如何将注意力转向了解决问题的核心人物——儿童这一对象。这里就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出发点，因为对儿童的构想——儿童不仅是思想上的设计对象，也是深切情感的一系列投入和追求的焦点——正是新教育的中心。鉴于下面的论述篇幅甚详，我要预先提示一下：在我看来，杜威及其同时代人构想出的、之后又进入新教育思潮之中的这种儿童观，与其说是沿袭了达尔文主义，不如说是浪漫式的，并且具有原始主义倾向。这种针对儿童的设想，以及对儿童自然生长的有关假设，都让杜威及其信徒更加难以解决那些杜威认为应该加以解决的二元论；而且，尽管他不断尽力地加以阐明，但是，对于儿童的中心地位，以及依然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讲求秩序和权威的教育方式，杜威还是很难调和这两方面的关系。最后，环绕着儿童形象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光影，也让他很难秉着务实的精神来讨论民主在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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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理解杜威及其同时代人在对待儿童时投入的情感，那么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重现19和20世纪之交时的思想氛围；那时，他这一代人开始致力于美国教育的转型。这一时代中，在美国和欧洲，对儿童的兴趣都迅速增强，那些在职业上与儿童有关的人，他们的态度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就在1909年，[845]瑞典女权主义者艾伦·凯（Ellen Key）写成了她的一部题目意味深长的作品：《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这本书代表了一些人的期待，他们都认为儿童在最近时期得到了重新的发现。但是，正在变得家喻户晓的，是下面这一类表达。1900年，佐治亚州公共教育负责人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上提交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题为《孩子将来会怎么样？》[846]。文中，他宣称：[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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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被问到，你认为这个世纪的伟大发现是什么，我会忽略人类用木头、石材、铜和铁锻造出的一切辉煌的成就。我不会去翻一条条罗列着印刷机、织布机、蒸汽机、汽船、海缆、电报、无线电报、电话、摄像的书卷。我也不会走到星辰之中，指着才加入我们太阳系的两颗行星里的某一个。我不需要伦琴射线，尽管它一定会让人体和人脑研究实现革命化。我不会提到所有可以节省劳动力，让世界的工作奇迹般增多的机器和设备。随着时间推进，世界进步的食指，越过了所有这一切，正确指向了小孩子，那才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发现，属于这个正飞速通向尽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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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完发现小孩子这件事的重要性之后，这位学校官员继续概述了之前一个世纪相对于过去取得的进步，如他所想象的，曾经的时代里，教育是“少数独裁者专享的特权”，现在掌握在“无所不能的民主的多数派”手中。自由的机会已然赋予了美国儿童，然而，深入的改革依然在酝酿中。“我们美国人业已发现，旧有的教育体制不会适合儿童……我们不再尝试让孩子适应这种体制。”这位官员又转向了宗教意象，他把美国教师比作基督，因为他们就像基督解救拉撒路，也将美国儿童从尸布和寿衣中解救出来，还让儿童摆脱束缚，得以成长。他凭着惊人的先见之明预测说，未来，教师肩负着基督般的艰巨任务，这一挑战会变得更高，因为教师被期待着拯救上帝最卑微的孩子：“曾经，衡量教师能力的，是他能如何对付机灵的男生和聪明的女生。而从这个新世纪开始，教师能力的衡量，要依据他能如何应对愚笨的儿童，有缺陷的孩子。将来对教学能力的真正检验，不是通过如何对付学校中最好的男生，而是比世界历史中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取决于如何应对最差的男生。”[848]新的教育心理学会是“浪荡子和迷途之羊的心理学”。[849]当儿童的研究如此安排，学校的发展如此完善，以至于教育系统触及并且培养了每一位美国的儿童时，美国生活的“巨大欢乐”就降临了。“当我们拯救了每一个美国的孩子，让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为财富、智慧、我们伟大的民主政府的力量做出贡献，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欢乐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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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出这些言论是因为，尽管其作者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教育人士，而非理论家，但它们还是简要概述了诸多在当时最新的教育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信念。它们折射出了这种思想的种种方面：它的热诚与仁慈；它将儿童视为现代世界之中心的意识；它对民主和机遇的关切——这两者是衡量教育成绩的标准；它确信愚笨的儿童及其对教育体制的要求是重要的；它对教育研究和儿童研究的乐观精神；它相信，教育可以从本质上定义为生长[850]；它坚信，正规的教育，尽管关注的是个体儿童的自我实现，但也会自然而然地设法建立和拯救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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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佐治亚州的学校官员很有可能读过当时教育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因为他的儿童观大体上符合那些人著述的内容。杜威当然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的他才四十出头，刚开始自己的教育研究；但是，这里有必要暂时用点时间来看一看两位先于杜威的前辈在当时给他带来的、更值得估量的影响，一个是教育家弗兰西斯·韦兰·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一个是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对于帕克，杜威曾称其为进步主义教育之父；他的精力过人，是效率非凡的教员，杰出的学校管理者。在19世纪70年代，他重建了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学校系统，其所取得的成就，按照衡量教育成绩的最纯粹的传统标准来看，也必定可以认为是卓越而突出的。这之后不久，他又成为芝加哥库克县师范学校的校长，在那里，他更充分地建立了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技术。正是在那里，他毫无疑问地为约翰·杜威和G.斯坦利·霍尔树立起了重要的榜样：库克县师范学校令杜威印象深刻，这之后，1896年，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学校”；而霍尔则一度每年都参观帕克的学校，“为了对一下我的教育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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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塑造自己教育理论时所用的种种术语，在很多方面都太过陈旧，难以同新的思潮保持一致。比如，它们完全是达尔文之前的风格，没有丝毫更精致的官能主义心理学的痕迹，而这样的心理学恰恰是杜威的作品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原因。但是，帕克的儿童观依然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福禄贝尔[851]。“儿童”，他说，“是一切神造之物的高峰和顶点”，而回答“什么是儿童？”这一问题，也就是趋近于认识上帝。“他亲自将自己的神性注入儿童，而……这种神性通过可见、有形的事物在对真理的寻求中显现出来。”“儿童的种种自发倾向都记录了天生的神性，”他如此断言，“我的教师同行们，我们在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理解这些倾向，在所有方向上延续它们，使之遵循自然。”如果儿童是神性的承载者，而且是“整个过去的果实，整个未来的种子”，那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就是儿童。”人们也许可以试着认为，帕克对儿童自发活动的关注是富有成效的，而非毫无价值，部分原因在于，他也认为儿童兴趣广泛，好奇求知，对所有学科有着自然的兴致，仿佛是成长中的博学之士，又是天生的艺术家和匠人。因此，他提出了要求相当严格的课程；与后世大部分进步人士不同，他甚至认为，在小学的各年级里应该教授语法，因为他相信，语法必须“完全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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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杜威后来的做法一样，帕克也强调学校是社会：“一所学校应该是模范的家庭，完整的社会，民主的胚胎。”如果学校得到正确利用，那么就可以期待它实现非凡的变革：“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能够拯救每一个孩子。公民应该在心中说：‘我等待着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能够促成世界的重生。’”[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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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帕克写下这些话的同一时期，儿童研究运动[853]的领袖G.斯坦利·霍尔说：“青年的监护人应该首先努力不干预自然的方式……他们应该深刻地意识到，当儿童刚一出自上帝之手时，他们并不是腐坏的，相反，他们代表了世界上幸存的最完美的事物……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像成长着的儿童的身体和心灵那样，值得去爱，值得尊崇，值得扶助。”正是在这一时期，杜威本人说：“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整个教育提供了材料，并且赋予了起点。”他还说道：“我们违反了儿童的天性，太过唐突地让儿童尝试大量与［其］社会生活无关的专门性学习，阅读、写作和地理等，由此，导致了最佳的伦理结果难以实现。学校科目的相关性，其核心不在于科学、文学，也不在于历史和地理，而是儿童自己的社会活动。”[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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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会明白，这种献给世界的新式教育，不仅仅是工具，而且还是信条，它不再期望通过严格教育得出这样或那样的成果，而是为个体或为民族承诺了某种最终的救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比如，G.斯坦利·霍尔预见说，按照儿童天性设计的教育，将培养出未来的超人。杜威早期关于教育可能性的看法也同样受到推崇。在他的一本标题绝妙的小册子《我的教育信条》中，他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因此必须认为，教师“不仅仅从事于训练个体，还塑造正确的社会生活”。故而，每一名老师应该将自己视为“专门维护社会正规秩序、保证社会正常发展的社会的仆从。按照这种方式，教师总是真上帝的先知，将人带向真正的上帝之国”。[855]显然，诸如这些崇高的期望为各种教育改革的提议加上了沉重而令人蹒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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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条，这种斗争的信仰，当提出时，在它能够确立为具有统治地位的信念之前，不得不面临许多顽固的抵抗。有些人觉得，他们必须参与这场运动，但他们又不可能极大地关注细节问题，也无心探寻自己理念的局限或危险。很遗憾，在教育这样的实践领域，重要的事情通常不是对哲学或信条的奉献精神，而是某些在试图管理教育时浮现出的、与重点和尺度有关的问题；而从一整套理念里，很难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什么尺度。例如，新教育的早期代言人要求说，儿童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并不太容易说明，尊重应该止于何处，而矫情的敬意又从哪里开始。虽然杜威本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首先警告说，不要滥用他的理论或在使用时过分简化，但是，即便在其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他也发现很难界定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加以约束，而同时又不会放弃他的某些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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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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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浪漫派的思想遗产，或许可以解释杜威及其这一代人所表述的儿童观为何具有魅力；它与后达尔文时期的自然主义一样吸引人，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一观念的最为细致的陈述，来自那些将浪漫式见解用于儿童的欧洲作家——杜威有时会心怀敬意地提到卢梭、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和福禄贝尔，就像提到爱默生一样，爱默生的散文《文化》预示了杜威的许多理念。这些教育改革者在世纪之交时提出的这样的教育观是浪漫的，因为他们确立了个体发展——他对个人成长的感觉、想象的眼界、紧迫感——与要求专门性知识、要求指定的礼数和道德、要求合乎传统与制度的个人修养的社会秩序的命令的对立关系。他们致力于让自然的儿童相对于人为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儿童出世时，拖着祥云[856]；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确保儿童依然自由，而不是发挥协助的作用，将陌生的准则强加给他。他们设想的儿童生活，或多或少地直接投入自然和参与活动，而不会吸收种种仅仅对成年人才有意义的传统习惯，也不会读书，不会掌握那些并非靠孩子的欲求和兴趣，而是由成人社会来决定的技能。[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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