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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完发现小孩子这件事的重要性之后，这位学校官员继续概述了之前一个世纪相对于过去取得的进步，如他所想象的，曾经的时代里，教育是“少数独裁者专享的特权”，现在掌握在“无所不能的民主的多数派”手中。自由的机会已然赋予了美国儿童，然而，深入的改革依然在酝酿中。“我们美国人业已发现，旧有的教育体制不会适合儿童……我们不再尝试让孩子适应这种体制。”这位官员又转向了宗教意象，他把美国教师比作基督，因为他们就像基督解救拉撒路，也将美国儿童从尸布和寿衣中解救出来，还让儿童摆脱束缚，得以成长。他凭着惊人的先见之明预测说，未来，教师肩负着基督般的艰巨任务，这一挑战会变得更高，因为教师被期待着拯救上帝最卑微的孩子：“曾经，衡量教师能力的，是他能如何对付机灵的男生和聪明的女生。而从这个新世纪开始，教师能力的衡量，要依据他能如何应对愚笨的儿童，有缺陷的孩子。将来对教学能力的真正检验，不是通过如何对付学校中最好的男生，而是比世界历史中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取决于如何应对最差的男生。”[848]新的教育心理学会是“浪荡子和迷途之羊的心理学”。[849]当儿童的研究如此安排，学校的发展如此完善，以至于教育系统触及并且培养了每一位美国的儿童时，美国生活的“巨大欢乐”就降临了。“当我们拯救了每一个美国的孩子，让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为财富、智慧、我们伟大的民主政府的力量做出贡献，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欢乐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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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出这些言论是因为，尽管其作者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教育人士，而非理论家，但它们还是简要概述了诸多在当时最新的教育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信念。它们折射出了这种思想的种种方面：它的热诚与仁慈；它将儿童视为现代世界之中心的意识；它对民主和机遇的关切——这两者是衡量教育成绩的标准；它确信愚笨的儿童及其对教育体制的要求是重要的；它对教育研究和儿童研究的乐观精神；它相信，教育可以从本质上定义为生长[850]；它坚信，正规的教育，尽管关注的是个体儿童的自我实现，但也会自然而然地设法建立和拯救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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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佐治亚州的学校官员很有可能读过当时教育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因为他的儿童观大体上符合那些人著述的内容。杜威当然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的他才四十出头，刚开始自己的教育研究；但是，这里有必要暂时用点时间来看一看两位先于杜威的前辈在当时给他带来的、更值得估量的影响，一个是教育家弗兰西斯·韦兰·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一个是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对于帕克，杜威曾称其为进步主义教育之父；他的精力过人，是效率非凡的教员，杰出的学校管理者。在19世纪70年代，他重建了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学校系统，其所取得的成就，按照衡量教育成绩的最纯粹的传统标准来看，也必定可以认为是卓越而突出的。这之后不久，他又成为芝加哥库克县师范学校的校长，在那里，他更充分地建立了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技术。正是在那里，他毫无疑问地为约翰·杜威和G.斯坦利·霍尔树立起了重要的榜样：库克县师范学校令杜威印象深刻，这之后，1896年，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学校”；而霍尔则一度每年都参观帕克的学校，“为了对一下我的教育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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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塑造自己教育理论时所用的种种术语，在很多方面都太过陈旧，难以同新的思潮保持一致。比如，它们完全是达尔文之前的风格，没有丝毫更精致的官能主义心理学的痕迹，而这样的心理学恰恰是杜威的作品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原因。但是，帕克的儿童观依然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福禄贝尔[851]。“儿童”，他说，“是一切神造之物的高峰和顶点”，而回答“什么是儿童？”这一问题，也就是趋近于认识上帝。“他亲自将自己的神性注入儿童，而……这种神性通过可见、有形的事物在对真理的寻求中显现出来。”“儿童的种种自发倾向都记录了天生的神性，”他如此断言，“我的教师同行们，我们在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理解这些倾向，在所有方向上延续它们，使之遵循自然。”如果儿童是神性的承载者，而且是“整个过去的果实，整个未来的种子”，那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就是儿童。”人们也许可以试着认为，帕克对儿童自发活动的关注是富有成效的，而非毫无价值，部分原因在于，他也认为儿童兴趣广泛，好奇求知，对所有学科有着自然的兴致，仿佛是成长中的博学之士，又是天生的艺术家和匠人。因此，他提出了要求相当严格的课程；与后世大部分进步人士不同，他甚至认为，在小学的各年级里应该教授语法，因为他相信，语法必须“完全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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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杜威后来的做法一样，帕克也强调学校是社会：“一所学校应该是模范的家庭，完整的社会，民主的胚胎。”如果学校得到正确利用，那么就可以期待它实现非凡的变革：“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能够拯救每一个孩子。公民应该在心中说：‘我等待着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能够促成世界的重生。’”[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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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帕克写下这些话的同一时期，儿童研究运动[853]的领袖G.斯坦利·霍尔说：“青年的监护人应该首先努力不干预自然的方式……他们应该深刻地意识到，当儿童刚一出自上帝之手时，他们并不是腐坏的，相反，他们代表了世界上幸存的最完美的事物……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像成长着的儿童的身体和心灵那样，值得去爱，值得尊崇，值得扶助。”正是在这一时期，杜威本人说：“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整个教育提供了材料，并且赋予了起点。”他还说道：“我们违反了儿童的天性，太过唐突地让儿童尝试大量与［其］社会生活无关的专门性学习，阅读、写作和地理等，由此，导致了最佳的伦理结果难以实现。学校科目的相关性，其核心不在于科学、文学，也不在于历史和地理，而是儿童自己的社会活动。”[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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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会明白，这种献给世界的新式教育，不仅仅是工具，而且还是信条，它不再期望通过严格教育得出这样或那样的成果，而是为个体或为民族承诺了某种最终的救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比如，G.斯坦利·霍尔预见说，按照儿童天性设计的教育，将培养出未来的超人。杜威早期关于教育可能性的看法也同样受到推崇。在他的一本标题绝妙的小册子《我的教育信条》中，他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因此必须认为，教师“不仅仅从事于训练个体，还塑造正确的社会生活”。故而，每一名老师应该将自己视为“专门维护社会正规秩序、保证社会正常发展的社会的仆从。按照这种方式，教师总是真上帝的先知，将人带向真正的上帝之国”。[855]显然，诸如这些崇高的期望为各种教育改革的提议加上了沉重而令人蹒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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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条，这种斗争的信仰，当提出时，在它能够确立为具有统治地位的信念之前，不得不面临许多顽固的抵抗。有些人觉得，他们必须参与这场运动，但他们又不可能极大地关注细节问题，也无心探寻自己理念的局限或危险。很遗憾，在教育这样的实践领域，重要的事情通常不是对哲学或信条的奉献精神，而是某些在试图管理教育时浮现出的、与重点和尺度有关的问题；而从一整套理念里，很难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什么尺度。例如，新教育的早期代言人要求说，儿童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并不太容易说明，尊重应该止于何处，而矫情的敬意又从哪里开始。虽然杜威本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首先警告说，不要滥用他的理论或在使用时过分简化，但是，即便在其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他也发现很难界定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加以约束，而同时又不会放弃他的某些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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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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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浪漫派的思想遗产，或许可以解释杜威及其这一代人所表述的儿童观为何具有魅力；它与后达尔文时期的自然主义一样吸引人，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一观念的最为细致的陈述，来自那些将浪漫式见解用于儿童的欧洲作家——杜威有时会心怀敬意地提到卢梭、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和福禄贝尔，就像提到爱默生一样，爱默生的散文《文化》预示了杜威的许多理念。这些教育改革者在世纪之交时提出的这样的教育观是浪漫的，因为他们确立了个体发展——他对个人成长的感觉、想象的眼界、紧迫感——与要求专门性知识、要求指定的礼数和道德、要求合乎传统与制度的个人修养的社会秩序的命令的对立关系。他们致力于让自然的儿童相对于人为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儿童出世时，拖着祥云[856]；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确保儿童依然自由，而不是发挥协助的作用，将陌生的准则强加给他。他们设想的儿童生活，或多或少地直接投入自然和参与活动，而不会吸收种种仅仅对成年人才有意义的传统习惯，也不会读书，不会掌握那些并非靠孩子的欲求和兴趣，而是由成人社会来决定的技能。[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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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这种教育观重又开始在西方思想家之中流行起来；美国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具有接受力的土壤。这个国家总是对纵容儿童有着强烈的倾向——19世纪游历美国的旅行者极为普遍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此外，美国教育处于奇特的流动状态中，故而比起旧传统——覆盖着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它更难以抵抗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新事物。美国福音派的氛围也是一股推动力：新派教育人士所谓的“拯救”每一个美国儿童的修辞，以及他们暗示的，获救的儿童会让文明得以救赎这一希望，都可以指向这样的结论。几十年后，杜威这样如此世俗的思想家，才对那种相信好的老师可以带领人们走入“真正的上帝之国”的、1897年的青年教育改革者，失去了明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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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关注新派教育者的种种声明中的弦外之音——他们同时还强调了自发性、本能、活动和自然——那么，我们就会了解教育问题的提出方式是什么。儿童既是自然的，也是神圣的现象——在这方面，达尔文之后的自然主义和浪漫派思想遗产手臂相挽——儿童的需要和本能的“自然”方式成了要紧之事，教育者一旦侵犯，就会亵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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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要准备理解新式教育思想的核心观念：学校应该将学习立足于儿童的发展着的需要和兴趣，而不是立足于社会需求，以及各种与如何成为受教育者有关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儿童的自然天性仅仅为教育过程施加了消极的限制，而试图超越这些限制就是徒劳的：这一点如此明显，说出来都是多余。它更意味着，儿童的自然天性，是教育程序的积极引导——儿童本身自然地和自发地生出种种会激活教育过程的需要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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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1年的一篇给人启发的文章《以儿童研究为基础的理想学校》中，G.斯坦利·霍尔试图说明，这一引导原则会有什么结果。他表示，他会试图“在一时间放弃一切流行的做法、传统、方法和哲学，去询问，如果教育完全立足于全新而全面的、与儿童天性和需要有关的理念，那么教育会是什么样子”。[858]简言之，他要脱掉传承下来的教育观，这是穿破的过去的外衣；他设想，现代儿童研究所获知的内容，在更大程度上相关于这一目的。霍尔指出，从词源上来讲，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859]，“免除工作，永远延续着在生存奋斗开始之前创造出来的远古的天堂”。按照这一意思来理解，学校代表了健康、成长和远古的延续，“一磅这样的学校，抵得上一吨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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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童的健康、闲暇和成长具有自然性和神圣性，故而，每一次对其时间的侵占，每一门课程的要求，都必须在我们令儿童承受这些之前，接受反复检验，被确定不移地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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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克服对字母表、乘法表、语法、音阶、书籍的恋癖，我们必须思考：……卡德摩斯（Cadmus）的发明，似乎就是将真的龙牙播种在头脑中；查理曼大帝和其他许多世上的伟人都不能读，不能写；学者们也主张，科妮莉亚、奥菲利亚、贝雅特丽齐，甚至我主的圣母，都不通文字。中世纪的精英领袖，那些骑士们，都认为写作只是不值得关注的修士的把戏，他们不屑于将自己的智慧与其他人的思想混淆一团，认为自己的想法对自身来说就足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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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谁也想象不到：尽管霍尔在哈佛和德国的大学接受过的教育经历，在他这一代人中，属于最优质的那种——当然也是非常传统的——但是，他却认为，新教育的目标会是颠覆文化素质。[860]其观点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看法中，即书本方面的考虑因素，应该服从于儿童成长的自然和常规过程。他的有些特殊建议极为明智，[861]有些在付诸实施时依然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另有一点也同样有趣，就像帕克坚持语法具有价值一样，霍尔也认为，虽然强调自然成长，但这并没有彻底取消古典语言的学习。霍尔认为，至少有些孩子应该学习语言；对于如今的读者来说，当回顾过去七十年跨度的历史时，尤其令他们觉得有趣的是，霍尔竟然认为，他精确地知道：在儿童成长的哪个阶段，学习这些科目是“合乎自然的”。“对于两门死语言，如果要教授它们，那么拉丁语不应该晚于十岁或十一岁开始，而希腊语不应该晚于十二岁或十三岁。”而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新教育的大多数支持者都认为这些语言毫无用处，当看见这两门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小学低年级开设时，他们还会感到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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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儿童的科学研究，霍尔希望在教育中实现某些目标，这样的希望带有明确的乌托邦的性质。他慷慨地提供资金，还进行了五年的实验，他“毫无怀疑和恐惧的阴影”；有可能制订出一套教育计划，既让教育倡导者心满意足，甚至也可以说服保守人士，“因为最正确的事情都在计划中得到了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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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本质上以孩子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为本；它也许有点类似于宗教改革，因为后者主张安息日、《圣经》和教会都为人而成，而不是人为它们存在；它会同时符合现代科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实践与结果；它会让宗教和道德规范更有成效；尤其是，它可以赋予学校中的个体以充分的权利，因为它适合于共和制的政体；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民族达到它将会成为的、更高的超人般的成熟，这样的发展效力，是艺术、科学、宗教、家庭、国家、文学和每种人类制度的最高和终极的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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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后来适应生活派的教育者对训练性的学科展开抵制运动，并且提出种种课堂讨论，涉及的都是“我如何能让所有人参加派对活动？”或是“在初中，我该不该约会？”这样的话题时，霍尔对十岁的拉丁语学习者的期望，以及他对未来超人的吁求，都似乎与那时的形势相去甚远。[862]不过，乌托邦的理想总是容易受到简化，恰恰就在其设计者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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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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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育的浪漫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背景让人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杜威竟然决定将教育定义为生长。在杜威那里，教育即生长这一观念并不是随意地下定义，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譬喻：它恰恰体现出了对教育过程本质加以确定和重申的努力。《民主与教育》里有一段常常被引用的文字，它既表现出了杜威风格中令人困扰的特征，也展现了他所认为的教育即生长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那里，他这样写道：[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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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的就是生长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当说教育是成长时，一切都取决于如何设想成长。我们最终的结论是，生命是成长；成长，生长，就是生命。翻译成教育上的话，意思就是（1）教育过程没有外于自身的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2）教育过程是持续的重组、重建、转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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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实际中，除了继续生长之外，生长不相关于任何事物，那么，除了继续教育之外，教育也不隶属于任何东西……教育意味着这样的事业，它提供确保生长的条件，或生命的充分性，无关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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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长是生命的独特特征，故而教育在整体上都随着生长；它没有外于自身的目的。学校教育的价值标准就是，它在什么程度上激发了持续生长的欲望，并且提供了令欲望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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