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3100
几年前，在一篇见解透彻的论述历史的文章中，马科斯·坎利夫命名了两类属于我们理智成就的知识分子：一是神职型（柯勒律治首先使用了这个词），它包括的作家，极为接近自己社会的主要设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的代言人；二是先锋型，他们深深地疏离于这些设想。[964]在我们知识分子传统的创造性才华和原创之力中，最优秀的部分来自先锋型，而神职型也拥有自己的杰出人物。富兰克林、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是神职型；还有库珀、爱默生（至少在其成熟时期）、大法官霍尔姆斯、威廉·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沃尔特·李普曼。先锋型的名字更加令人难忘，但是，有趣的智者和重要的人才，种类如此之多，使得还有第三份名单，也是叫人印象深刻，其中包含的人物，有着混合的动机，以至于不可能将其归入上述两类：例如马克·吐温，他在同一个分裂的心灵中，体现了疏离的极端和接受的极端；而亨利·詹姆斯也是如此，尽管方式不同。但，不，最终令我们至为铭记的，是重要人才的难以捉摸，而不是他们的易于肤浅的归类。在疏离问题上，这一点当然适用，但就心灵状态和生活方式而言，则更加成立。这方面，引人关注的，不是单一模式的存在，无论波希米亚式，抑或布尔乔亚式，而是广度和多样：人们可以想想隐居阿莫斯特的艾米丽·狄金森，有着多面、强健生活的沃尔特·惠特曼，保险经理办公室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从事银行业和出版业的T.S.艾略特，行医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如果人们比较一下，如约翰·杜威和查尔斯·S.皮尔士[965]，托斯丹·凡勃仑和威廉·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马克·吐温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爱默生和爱伦·坡，亨利·亚当斯和H.C.李[966]，亨利·米勒和威廉·福克纳，查尔斯·A.比尔德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伊迪丝·沃顿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么就能发现，试图规定唯一一种模式，这徒劳无益。
1704903101
1704903102
当任何一位作家或思想家能够将自己视为拥有潜在多产性的智慧之人时，他就已然诞生于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同时被赋予了仅仅在一些有限的方面才能适应的品格与气质。这就是命运赐予他的限度，而他必须在其中进行活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与托斯丹·凡勃仑的生活——他们是同时代人，在热情，在广博的理智精神、超然的讽刺天分上，他们是相似的，但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他们并不相近。两人都试图在事业生涯的开始重塑自己——对于霍尔姆斯，他想进入某种波希米亚圈，抛弃自己的婆罗门阶级的遗产；而凡勃仑，想做一个优秀的研究员，打算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但他们全都徒然无功。霍尔姆斯看待生活的方式相当自然，其立场属于一个在历史中根深蒂固、在社会上安稳牢靠的阶级；他用了很长时间，终于进入了一所我们“官方认可的机构”；公认的是，在那里，他并非没有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而且也做了有用的工作。但凡勃仑，则成长在洋基文化与挪威移民文化的共同的边界上，他没能认真对待前者的价值，而后者也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这注定了，他永远是一个边缘人，完全疏离于美国的主流信念。作为学者，如果他想要有一项事业，他就必须要在官方认可的机构中从事它，但是，在每一所他工作过的大学里，他都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严重不安的源头。我认为，某种本能的智慧促使他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当世界做出了友好的姿态。他必定意识到，他特殊的天才有一部分就在那种乖僻的性格中，而正是这一性格不断给他带来个人的麻烦。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的工作中大部分容易受到责难的地方，其源头就是这种乖僻；但是，它也让辛辣尖刻的风格保持了锐利，这一风格让他成了慢条斯理的、社会学的斯威夫特，成了他的时代中最有原创力的智者之一。
1704903103
1704903104
过去，自由社会的主要美德之一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风格都有可能存在——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以激情和叛逆著称，也可以发现其他人以高雅和华丽、节俭与严苛、聪明和复杂，或耐心与智慧闻名，还有一些人大体上能够做到遵守和坚忍。关键之处就是开放与宽宏，需要这两者来包容多样的优点；如此的多样性，甚至在一个单一而相当偏狭的社会中也能发现。预言自由文化的崩溃或高等文化的消失，这种教条的、悲观的说法，也许对，也许错；但是，关于这样的预言，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他们灌输的，更有可能是自怜和绝望，而非抵抗的意愿，也不是充分利用人的创造性活力的信心。当然，在现代环境下，选择的途径有可能正在关闭，主宰未来文化的人，也有可能思想单一，只接受这种或那种信念。这有可能；不过，只要人的意愿的砝码，投入历史的天平上能够产生关键的影响，那么活着就要相信，情况不会如此。
1704903105
1704903106
1704903107
1704903108
1704903110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致谢
1704903111
1704903112
是书缘起于1953年4月27日，我受邀赴密歇根大学进行第一场海沃德·肯尼斯顿讲座（Heyward Keniston Lecture）。这次演讲，后来以略作扩展的形式刊行，即《美国的民主与反智主义》（“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密歇根校友评论季刊》（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1953年8月8日；它让我意识到，我已经提出了各种尚未解决的议题；我觉得必须要继续处理它们。本书的不同部分，都曾做过讲演，这至今对我颇有助益：第一次是为剑桥大学众多本科生历史社团，1958—1959学年，我在那里担任美国历史与制度的皮特讲席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之后，是1961—1962学年，俄亥俄州海勒姆（Hiram）的海勒姆学院，斯佩里和哈钦森讲座（Sperry and Hutchinson Lectures）；南加州大学，海恩斯基金会讲座（Haynes Foundation Lectures）；史密斯学院，齐斯金德讲座（Ziskind Lectures）；最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1962—1963年秋季学期，我是该校人文科学理事会（Humanities Council）高级访问学者以及1932届讲座教授（Class of 1932 Lecturer）。对于上述院校的许多人士，我要感谢他们的盛情接待。
1704903113
1704903114
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特殊方面，在进行时，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uncil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以及教育发展基金会（Fund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之“美国历史中的教育角色”委员会项目的资助。卡内基公司的赞助，让我可以将整个休假年用于这一研究，若非如此，我不可能提前完成，并且获得充分的科研帮助。而哥伦比亚大学慷慨地安排了自由时间，但是，仅仅提及这一点，还不足以感激我从研究生，到成为历史系一员的这二十五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收获的诸多思想上的回报。
1704903115
1704903116
碧翠丝·凯薇特·霍夫施塔特（Beatrice Kevitt Hofstadter）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文本和实质内容上的批评，其价值不可估量。我的同事，彼得·盖伊（Peter Gay）和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都阅读了整部书稿，给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在撰写本书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助理小菲利普·格雷文、卡罗尔·格鲁伯、尼尔·哈里斯和安·莱恩都在原始材料方面，收集了丰富的资源。几年间，许多友人纷纷襄助，或是讨论我的看法，提出意见，引导我注意新的资料，或是检读某些章节的草稿；我要谢谢丹尼尔·亚伦、丹尼尔·贝尔、李·本森、约翰·M.布卢姆、卡尔·布里登博、保罗·卡特、劳伦斯·克雷明、芭芭拉·克罗斯、罗伯特·D.克罗斯、马科斯·坎利夫、斯坦利·埃尔金斯、朱利安·富兰克林、亨利·F.格拉夫、罗伯特·汉迪、H.斯图尔特·休斯、爱德华·C.柯克兰、威廉·L.罗希滕贝格、埃里克·麦基特里克、亨利·梅、沃尔特·P.梅茨格、威廉·米勒、欧内斯特·内戈尔、大卫·雷斯曼、亨利·罗宾斯、多萝西·R.罗斯、欧文·赛恩斯、威尔逊·史密斯、杰拉德·斯特恩、约翰·威廉·沃德、C.范·伍德沃德、欧文·怀利。我的思想所引起的大部分对谈，都以争论的方式进行，而且未能解决，故而，如果认为这些朋友中，有谁会赞同我的观点，那就尤为出乎意料了。
1704903117
1704903118
一种像本书这般的探究，覆盖领域如此之广，与该书作者必须利用的种种专题研究一样，都有可能不尽如人意。我希望，我的脚注指明了令我受益的来源，然而毫无疑问，对于当代美国的史学成就给我的全部恩惠，脚注未能加以致谢。当考虑我引用最多的书籍和论文时，我注意到，它们几乎都是在过去十五或二十年间写就，而且总的来看，它们构成了相当令人敬畏的系列成果。或许，当检验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事业的状况时，也应该让这些成果发挥重要的作用。
1704903119
1704903120
1704903121
1704903122
1704903124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译后记
1704903125
1704903126
本书为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经典作品，1964年获普利策奖（非虚构类）。该书集中研究了美国自新英格兰殖民地时代到冷战时期，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文化等领域中存在的反对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理论科学、理智精神、专业知识和基础研究的倾向；这样的倾向急功近利，追求直接的效果，忽视纯粹思辨和批判思维，它往往主观认为（或误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不接地气，需要实践锻炼，从而无视知识界对于现实生活的（有时是间接的）参与、影响和用途。从此书开始，“反智主义”一词成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术语，这一概念涵盖的现象也开始受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近些年来，这种思潮的言行又在美国社会中凸显出来，毕竟，按照作者的描述，它始终都是美国精神生活的核心特征与主要缺陷之一。
1704903127
1704903128
本书并非反智现象的泛泛记录，而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借助历史和社会材料，考察了美国反智主义的起源和蔓延。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保持了宽容、克制、不偏执的心态，在坚持理智引导社会这一根本原则的同时，他并没有对反智主义谩骂斥责，而是以客观分析和冷静批判的态度指出这种倾向的实质、意义和弊端所在；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阵营，无论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甚至在知识分子内部，反智主义都是普遍存在的倾向。而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和弱点也同样不容忽视。
1704903129
1704903130
中译本译自1964年版（New York：Vintage Books）。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涉及了自美国建国到冷战期间的种种历史事件、背景、人物、掌故、官制和机构，有很多并非汉语读者所熟知，因此译者添加了400余条必要的注释，其内容均查自有关的美国历史和政治资料，如著名的《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EA）等；有些俗语查询了《新帕特里奇英语俗语和非惯用语大辞典》（The New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 and Unconventional English）；还有一些中译注辨析了较为微妙的概念，同时交代了译法。由于本书体例所限，就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仅为读者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免去查找之劳。原书中有些刊印错误，译者也加以改正，但不再说明。
1704903131
1704903132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首先感谢清华大学刘东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其次感谢译林出版社以及责任编辑刘静老师的耐心支持和信任。
1704903133
1704903134
本书的文笔和修辞极为精妙隐微，思辨与文采兼备，旁征博引，暗示繁多，广涉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教育、心理学、宗教、社会等方面的术语和知识，其中还有很多美国的俚语、土话和旧词，以及拉丁文等其他语言，又有一些隐含《圣经》经文的词句，因此翻译本书并非易事。译者虽尽力而为，不断打磨，但译文和注释如有错谬，敬请读者指正，以待修订再版。
1704903135
1704903136
何博超
1704903137
1704903138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704903139
1704903140
2019年5月
1704903141
1704903142
1704903143
1704903144
1704903146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注释
1704903147
1704903148
[1]本书中会频繁使用几个同源词。（1）intellect，名词，在文化语境中，译为智识，代表理智能力或知识界，指人时译为智识者或知识分子；在哲学或神学语境中，译为理智，对应了古希腊文的nous。（2）intellectual，是intellect的形容词，译为智识的或理智的，有时也表示知识分子的；作为可数名词，译为知识分子或智识者，由它派生来的intellectualism，译为理智主义或理智精神；intellectuality，译为理智性。（3）intelligence，名词，译为智力，作者后面将之区分于intellect，形容词intelligent一般对应intelligence。——译注
1704903149
[
上一页 ]
[ :1.70490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