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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期待，这种自我追问的诚实只会带来益处；然而不幸，它导致了某种绝望，这种绝望在本质上又要求着同情，但其最终的结果，仅仅是寻求某种“立场”或姿态。看起来，异议知识人士经常觉得，他们会由于身为知识分子而在道德上受到审判；然后，他们将自己的道德责任阐释成首先要去拒斥和破坏的责任；这样，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并不在于想象力或精确性，而是在于程度达到最大可能的否定精神。从一开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没有被视作启蒙人们认识社会，而是对它做出否定的论断——所基于的假设是，几乎任何这样的论断都想必会具有启蒙性，而且无论如何，它恢复了作家的正直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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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为左翼代言、提倡疏离的人，意图于为某种负责任的抗议政治创建一个基础，但是，一旦考虑到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的论调就变得刺耳。然后，我们就会听见这样的话：提出“盲目无理的拒绝”[950]比做出道德妥协要更好；所论及的内容有：怀旧之情，怀念“过去的、让抵制变得容易的确定信念”；知识分子的基本需要，就是发起攻击；还有这样的危险：沦为“妓女”，或是背叛知识分子角色之基本义务的“叛徒”；社会责任与知识分子责任的所谓的对立，前者就是坏，后者就是好。这里的重点在于，虽然知识分子的疏离并没有完全被接受——这是追求真理，追求某种艺术理想的必然结果——但是，否定社会的立场或姿态被规定为产生艺术创造性、社会洞察力或道德正直性的唯一立场。这一主张所取决的观念并非在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对象，就是真理或创造性理想，而他必须准备着追随它们，即使它们令他与其自身的社会彼此矛盾；相反，它立足的观念是，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承担拒斥社会——用巴里茨教授的话说——这样的基本责任。他的疏离并没有被视为他必须直面承担的风险，而是一种义务，是他的其他所有义务的前提。疏离不再仅仅是无可改变的现实，它带有了治疗或医方的性质，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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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随疏离崇拜时，人们只需要再往前几步，就可以碰见其他要求更为严格的、拥护疏离的人；对于他们，在关键的论点上，政治左翼作家并不赞同；但相似的是，他们同样将疏离作为指导原则，并为之献身——这样的人，最好的例子是浪漫无政府主义的拥趸；最坏的，则是号召青春期叛逆的垮掉派，或是提倡道德虚无主义的人，如诺曼·梅勒，他最为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倾向。疏离文学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在于，虽然它的作家渴望维护和平、促进民主、培养文化、解放个体，但是，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讨论，莫名其妙地刻板、不幽默、不变通，甚至有时，毫无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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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异见人士的呼声所表达的疏离，至少在政治上还是有意义的；无论其多么过火，他们依然参与了同知识界其他人士进行的对话，他们也感受到了对后者的责任。而在其身后隐约耸现的、今日的垮掉派，则是相当之多的、完全独立的群体，他们是令人生畏的、我们文化微恙的象征。不太可能认为，垮掉派比政治异见者还要左倾——用流行的隐语来说，异见人士已经绝对够远了。按照我之前尝试界定知识分子气质时所用的表达来讲，政治异见人士频繁地受到自身虔敬性的压制，但是垮掉派带着游戏性私奔而去。在思考社会时，他们倾向于认同异见派对商业主义、大众文化、核能军备、公民权利的看法，但是整体上，他们退出了与资产阶级世界展开的严肃的论辩。垮掉派所代表的这一类型的疏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脱离关系（disaffiliated）。[951]他们走出了古板者的世界，[952]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放弃了严肃的理智成就以及持久的社会抗议所要求的职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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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派以自己的方式，拒绝理智主义之路，他们沉浸于感觉的生活——按照劳伦斯·立普顿关于垮掉派的令人启发的作品《神圣野蛮人》（The Holy Barbarians）的题目所言，也可以同情地称之为倒错圣徒的生活；其标志就是，安于贫困，虽然做事，但情愿不要事业和固定收入带来的满足感。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对垮掉派报以同情的评论者也倾向于承认，这一派人士并没有写出太多优秀的作品。也许最终，对于我们的文化，他们做出的大部分独特贡献就是他们使用的有趣的隐语。他们的文学实验似乎主要就是形式上的松散无羁，但就如达达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一样，看起来并没有提供新型的才思或奇想，也没有像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做法那般，承诺要开启新的散文方向。看上去，这一思潮未能超越它的青春期的心血来潮。当杰克·凯鲁亚克建议“去掉文字、语法和句法的限制”，并且提出“除了修辞的激昂和抗辩的陈述，其他准则一概不要”时，人们会觉得，他在表达上并不相近于上述那些之前的文学实验，而是接近于进步教育的狂热分子对儿童的纵容倾向。如诺曼·波德霍雷茨[953]所论：“垮掉派的原始主义……为反智主义起到了掩护的作用，这真是令人不快，结果，它让普通美国人对蛋头的仇恨似乎显得正确而有益。”[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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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垮掉派的退出风格，他们继承了波希米亚式的传统，但是，较之老的波希米亚派，他们似乎并不幽默，也没有自我间离，而且极其不看重个体性。哈里·T.摩尔[955]曾经指出：“天才的个人通常都无拘无束，没错，尤其在艺术领域；但是，群体的无拘束是另一回事。大多数垮掉派人士都不具备充足的有关历史和政治学的正规知识，因此不能合理地看待这些方面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不喜欢和不信任古板者的世界，这就够了……”[956]他们的群体无拘束和群体不作为这一吊诡的信条，令人想起了某位本科生在一部严肃的论现代文化的论文中所说的一句难忘的话：“除非个人退出成群的大众，否则世界不会得到拯救。”垮掉派有一个特征，总是很容易让他们在大众媒体和古板者的文学中受到嘲讽，这就是奇特的整齐划一——垮掉派的这一特点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有着自己的服饰。他们创造出了新的悖论：疏离的顺从。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让疏离的姿态受到丑化，以至于其他倡导疏离的人，都认为垮掉派是背叛者，而且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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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非常可以理解，更坚定地提倡疏离的人会认为，垮掉派代表了婴儿般的无序；驳斥他们的，不仅有愤怒的垮掉运动的始祖王红公（肯尼斯·雷克斯罗斯）[957]，也有基本上心存同情的批评者，如诺曼·梅勒，他高度评价了垮掉派追求感官和性欲满足的做法，但是，他难以容忍后者的被动和缺乏自信。几年前，《异见》刊载了梅勒的一篇名文，题为《白黑人：对嬉皮士的浅思》（“The White Negro: Superficial Reflections on the Hipster”），其中，他提出了最为直率的理由，主张一种真正坚决的疏远。梅勒想要将嬉皮士抬举到高于垮掉派的地位，前者意识到了生活的根本的恐怖，这一意识类似而且源自黑人，“因为没有哪个黑人能在街上闲庭信步，而且真的确定，暴力不会在他走路时降临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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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准备着直面暴力和死亡并且与之同生的态度，如今成了首要的美德，因为我们的集体状况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二选一：原子战争造成的速死和“顺从的缓慢的消亡”。梅勒对嬉皮士提出的褒扬之处，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们愿意接受死的挑战，这一挑战也即：“让自己脱离社会，无根地生存，开启未知之旅，通向对自我的背叛律令。简言之，无论这样的生活是否违法，抉择都是，鼓励自身之中的精神病，探索这样的经验领域：在那里，安稳令人乏味，故而属于病态……”嬉皮士具有自己的“精神病的才气”，这才华不是很容易传达，因为“嬉皮风代表了巨大丛林中原始智者的老练，所以，它的吸引力始终超出了文明人的理解”。嬉皮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梅勒估计，这一族群最多也就有十万名自觉成员——而是在于“他们是精英，能够无情的精英，［使用的］语言，大部分青少年都可以本能地理解，因为嬉皮士的强烈的生存观符合他们的经验和想要叛逆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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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此促成的生活事实上证明是违法的——比如说，两个小流氓打烂了糖果店老板的脑袋——那么梅勒表明，虽然这一行径的英勇程度不足以“具有治疗作用”，但是至少，“这还是需要某种勇气的，因为流氓谋杀的对象不只是一个五十岁的弱老头，而是一个制度；流氓侵犯了私有财产，也与警察建立了新的关系，同时将危险的元素引入了他的生活。故而，流氓敢于去做未知的事情……”[958]当然，之前倡议疏离的美国人从来没有过如此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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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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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疏离的正确风格以及疏离表达上的局限，垮掉派、嬉皮士和左翼分子的代言人展开了争论；但是，他们又都确信一个共同的信念：存在着某种可以推荐的正确的风格、立场或姿态，它会以某种方式释放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或是维持社会批评家的能力，保护他免于腐败。他们的疏离是一类自在的价值这一信念，具有双重的根源，一是个人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在资产阶级世界的所有地方，创造性人才的地位已然令我们意识到创造性个体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持久的紧张关系。此外，西方国家的艺术界和知识界越是对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觉，他们就越会敏锐地发现，按照社会本身的条件，它难以为天才甚或杰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但它又必须随着后者的出现，接受他们。人们越是观察具有创造力的伟大榜样，那么有一点就越发明显：创造性人物通常并不“可亲”，也不适应环境，不随和，不温和；而天才往往伴随着某种个人的错乱，社会必须容忍这样的错乱，如果它想要利用天才的话——埃德蒙·威尔逊在《伤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讨论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神话时，考察了这一问题，最值得当代铭记。美国艺术家的敏锐的疏离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继承自浪漫主义；而对于思想家的疏离，其主张社会价值的理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表述的，这一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焦点时刻，资本主义制度会被它的许多知识分子抛弃，后者不再依附于腐朽中的秩序，而是让自己顺应这场在历史中即将到来的抛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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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们接受了如下看法：对某些艺术或政治价值的认定必然会导致疏离，那么就会轻易滑入这样的假设：疏离是一种自在的价值。这就像是在设想：由于天才普遍“喜怒无常”，故而，通过养成这样的气质，人们就可以开始拥有天才的表现。当然，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主张：年轻作家，比如说培养沉迷赌博的嗜好，就能指望发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不过，只要这样的假设没有被揭露出来，那就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信念：除非知识分子培养了正确的个人风格，否则，他们不可能自我实现。正如喜怒无常可以被误解为通往天才的途径，因此，针对世界的、正确的好斗立场也能被认为可以替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工作。论述疏离的严肃作家，并不想维护这样的观念，但是，在他们的最激昂、最极端的陈述之中，它自行地将自己主张为一种基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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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生活中压抑文化的种种方面，总是令美国作家在想象中寻求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它是典范，是理智生活的理想环境，可以对立于他们自己的社会。19世纪的美国学院人士参照了德国大学，艺术家则关注法国或意大利的艺术圈，而作家们则注重法国文豪的地位。[959]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理想型都黯然失色，但曾经，它们在美国文化生活的自我定义和提升上，还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而欧文·豪教授则处于一条非常古老的传统中，他寻求的，是这样的理想社会：其中的作家可以觅得庇护之所，摆脱个人与社会的斗争，或是找到一个支点，支持自信的抗议。既然欧洲不会再满足需要，那么对于他而言，剩下的就是普世的波希米亚之国；他将其树立为样板——很不幸，现在已经遭弃——这提供了自由和创造性的关键。但是，关于这一点，必定也可以提出一些反驳意见。没有人愿意拒绝，波希米亚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上的价值——然而，这一价值难道不是主要在于，它只是在个体生涯的早期过渡阶段赋予了他一个避难之地？在青年作家或艺术家的生涯中，有一段时期，其特征就是实验主义，是寻求身份和风格，寻求免于责任的自由；这一阶段，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发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但是，世界重要的文学作品里，只有一少部分，其作者生活在波希米亚圈中；如果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成熟和多产之年，那么这一观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看起来，这一点似乎突出地符合我们自己的民族经验。在这个国度，第一流的作家比起次要之辈，更加离群索居。欧文·豪教授曾经指出：康科德就有点像先验主义者的波希米亚圈；这一说法虽然别扭，但也许可以当作玩笑来接受，不过不能作为史实。康科德是脱离波士顿的隐避之乡，康村的知识分子厌恶波市；然而，它提供的，并不是那种可以认为与波希米亚圈有所联系的社会，而是小得惊人的知识分子团体。人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比如，梭罗与爱默生、霍桑与其邻居都切断了关系，或是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跟几乎任何人都缺乏组织关联，那么就可以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是何等正确：尽管在外部环境上，康科德呈现了近似之处，但它并未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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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教授在将康科德的波希米亚圈描绘为安宁时，又急于表明这里的波希米亚式的狂欢，但此处，这一情况并不存在，不仅如此，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团体。梭罗在他的日记里记录说，当他跟爱默生“交谈，试图交谈”时，由于混乱、无意义的分歧，他“浪费了我的时间——不，几乎浪费了我的个性”；而爱默生则抱怨说，梭罗“的自我感觉，就是一味唱反调”。［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从《论自然》（“Nature”）问世以来，梭罗就甚至不再读他的东西了？］在概括先验主义者时，爱默生写道：“他们的研究是孤独的。”[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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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创造性活动相关联的，并不是波希米亚风的消遣涣散，而是某种严苛和坚决的孤立。但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尤其当他们处于外部压力之下——或彼此的赏识和鼓励，也不应该轻视；不过，这样的团结也不应该混同于愉快的面对面的社交，后者是波希米亚生活的特点。真正的创造性心灵，只要试图善于交际，那它就绝不会孤独。有创新力的知识分子，并不依赖于波希米亚圈，不会将之作为一种可以让他与其他人“共同面对世界”的手段；相反，他往往设法去酝酿出种种能令他孤独地直面世界的办法。共同面对世界，是政治的策略，而孤独地面对，似乎是独特的、具有创意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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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对于关注有效政治异见的批评者来说，波希米亚的历史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诚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国家的历史出现了辉煌的时期，那时，美学实验、勇敢的社会批评以及波希米亚生活，似乎会聚一起——比如马克斯·伊斯特曼[961]时代的旧版《群众》就是代表。但是整体上，独特的波希米亚风格倾向于个体的浮华与私人的叛逆，而不是任何较大程度上的政治效果——而至少在这方面，垮掉派处于波希米亚的传统中。如果在考虑行动时排除波希米亚社区，这令人沮丧；但是，为了严肃的创造性或政治性目的，而提议波希米亚生活，这却是在波希米亚之上放置了将它压垮的期望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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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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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官方认可的机构”，疏离的倡议者流露出了厌恶，这一情绪表明了更根本的、对智识与权力建立联系的厌恶。有一个看法令人惶恐，即当知识分子进入官方批准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会一下子让我们所有大学教授脱离理智生活），他就完全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可以认为，这样的观念粗略地表述了真实的问题：在创造性事业的律令，与进行这一事业的机构所提出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和。很久以前，学者们就不得不认识到，在这样的机构中工作，比起不靠机构的支持而生，前者的个人成本要小于后者的生活成本。的确，他们别无真正的选择：他们需要图书馆和实验室——也许，甚至还需要学生——但只有机构才能提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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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想象力的作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学院生活的便利设施和要求并不完美地适合于想象力的天才，它们让真正的创造性气质感到局促不安。此外，学院生活的条件也让一个人的经验范围变得过分狭隘；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是由“创意写作”课的学院教师来写成，那一想到文学会是何种模样，就真是令人难受；因为这些教师的主要经验是在这样的课程中自我训练出来的。如果天赋异禀的诗人担任委员会成员，把时间花在修改新手作品的过程上，那也是浪费——用曼肯的意象来说，就是陷入土豆汤的蜂鸟。[962]但是，学院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的部分或暂时的支持，已经通过许多人的事业生涯证明了它具有助益；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结果常常是创造出失意的、文化上的流氓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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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学科中的、受专家知识问题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仅仅象征了另一个更为重大、更为紧迫的问题，即智识与权力的关系：我们几乎本能地反对知识同权力的离异，但是，我们出于自己的现代信念，又反对它们的联姻。不过从前，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古代异教世界的伟大知识分子、中世纪大学的博士、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都寻求知识和权力的联结，他们以并不乐观和天真的态度，接受其中的风险。他们希望，通过与权力结合，知识会在实际中得到推广，正如，当权力联系知识，前者可以变得文明。我之前已经讲过，在国父时代，知识和权力是通过什么条件建立关系的，这合乎如下的理想：当知识与权力配对时，在相同的社会圈中，往往也在相同的领袖人物中，它们或多或少是平等的。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就像某些现代批评者似乎认为的那样，建国之父比我们更优秀，尽管他们很可能就是更优秀。这不仅仅是因为，杰斐逊读的是亚当·斯密，而艾森豪威尔读的却是西部小说。相反，根本的差异在于，18世纪社会是非专门化的。在富兰克林的时代，人们依然有可能在自己的柴棚进行某项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实验；而有才华的政界外行，也可以去种植园，去律政所，去外交部。而今天，知识与权力是已然分化的功能活动。当权力向知识求助时，随着它越来越必须如此，那么它所寻求的，就不是智识，而是专家知识；前者被认为是自由思辨和批判性的功能活动，而后者则会服务于权力的需要。通常，权力并不尊重无功利的态度，而这是专家发挥正确功能的核心——曾经，一个大州的州长召集了若干名杰出的社会学家来开会，要针对一个当前的争议问题安排民意调查；然后，州长仔细地向他们概括了这次调查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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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典型的权力者仅仅想要作为工具的知识，那么现代美国的典型的知识人就是专家。之前我讲过，专家知识的功能基本在于：重又让知识分子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股力量。不过，相关的问题是，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能真正地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他会不会完全成为脑力技工，用H.斯图尔特·休斯[963]的话说，按自己雇主的吩咐来工作。对于这一问题，就大学还有其他官方认可的机构而言，我认为，答案并不容易，也没有那么绝对；真正的回答几乎肯定不会悲观到可以满足现代知识分子的感伤的地步。事实情况是，美国教育的大部分目标，都完全而且公开地生产那些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专家：当这样的人进入政府、商界或大学中任职时，他们并不会一下子成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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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真正的理智成就而且也有可能为权力服务的人，他们的状况要更加复杂。以反思性心灵著称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成了印度或南斯拉夫大使，或总统班底的成员，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吗？当一些人从靠近权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并且接受那些一旦获得权力就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某些回答不可能像知识分子一样。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个人的选择，不能将它硬塞进被迫的疏离道德观的条条框框中：无论一个人是不是要牺牲一部分他的批评自由度，而寄希望于，权力可以更服从智识的建议；还是说，由于浮士德式的冲动，他甚至要去认识这个不可能通过学院视角来轻易了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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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权力建立联系，有些知识分子放弃了一切想法，他们非常清楚——几乎太清楚了——自己无权无力的状态有益于带来某些启示。他们很容易忘记：进入权力，参与权力问题，这也许提供了其他的启示。批评权力的人企图通过作用民意来影响世界；而权力的联系者则试图直接让权力的运用顺从于知识界的思想。这两种功能活动不一定相互排斥，也不一定彼此敌视。每一种都包含了某些个人的和道德的风险；当一个人甘冒风险时，不可能让这种个人的选择变成普遍的律令。权力的批评者有一个特别的思想缺陷，他们没有理解权力的运作所依照的限度。而他们特殊的道德缺陷在于，过分关注自己的纯洁性；但是，这样的纯洁在不用负责的地方就可以轻易获得。对于向权力者出谋划策的专家来说，他的典型缺陷则是，不想让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批评的源泉来产生影响。他也许失去了脱离权力的能力，因为他专注于权力的视角。有一些美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被排除在权力和获得认可的地位之外，在他们看来，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危险：突然与权力产生关联，这会太过诱惑，因此令人在理智上变得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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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关键之事，如我所言，在于个人选择；但是对于社会整体，重要之处则是，知识界不应该令人无奈地两极分化：一部分是技工，仅仅关心权力，暗中接受了权力施加给他们的条件；另一部分则是有意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关注维持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让自己的思想产生效用。毫无疑问，专家会存在，而或许，批评家也会存在，他们能从精神上走出自己的社会，毫不留情地看待社会的种种设想；他们有着足够的人数，充分的自由，足以令他们具有存在感。也许，两派的争议，有可能会继续存在，知识界内部也将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权力世界与批判世界之间斡旋。如果是这样，知识界就会避免这样的危险，即分裂为两个彼此敌视、拒绝交流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疾病；但它还是具备健康之处，比如组成社会的种种元素的多元性，以及它们彼此互动的自由。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意在于服务权力，那就会是悲剧一场；但假如，与权力有关联的所有知识人士也不得不相信，自己同知识界不再有任何联系，因为他们的结论几乎必然就是，自己只为权力负责，那么，这同样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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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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