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3595
1704903596
[223]《回忆录》（Memoirs，纽约，1876年），第20，24页；惠特尼·R.克罗斯（Whitney R.Cross）：《烧焦的地区》（The Burned-Over District，伊萨卡，1950年）描述了芬尼以及纽约州西部的狂热，颇有启发。
1704903597
1704903598
[224]John C. Calhoun（1782—1850），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副总统，魅力无穷，口才极佳，也有一双标志性的眼睛。1957年，他被评选为美国历史五大参议员之一。——译注
1704903599
1704903600
[225]《回忆录》，第100，103页。
1704903601
1704903602
[226]同上，第42，45—46，54页。虽然芬尼意识到了，他不具备独立解释《圣经》的学问，但他还是坚持了这种独立性。后来，他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然而，“对这些古代语言知识的掌握还不足以让我自认为能独立地批评我们《圣经》的英译本”。同上，第5页。
1704903603
1704903604
[227]麦克洛夫林：《现代信仰复兴思潮》，第55页。
1704903605
1704903606
[228]《回忆录》，第84页；参见第365—369页。
1704903607
1704903608
[229]这些看法均来自芬尼的《回忆录》，第7章，“论牧师教育”，第85—97页；参见芬尼的《宗教复兴讲演录》，第176—178页。
1704903609
1704903610
[230]拉丁文中三个常用的指示代词，分别为阳性、阴性和中性单数。——译注
1704903611
1704903612
[231]麦克洛夫林：《现代信仰复兴思潮》，第118—120页。麦克洛夫林指出，芬尼对科学领域还是认可的。与老派清教徒一样，他认为科学对宗教没有威胁，相反，它是赞美上帝的手段。中西部的那些教会学院都秉承了他对科学的重视，培养了大批学院派科学家。关于这一点的种种原因，见R. H.纳普（Knapp）和H. B.古德里奇（Goodrich）的《美国科学家的涌现》（Origins of American Scientists，芝加哥，1952年），第19章，其论述很有启发。
1704903613
1704903614
[232]《宗教复兴讲演录》，第435—436页。
1704903615
1704903616
[233]Philip Rahv（1908—1973），文学评论家，出生于乌克兰，犹太人，后来移民美国，《党派评论》的创立者之一，最早向美国介绍卡夫卡。1939年，拉夫写过一篇散文《白脸和红皮》（“Paleface and Redskin”），把美国作家区分为这两类。红皮指北美的印第安人，它代表不开化和蛮荒，美国很多西部作家常常描写这样的野性生活；白脸指白人，代表文明和开化。如马克·吐温就属于“红皮”，亨利·詹姆斯和霍桑就属于“白脸”。——译注
1704903617
1704903618
[234]他和兄弟查尔斯·卫斯理都是循道宗的创始人，因此该宗也称为卫斯理宗或卫理宗。——译注
1704903619
1704903620
[235]卫斯理曾这样回答一位循道宗的早期诋毁者：“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放弃理性就是放弃宗教；宗教和理性携手并进；所有无理性的宗教都是错误的宗教。”R. W.伯特纳（Burtner）和R. E.奇利斯（Chiles）：《卫斯理神学概略》（A Compend of Wesley’s Theology，纽约，1954年），第26页。但是，如诺曼·塞克斯（Norman Sykes）所论，福音派信仰复兴的影响仍然在理智方面有所减弱，这一部分是因为，源自神学自由思潮的理性主义倾向和苏西尼式（Socinian）倾向遭到了抵触。塞克斯说，比起主流的神学自由派，卫斯理“认为，即便是他的生活中最普通的琐事，也有特殊的天意相随，他对这样的想法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怀特腓德让情况变得更糟，他完全缺乏他的同事在教育和教养方面的影响力……”诺曼·塞克斯：《18世纪英格兰教会与国家》（Church and Stat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剑桥，1934年），第398—399页。
1704903621
1704903622
对于英格兰的福音派信仰复兴，A. C.麦克吉福特（McGiffert）这样写道：“在解释人及其需要时，它有意转向了过去而不是将来。它加深了基督教与现代的争端；它推动了这样的观念：父辈们的信仰，并未给他们的孩子留下什么讯息。信仰复兴的狭隘、中世纪做派、煽情、没有理智、愚蠢的超自然主义和《圣经》原教旨主义、对人文和科学乃至整个世俗文化的毫无同情，就是这些，许多人在心中把它们与基督教画上了等号，从而让他们永远地反对宗教信仰。尽管福音派也完成了伟大的成就，但在许多地区，它的结果是灾难。”《康德之前的新教思想》（Protestant Thought before Kant，纽约，1911年），第175页。关于早期美国循道宗在理智上的局限，见S. M.杜瓦尔（Duvall）：《1869年之前的美以美会和教育》（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and Education up to 1869，纽约，1928年），第5—8，12页。
1704903623
1704903624
[236]这些早期牧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具有那么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在文化或生活方式上并没有跟他们服务的平信徒格格不入。1825年，一位习惯于安立甘宗主教尊贵地位的英格兰游客初次见到一位印第安纳循道宗主教时，倍感惊讶。他吃惊地发现，这位主教的家只是普普通通的农舍。当他等着主教露面，有点不耐烦时，一位美国牧师告诉他，罗伯茨主教来了。他说：“我看见有个人在那儿，不是主教啊。”那位美国人说：“就是主教啊。”“不，不会吧，这人就穿着件衬衫。”罗伯茨主教工作时一向就是穿着他的这件家当。查尔斯·E.艾略特（Charles E. Elliot）：《牧师大人罗伯特·R.罗伯茨传》（The Life of the Rev. Robert R. Roberts，纽约，1844年），第299—300页。关于边疆地区的主教，见伊丽莎白·K.诺丁汉（Elizabeth K.Nottingham）：《循道宗和边疆》（Methodism and the Frontier，纽约，1941年），第5章。
1704903625
1704903626
[237]小乔治·C.贝克（George C. Baker，Jr.）：《1789年至1839年早期新英格兰循道宗历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rly New England Methodism，1789—1839，杜伦，1941年），第18页。
1704903627
1704903628
[238]小乔治·C.贝克（George C. Baker，Jr.）：《1789年至1839年早期新英格兰循道宗历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rly New England Methodism，1789—1839，杜伦，1941年），第14页。
1704903629
1704903630
[239]同上，第72页。参见下面一段话，它出自一篇据称在康涅狄格所做的循道宗布道辞：“我的兄弟姐妹们，我所坚持的一点就是：学问不是宗教，教育不能给人圣灵的力量。是恩典和天赋带来了坛上的真正的红炭（live coals）。圣彼得是渔夫——你们觉得他上过耶鲁学院吗？他却是基督建立教会的基石。没有上过，没有，可爱的兄弟姐妹们。当主想要吹倒耶利哥之墙时，他没有用铜喇叭，没有用打磨得锃亮的法国号；没有这种玩意；他用羊角号——普普通通，自然的羊角号——它长得就是这样。所以，当他想要吹倒耶利哥之墙时……他没有用光鲜、文雅、学院里教出来的绅士，相反，他用的是普通的、自然的、像我这样的羊角号。”S. G.古德里奇（Goodrich）：《一生回忆》（Recollections of a Lifetime，纽约，1856年），第I卷，第196—197页。
1704903631
1704903632
[240]贝克：前揭，第16页。
1704903633
1704903634
[241]古德里奇：前揭，第311页。
1704903635
1704903636
[242]《循道宗杂志和季刊评论》，第XII卷（1830年1月），第16，29—68页；第XII卷（1830年4月），第162—197页；第XIII卷（1831年4月），第160—187页；第XIV卷（1832年7月），第377页以下。
1704903637
1704903638
[243]Reverend La Roy Sunderland，他原本是美以美会牧师，1843年退出，成立了卫斯理循道宗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译注
1704903639
1704903640
[244]拉·罗伊·桑德兰：《论神学教育》（“Essay on a Theological Education”），《循道宗杂志和季刊评论》，第XVI卷（1834年10月），第429页。大卫·M.里斯（David M.Reese）：《简要批驳牧师大人桑德兰先生的〈论神学教育〉》（“Brief Strictures on the Rev.Mr. Sunderland’s‘Essay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循道宗杂志和季刊评论》，第XVII卷（1835年1月），第107，114，115页。
1704903641
1704903642
[245]循道宗的第一所“学院”是马里兰阿宾顿的寇克斯伯里学院（Cokesbury College），这所学院的命运或许可以当作一个例子。设立该学院的计划是卫斯理的特使托马斯·寇克（Thomas Coke）博士的主意，他将受牛津大学启发的外来的教育观带到了美国，而且成功说服循道宗信徒，让他们创立了学院，尽管阿斯伯里反对这个看法，因为他想效仿卫斯理在金斯伍德的做法，建立一家普通学校。从1787年该学院成立开始，它就与一所预备学校联合在一起（早期美国学院通常都是如此），而后者比前者还更为成功。建立一年之后，学院就有三个系的成员辞职离去。1794年，学院部门关闭，只留下那所低级别的普通学校。虽然之后还有重建学院的计划，但被1795年和1796年两场大火阻挠，计划完全搁浅。阿斯伯里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主并没有召唤怀特腓德先生和循道宗信徒建立学院。我想要的，只是学校……”《弗兰西斯·阿斯伯里日记和书信集》（The Journal and Letters of Francis Asbury，埃尔默·T.克拉克等编，伦敦和纳什维尔，1958年），第II卷，第75页。也见S. M.杜瓦尔：《1869年之前的美以美会和教育》（纽约，1928年），第31—36页。对安立甘宗牧师教育标准有一些了解的弗吉尼亚圣公会传福音师德弗罗·亚拉特（Devereux Jarratt），就对循道宗在阿宾顿的做法感到惊骇：“我真不知道任何考虑周密的人，如何能既让补锅匠、裁缝、织工、鞋匠等各种村里的技工控制和摆布，又对学术性的神学院期望颇高；那些人高高在上，他们就是一群文盲，完全不懂学院和它的意义。”《牧师大人德弗罗·亚拉特自传》（The Life of the Reverend Devereux Jarratt Written by Himself，巴尔的摩，1806年），第181页。
1704903643
1704903644
[246]纳坦·邦斯（Nathan Bangs）是第一位著名的研究循道宗教会史的学者。他认为早期循道宗对知识的敌意众所周知，而且合情合理。《美以美会史》（A Histor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纽约，1842年），第II卷，第318—321页。
[
上一页 ]
[ :1.70490359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