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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R. W. B.刘易斯（Lewis）的《美国亚当》（The American Adam，芝加哥，1955年）引人入胜地探究了19世纪美国文学中这种想要超越过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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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美国圣公会中的福音派地位》（“The Position of the Evangelical Party in the Episcopal Church”），《论文和评论合集》（Miscellaneous Essays and Reviews，纽约，1855年），第I卷，第371页。这篇论文全面攻击了与福音派精神不合的各种宗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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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约翰·W.内文（John W. Nevin）：《宗派体系》（“The Sect System”），《摩尔西斯堡评论》（Mercersburg Review），第I卷（1849年9月），第499—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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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这个历史背景也许足以解释威尔·赫柏格（Will Herberg）发现的当代美国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坚定地相信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的重要性，丝毫不关心宗教的内容。（参见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说过的话：“只有立足于深切体会到的宗教信仰之上，我们的政府才能有意义——但我并不关心，这种信仰是什么。”）这种对信仰的一般化信仰，主要归因于几个世纪的教派和解。见赫柏格：《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Protestant，Catholic，Jew，铁锚版，纽约，1960年），第5章，尤见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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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甚至在1782年，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就曾发现，在美国：“如果各个宗派的成员住得不是那么近，如果它们与其他教派混居在一起，那么它们的狂热就会因为缺少燃料而冷却下来，很快就会熄灭。美国人在宗教方面，就跟在国家方面一样，他们彼此结盟……所有宗派像各个州一样联合在一起；这样，宗教上的不关心就不知不觉地传遍整个大陆；如今，它成为美国人的显著特点之一。谁也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是多少，也许它会留下一个真空，容纳其他的宗教体系。迫害、宗教傲慢、喜好反驳，这些都是世界上通常所谓的宗教的养分。但在这里，这些动机不复存在；在欧洲，狂热受到了限制；而在这里，它蒸发得要多远有多远。在欧洲，它是少许封存起来的火药；但在这里，它在户外就燃烧掉了，没有任何效果地烧光了。”《来自一位美国农场主的书简》（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纽约，1957年），第44，47页。当然，179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某些宗教狂热现象死灰复燃，可是，区分宗派差异的冲动虽然也重新出现，但其方式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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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Dwight L. Moody（1837—1899），美国公理宗传道师，在民众中影响深远，芝加哥著名的慕迪圣经学院由他创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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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转引自威廉·G.麦克洛夫林：《他的大名是比利·桑迪》（Billy Sunday Was His Real Name，芝加哥，1955年），第158页。如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那样更有经验的布道者也说过，“为了每天能用于布道坛”，他的神学“也需要细细打磨一番。‘它有用吗？’这个实用问题才是检验神学的唯一标准”。《回忆录》（Recollections，波士顿，1909年），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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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查尔斯·G.芬尼（Charles G. Finney）的《宗教复兴讲演录》（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纽约，1835年）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智慧的牧师会成功”，同时还引用了《箴言》11：30的一句“智慧的人能夺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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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克雷夫科尔：前揭，第45页。不应该认为这样做就表明了牧师没有受到尊重。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职务受到尊重，相反，他们有能力而且通常可以赢得尊重。提摩太·德怀特谈到早期康涅狄格神职人员时说，他们没有职务上的权力，但影响仍然不小。“在这里，神职者是因其本质而受到尊重，因其所作所为而受到尊重，他们不是因为偶然出现在身上的因素或其职务而受到尊重”。米德：《美国福音派牧师观的兴起》，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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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安德鲁·P.皮博迪（Andrew P. Peabody）：《牧师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Ministry，波士顿，1850年），第7页。正因为新教神职者以爱国之心和政治家般的才能关心西部地区的基督教传播，故而托克维尔评论说：“如果我们和这些基督教文明的传教者对话一番，那么你会惊讶地听到他们频频谈起这片大陆的福利，你会惊讶地发现，本以为遇到的是一位教士，没想到却是政治家。”《论美国的民主》，菲利普斯·布拉德利编（纽约，1945年），第I卷，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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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美国福音派牧师观的兴起》，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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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依靠牧师的个人魅力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菲利普斯·布鲁克斯（Philips Brooks）说：“按照我们的描述，真正的布道就是用个性来获得真理。”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朱厄特·塔克（William Jewett Tucker）也表示赞同：“规律就是，布道者的个性越强，他的个性的用处就越大，人们对真理的回应就越广泛、深刻。”见罗伯特·S.迈克尔森（Robert S. Michaelsen）：《1850年至今的美国新教牧师》（“The Protestant Ministry in America：1850 to the Present”），载于尼布尔和威廉斯：前揭，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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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市场化的明星体制，按照演出效果和票房决定演员的地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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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贝拉·贝茨·爱德华兹（Bela Bates Edwards）：《出众的虔敬对理智力的影响》（“Influence of Eminent Piety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著作集》（Writings，波士顿，1853年），第II卷，第497—498页。“我们难道不是很容易就把理智与内心分离，让知识与虔诚彼此对立，很容易拔高情感、牺牲判断力，很容易就产生这样一种普遍的印象：得到知识和得到恩典，这两方面的出众是不相容的？”尼布尔和威廉斯：前揭，第472—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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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Episcopal Church，直译就是主教教区教会，作为专有名词，指美国和苏格兰的圣公会。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安立甘宗属于英国安立甘宗的教区。美国独立后，当地的安立甘宗没有选择效忠英王，不服从英国国教，从原来的教区独立为教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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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关于各个教派的人数、派系分化、神学主张以及教派间的相互关系，见提摩太·L.史密斯（Timothy L. Smith）：《信仰复兴和社会改革》（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纽约和纳什维尔，1958年），第1章，“美国新教的内部结构”。1855年，所有循道宗团体（北部和南部全算）有150万人；所有浸礼宗团体有110万人；所有长老会组织有49万人；所有路德宗、德国归正宗和类似的组织，有35万人。公理宗人数有大约20万；圣公会仅仅有1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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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857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是几年后南北战争的直接经济原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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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我对信仰复兴思潮的讨论多受益于威廉·G.麦克洛夫林对整个运动的出色考察，见《现代信仰复兴思潮》（Modern Revivalism，纽约，1959年）；也受益于提摩太·L.史密斯的《信仰复兴和社会改革》，前面曾有引用，这部著作对1840年之后的历史以及城市中的复兴运动论述得尤为精当；另外也受惠于查尔斯·A.约翰逊的《边疆的野营布道会》（The Frontier Camp Meeting，达拉斯，1955年），其中的部分描述对理解1800—1820年边疆的原始状况特别有启发；最后，还得益于伯纳德·维斯伯格（Bernard Weisberger）的《他们聚集在河畔》（They Gathered at the River，波士顿，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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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关于这段时期各个教派的齐心协力及其衰退，见查尔斯·I.福斯特（Charles I.Foster）：《仁慈的使命：福音派联合战线，1790年至1837年》（An Errand of Mercy：The Evangelical United Front，1790—1837，教堂山，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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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800年的估算来自温弗雷德·E.加里森（Winfred E. Garrison）：《美国的组织化宗教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Organized Religion”），《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年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CCLVI卷（1948年3月），第20页。1855年和1860年的数字，见提摩太·L.史密斯：前揭，第17，20—21页。粗略来看，1855年到1900年，教会会员的人口比例从15%左右上升到了36%；到了1926年，则为46%；1958年为63%。威尔·赫柏格：《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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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坊间有一些关于新教的传言，表明了不同教会的社会地位。按照这些说法，循道宗分子就是穿鞋的浸礼宗教徒，长老派人士是上过大学的循道宗教徒，圣公会信徒是靠投资为生的长老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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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New Haven theology，即新英格兰神学，就是新英格兰公理宗的神学体系，前面提到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是奠基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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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The Old School，区别于the New School。这是长老会历史上著名的新旧派之争，开始于1837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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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Lyman Beecher（1775—1863），长老会牧师，斯陀夫人的父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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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奥柏林学院由长老会建立于俄亥俄州，阿萨·马汉就是第一任校长，芬尼继任此职。卡尔顿学院由公理宗建立于明尼苏达州。两所大学仿效了之前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因此说“移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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