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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24 [335]Disciples of Christ,美国传统新教之一,与长老会、公理宗、循道宗并列。教制采用会众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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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26 [336]关于温罗德、史密斯、诺里斯、麦金泰尔,见罗伊:前揭;卡特:前揭,第4章;米勒:前揭,第11章;麦克洛夫林:《他的大名是比利·桑迪》,第290,310页。关于基要主义和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见《纽约时报》,1961年4月23日和10月29日;特里斯·科芬(Tris Coffin):《雅虎回来了》(“The Yahoo Returns”),《新领袖》(New Leader),196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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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28 [337]麦克洛夫林:《他的大名是比利·桑迪》,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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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30 [338]据我所知,在论及这种普遍偏见思想的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E. L.哈特利(Hartley)的著作。他曾让他的大学学生按照自己的接受度来对各个国家和种族做出评价。在他的列表中,有三个虚构的种群,达尼埃尔人、皮仑人和瓦隆人。对真实存在的种群所表达出的偏见与对虚构种群的偏见呈正相关,这表明了存在着一种思想,它会针对任何事情做出带有某种敌意的反应。见哈特利:《偏见问题》(Problems in Prejudice,纽约,1946年)。关于宗教正统与种种不宽容的关系,见萨缪尔·A.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共产主义、服从与公民自由》(Communism,Conformity,and Civil Liberties,纽约,1955年),第140—155页;T. A.阿多诺(Adorno)等:《专制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纽约,1950年),第6章和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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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32 [339]摩尼教强调世界善恶二元,常被用来形容非黑即白的伦理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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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34 [340]Credo quia absurdum est,古代神学家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中的名言,越是荒谬的东西(如基督的受刑和复活),越是超越人的理性局限,因此需要信仰来支撑人去接受荒谬的超验事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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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36 [341]下面几段大部分来自艾利斯蒙席的文章《美国天主教和理智生活》(“American Catholics and the Intellectual Life”),《思想》(Thought),第XXX卷(1955年秋季号),第351—388页。如无特指,以下内容和引文均出自这篇论文。在天主教作家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见托马斯·F.奥迪亚(Thomas F. O’Dea):《美国天主教的两难困境:理智生活研究》(American Catholic Dilemma: An Inquiry Into Intellectual Life,纽约,1958年);耶稣会神父沃尔特·J.昂格(Walter J. Ong):《美国天主教的前线》(Frontiers in American Catholicism,纽约,1957年);非天主教作家中,见罗伯特·D.克罗斯(Robert D. Cross):《美国的自由主义天主教》(Liberal Catholicism in America,剑桥,马萨诸塞,1958年),这本书用了很长的篇幅考察天主教教会内部出现的、因适应美国而导致的某些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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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38 [342]如神父昂格(前揭,第38页)指出的,美国天主教徒几乎难以理解,“既然[有教养的法国天主教徒]从不学习那种美国天主教的学院和大学独有,而巴黎和图卢兹等地的天主教研究机构(即天主教大学院校)完全不懂的护教学(apologetics)课程,那么法国天主教徒怎么会在20世纪培养出如此鲜明的虔诚之心呢?当美国天主教徒发现法国的护教学是在训练年轻的心灵以天主教的方式彻底思考现代问题时,他们自己却在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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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40 [343]美国天主教的移民性凸显出了一个问题,它存在于所有移民的信仰中,存在于一切向上层流动的美国群体中——无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是移民的,还是本土的群体。这个问题就是,教育过程并没有成为让前代人与后代人紧密联系的纽带,它反而在他们之间构筑起了额外的屏障,还给父母辈平添了强烈的痛苦。在稳定的社会阶级中,父母和孩子前后都在相同的学校里接受教育,这通常能给他们带来一致的经验。但是,在美国,有几百万上中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几近文盲;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的上大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仅仅只有中等教育水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孩子的教育过程对于父母来说,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威胁。这就让人们迫切地想要给教育的质量和范围设置一个所谓的上限。父母通常都希望他们的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具备社会和职业方面的优势,但他们又希望,与此同时,大学给他们灌输的那些文化志向,不要远离生养他们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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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42 [344]Hilaire Belloc(1870—1953),出生在法国的英国作家。G. K. Chesterton(1874—1936)是他的好友,也是英国作家,写过散文和推理小说“布朗神父系列”。这两人曾经合作写过一些文章,激烈地为天主教辩护,所以受到天主教徒的追捧。但在文学史上,两人不算第一流的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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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44 [345]R. H.纳普和H. B.古德里奇:《美国科学家的涌现》(芝加哥,1952年),第24页;R. H.纳普和约瑟夫·J.戈林鲍姆(Joseph J. Greenbaum):《年轻一代的美国学者:他们的大学出身》(The Younger American Scholar: His Collegiate Origins,芝加哥,1953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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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46 [346]哈利·西尔维斯特(Harry Sylvester)对这一主题也有相似的论述,见他的文章《天主教作家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Catholic Writer”),《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第CLXXXI卷(1948年1月),第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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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48 [347]见格哈特·伦斯基(Gerhardt Lenski):《宗教因素》(The Religious Factor,纽约,1960年),尤其是第278页,他提供了证据,证明天主教神职者和平信徒都异乎寻常地敌视思想自由和批判自由;他还讨论了教义之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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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50 [348]Dumas Malone(1892—198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六卷本的《杰斐逊和他的时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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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52 [349]这一年,华盛顿拒绝连任,美国进行了第三次总统大选,约翰·亚当斯当选。在当时,美国出现了两党对峙的局面,汉密尔顿领导联邦党,杰斐逊领导民主——共和党。亚当斯本是联邦党人,但是反对汉密尔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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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54 [350]美国独立依靠了法国国王的资助,但是法国革命之后,国王被废,美国终止了偿债,而且与英国交好。因此美法之间爆发了海战。这场战争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争论,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采取亲法立场,反对联邦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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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56 [351]见马绍尔·斯迈尔瑟(Marshall Smelser):《联邦党人时期,一个情绪化的时代》(“The Federalist Period as an Age of Passion”),《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X卷(1958年冬季号),第39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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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58 [352]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这是《归化法》、《客籍法》、《敌对外侨法》和《煽动叛乱法》四部法案的统称,1798年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制定。共和党人认为这四部法案违宪,干扰了言论自由。到杰斐逊当选总统时,法案废除,受罚者得到平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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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60 [353]David Rittenhouse(1732—1796),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哲学家,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杰斐逊对他的评价很高。下面说的民主协会,即里顿豪斯等人于1793年在费城建立的、隶属民主——共和党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协会。类似的社团当时有很多,最先由德国移民在美国建立,里顿豪斯建立的协会影响最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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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62 [354]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托马斯·杰斐逊自认通过总统资格审查》(The Pretens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Presidency Examined,无出版社,1796年),第I部分,第14—15页。这并不是想说史密斯要跟“真”学问和“真”智慧作对,他反对的是低级、低劣的学问和智慧。史密斯认为杰斐逊是冒牌哲学家,并不“货真价实”。杰斐逊仅仅外表看着像哲学家,而且层次更低,因此,在政治中,“他缺乏定力,气质优柔,反复无常,弄出种种空想、狂热、投机的思想体系,种种缺陷,不一而足”。同上,第16页。想想阿德雷·史蒂文森竞选时的情况,就会发现在上面的引文中也有令人熟悉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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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64 [355]同上,第4,6,16页;第II部分,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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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66 [356]杰斐逊击败亚当斯成为美国总统,这一年也被认为是联邦主义衰败、共和主义开始盛行的标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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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68 [357]良心(conscience)和爱心(charity,即博爱、慈善)都是基督教的概念。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在当权基督徒眼中,他算无神论者,因此他受到攻击的主要理由就是不信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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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70 [358]这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公案。1802年,有人攻击杰斐逊跟自己的女奴萨利·海明斯私通,育有一子。后来杰斐逊的孙子声称,海明斯的孩子是跟杰斐逊的外甥彼得·卡尔所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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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3872 [359]关于对杰斐逊的最为恶劣的攻击,见小查尔斯·O.勒奇(Charles O. Lerche,Jr.):《杰斐逊和1800年大选:一个政治抹黑的个案研究》(“Jefferson and the Election of 1800: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mear”),《威廉和玛丽季刊》,第3辑,第V卷(1948年10月),第467—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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