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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爱德华·柯克兰：《商业界的梦与思，1860—1900》（伊萨卡，纽约，1956年），第81—8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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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乘船来到此处的，”爱默生认为，“并不是随便什么一群欧洲人；相反，大西洋是筛子，透过它，每座城市、每个宗族、每个家庭中，自由、喜欢冒险、灵敏、热爱美国的人，只有他们，或主要是他们，被带到这里。来到此处的，是肤白碧眼的欧洲人：留下的则是乌目黑泪的欧洲人。”《日记》（1851年；波士顿，河畔版，1912年），第VIII卷，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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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参见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中的说法：“美国在每个方面的革新上都取得了迅猛的进步，从其中可以合理地得出，如果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各个政府也从美国式的原则开始，或者不曾在当初就因此而腐坏堕落，那么到这个时代，这些国家就必定会比现在处于更为优越的状况之中。”《著作集》，蒙丘尔·D.康威编（纽约，1894年），第II卷，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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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阿瑟·A.艾克奇（Arthur A. Ekirch）：《美国的进步观，1815—1860》（The Idea of Progress in America，1815—1860，纽约，1944年），第126页。我得益于第4章中有关美国人对技术的信仰的文献资料，尽管我觉得，作者将这一信仰完全视作对科学的信仰，略有不确，因为所涉及的主要是应用科学。整部作品对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精神性的讨论，还是很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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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著作集》（波士顿，1906年），第VI卷，第210页（185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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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Manifest destiny，19世纪美国的著名概念，指美洲为天选命定之地，美国应该不断扩张，满足这一命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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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艾克奇：前揭，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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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柯克兰：前揭，第86，106页；欧文·G.怀利（Irvin G. Wyllie）：《美国的自我奋斗者》（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新布伦斯维克，新泽西，1954年），第104页。对于自己这番话，福特的解释还是做了说明：“我并不是说，它就是空话。它对于我才是空话……是我，根本不需要它。”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福特：扩张和挑战，1915—1933》（Ford: Expansion and Challenge，1915—1933，纽约，1957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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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Paige typesetting machine，马克·吐温迷信科技，喜欢发明，他资助佩奇发明了机械的自动排字机，但最终失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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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马克·吐温的考验》（纽约，1920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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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爱默里·霍洛威（Emory Holloway）和弗诺利安·施瓦茨（Vernolian Schwarz）编：《我坐而眺望：〈布鲁克林每日时报〉社论选》（I Sit and Look Out: Editorials from the Brooklyn Daily Times，纽约，1932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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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康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1889年；口袋书版，1948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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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在跟丹·比尔德（Dan Beard）谈论这本书的插图时，他说：“你懂的，我的这个美国佬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完善，但也没有那种教育的缺陷；他完全是无知的人；他是机械厂老板；他能造出火车头或是柯尔特式的左轮手枪，他还能搭起电报线，让它运行，但就算这样，他还是无知之徒。”格拉迪斯·嘉尔曼·贝拉米（Gladys Carmen Bellamy）：《文学艺术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as a Literary Artist，诺曼，俄克拉荷马，1950年），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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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傻瓜出国记》（1869年；纽约版，1906年），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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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美国诗人惠蒂埃七十大寿，宴请了很多文学名流，完全是雅集，席中有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吐温却讲了一个故事，其中有四个醉酒老矿工，分别影射了这三位高雅人士还有惠蒂埃，言辞中对这几位多有调侃，引发了争议。而现场情形颇为尴尬，听众难以回应吐温的幽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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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史密斯编：《著作集》（纽约，1905—1907年），第II卷，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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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伯顿·J.亨德里克（Burton J. Hendrick）：《安德鲁·卡内基传》（The Life of Andrew Carnegie，纽约，1932年），第I卷，第146—147页。对此，可以比较美国商人对于欧洲同行频繁表达出的惊讶，因为后者希望在财富积累充足后尽快隐退。弗兰西斯·X.萨顿（Francis X. Sutton）等：《美国商业信条》（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剑桥，马萨诸塞，1956年），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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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在检读弗里曼·亨特的《价值与财富：商贾和生意人格言、品行、杂记汇编》（Worth and Wealth: A Collection of Maxims，Morals，and Miscellanies for Merchants and Men of Business，纽约，1856年）时，深深打动我的，是在良好商人中寻觅到的广泛的品质，还有三组共存的美德。第一组是传统的清教徒美德，与个体的培养和训练有关，可以用如下词汇来表达：雄心、节俭、节约、勤勉、坚忍、守纪、远虑、勤奋、朴实。第二组是商贾——贵族美德，与商业和社会的提升有关，表达为如下词汇：正直、慷慨、高贵、文明、人道、慈善、诚实、负责、自由、温和、绅士、适度。第三组在种类上可以视为属于几乎任何事业的品质：清晰、明确、决断、谨慎、专注、活跃、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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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商贾杂志和商务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第I卷（1839年7月），第1—3页；在1850—1860年，这份期刊的刊名变为《亨特商贾杂志》。关于其他几段值得关注的文字，见第I卷，第200—202，289—302，303—314，399—413页。杰罗姆·托马斯（Jerome Thomases）撰写的《弗里曼·亨特的美国》（“Freeman Hunt’s America”），《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第XXX卷（1943年12月），第395—407页，试图评估杂志具有的相当强劲的影响力。他触及了我强调过的那个主题，但也指出了杂志如何广泛地传布了劳动、实用、自力的原则。似乎有一个重要的标志，体现了商人（merchant）形象在什么程度上被树立为理想的生意人（businessmen）：在纽约，到1850年为止，“银行家、资本家、经纪人、商业律师、铁路投机商、制造商都自认为是商人”。菲利普·S.方纳（Philip S. Foner）：《商业与奴隶》（Business and Slavery，教堂山，1941年），第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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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西格蒙德·戴蒙德（Sigmund Diamond）观察到，19世纪早期，对于企业家，社会的评价基础通常都是他个人可以利用的财富，无论他是慈善的，还是节俭的。在20世纪，更为通行的，则是将工商企业视作一套制度，而非用它慈善的副产品来评断它。《美国商人的名声》（The Reputation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man，剑桥，马萨诸塞，1955年），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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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Edward Everett（1794—1865），美国政治家，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参议员、国务卿等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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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Nathaniel Frothingham（1793—1870），一位论派牧师，曾执教于哈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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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文学与社会目标》（Letters and Social Aims，河畔版），第201页。关于福布斯有许多趣闻，见托马斯·C.科克伦（Thomas C. Cochran）：《铁路领袖，1845—1890》（Railroad Leaders，1845—1890，剑桥，马萨诸塞，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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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阿兰·内文斯所引，见《菲利普·霍恩日记》（The Diary of Philip Hone，纽约，1936年），引言，第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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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纽约，1898年），第I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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