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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文明的美国》（Civilized America，伦敦，1859年），第II卷，第320页；但也见该作者在同一段里表达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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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亨特商贾杂志》，第LXIII卷，第401—403页。这份商业杂志的文化史或许会给人启发。《亨特商贾杂志》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与文明进步相关联的商业》（“Commerce as Connected with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第I卷（1839年7月），第3—20页；其作者为丹尼尔·D.巴纳德（Daniel D. Barnard），阿尔巴尼律师和政治家，也撰写过一些历史手册，之后担任了驻普鲁士公使。巴纳德的文章研讨了“发展和扩张的商业之中促进人性的优势”。参见菲利普·霍恩：《商业与商业品格》（“Commerce and Commercial Character”），第IV卷（1841年2月），第129—146页。另一位作者在创刊卷中明确指出了“一种在今日商贾阶层中普遍流行的意见，即商业与文学彼此争锋；而从事其中一项的人，就必须完全放弃另一项”。这位作者也声称，他想要反驳这种观点，他自信“更自由的观点……很快就会在公众的心灵中发展起来”。《商业与文学》（“Commerce and Literature”），第I卷（1839年12月），第537页。但《亨特商贾杂志》的文化内容在19世纪50年代日渐贫瘠，这似乎并没有证实他的信心。当然，人们必须慎重，不要因为这个证据就轻易设想：商人的文化兴趣正在减退。然而，似乎正确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其商人特征而言，文化兴趣看起来不再关键；它也看起来不再重要，以至于不必为了维护它而提及它促进文明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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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弗兰西斯·X.萨顿等，在其《美国商业信条》的研究中认为，物质生产是关键的主题；见第2章，第255—256页。就商业促进非物质价值而言，后者是这样的价值：“服务”、个人机遇、政治和经济自由。有些商人倾向主张，即使或多或少地完全忽视“自我提升”，但成功就可以作为合理的借口。同上，第276页。小商人，尽管对自由和民主表达了特殊的拥有权，而且对大商人不满，但似乎也吸取了商业普遍强调物质生产的看法，同样将之作为维护商业的核心理由。见约翰·H.本泽尔（John H. Bunzel）：《美国小商人》（The American Small Businessman，纽约，1962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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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爱德华·C.柯克兰：《商业界的梦与思，1860—1900》，第164—165页。这种保守的经济物质主义，在今日的落后国家里也有古怪的对应，出现于为极端独裁辩护的思维中。据其认为，只要克服贫穷、不幸、文盲，充分良好的政治自由和文化发展很快就会随之而来。在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辩护时，这套逻辑通常会被搬出；而今天，在维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人时，人们也会再次听到这样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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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关于美国历史中的社会流动性，对这方面重要文献的概述和评价，见伯纳德·巴伯尔（Bernard Barber）：《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纽约，1957年），第16章；约瑟夫·A.卡尔（Joseph A. Kahl）：《美国阶级结构》（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纽约，1957年），第9章；西摩尔·M.李普塞特和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伯克利，1959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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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Vanderbilt，指美国富商科内利尤斯·范德堡（1794—1877），他就是白手起家。他的绰号是“海军准将”，因为干过船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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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美国历史上相当有影响力的小说，书中宣扬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饮酒的危害，因而推动了美国的家政崇拜思潮（Cult of Domesticity）和禁酒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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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引自弗里曼·亨特：《价值与财富》（纽约，1856年），第350—351页。仅仅几年前，伦敦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评论说：“是时候了，富豪不该再因为获取财富而觉得可耻了。是时候了，暴发户这个词应该视作荣誉。”西格蒙德·戴蒙德：《美国商人的名声》（剑桥，马萨诸塞，1955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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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丹尼尔·马洛里（Daniel Mallory）编：《亨利·克莱阁下的生平与演说》（The Life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Henry Clay，纽约，1844年），第II卷，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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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Spiritually，本章的关键词，不是指一般的精神，而是指新教意义上的属灵的、灵性的、信仰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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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怀利：《美国的自我奋斗者》（新布伦斯维克，新泽西，1954年），第3和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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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同上，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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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匿名：《为什么我从不雇用有才之人》，《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第XCVII卷（1924年2月），第12，118，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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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查尔斯·F.瑟温（Charles F. Thwing）：《大学训练与商人》（“College Training and the Business Man”），《北美评论》，第CLXVII卷（1903年10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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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关于针对教育的态度，见怀利：前揭，第6章；柯克兰：《商业界的梦与思，1860—1900》（伊萨卡，纽约，1956年），第3和4章；摩尔·科蒂：《美国教育者的社会思想》（The Social Ideas of American Educators，纽约，1935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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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柯克兰：前揭，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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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柯克兰：前揭，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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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W. A.克罗夫特（Croffut）：《范德堡家族及其财富史》（The Vanderbilts and the Story of Their Fortune，芝加哥和纽约，1886年），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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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伯顿·J.亨德里克：《安德鲁·卡内基传》（纽约，1932年），第I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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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商业帝国》（The Empire of Business，纽约，1902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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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怀利：前揭，第96—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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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乔克托人是印第安人的一支。卡内基认为，古典知识关乎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也是外族，其语言文化对于美国人毫无用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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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商业帝国》，第79—81页；参见第145—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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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柯克兰：前揭，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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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怀利：前揭，第113页；见第107—115页，很出色地简述了1890年之后商业界对教育的态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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