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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01 [816]全国教育协会,《会议记录》,1920年,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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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03 [817]同上,1920年,第7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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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05 [818]约翰·F.拉铁摩尔在《我们的高中是何情况?》中汇编了教育署的统计,颇为有用;我参照了他展示的数据;尤见第4和7章。应该指出,以这样的百分比呈现出的在册人数,并不意味着要掩饰如下事实:随着高中人口的猛增,全国有大量青年都有可能在学习上述某些学术科目,即使高中生里只有更少一部分人选修它们。但是,从1933—1939年,不仅是学习这些学科的学生百分比首次出现滑坡,而绝对的高中注册人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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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07 有一门科目恰好得到了充分的调查,这方面的结果不妨做一检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学数学教育问题受到了官方的关注。1941年,海军军官训练团报告说,在4200名身为大一新生的应征人员中,62%的人没有通过算术推理测验。只有23%的人在高中学习过一年半的数学。后来,195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说,62%的美国大学都认为不得不给大一新生再教一遍高中代数。见I. L.坎德尔:《20世纪美国教育》(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剑桥,马萨诸塞,1957年),第62页;H. S.戴尔(Dyer),R.卡林(Kalin)和F. M.洛德(Lord):《数学教育中的问题》(Problems in Mathematical Education,普林斯顿,1956年),第23页。许多高中似乎都在考虑这样一个观点,它广泛流行于适应生活理论家之中,即外语、代数、几何、三角学都“相对毫无价值,除非用来为大学做准备,或是对一些大学课程才有价值”,“因此,对这些学科的大部分教育应该延后到大学阶段”。哈尔·R.道格拉斯(Harl R. Douglass):《为了让美国青年适应生活的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 for Life Adjustment of American Youth,纽约,1952年),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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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09 [819]适应生活派教育家当然没有使用“不可教育”这个词。我用它来表示,当他们说某个中学生既接受不了学术教育,又学不会必要的行业时所做出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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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11 [820]《为每一位青年的适应生活教育》(Life Adjustment Education for Every Youth,华盛顿,无日期[1948年?]),第iii页。这本出版物由联邦安全局的教育署发行,由中等教育科和职业教育科制定。下面几段会反复引用这份文档,关于其中的普洛瑟尔决议,还有其他目标性声明,见第2—5,15n.,18n.,22,48—52,88—90页,以及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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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13 就在教育署支持适应生活运动的同时,总统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其1947年报告中也主张说,大学不应该再“将那些拥有语言才质、具备理解抽象概念能力的人选为特殊的主顾”,它们应该更关注培养其他才质——“如社会敏感性和社会通才性、艺术能力、运动技能和灵活性、机械方面的才干和独创性”。《为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 A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第I卷(华盛顿,1947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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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15 [821]以“民主”的名义,摒弃如此大比例的美国青年的能力,正是这场运动的令人难解的特征之一。但是,至少还有一位支持者敢于面对其中的影响,他说,这个被忽视的群体缺乏“被唤起的兴趣,还有明显的才质”;不过,这一事实,“很可能对于社会来说是幸运的,因为社会具有大量并不需要什么非凡才干和兴趣就可以从事的工作”。爱德华·K.汉金(Edward K. Hankin):《适应生活教育的关键》(“The Crux of Life Adjustment Education”),全国中学校长协会,《公报》(Bulletin,1953年11月),第72页。对于适应生活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可能的观点,也是更能反映现实的评价。但它并不“代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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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17 [822]《中等教育和生活》(Secondary Education and Life,剑桥,马萨诸塞,1939年)。这一段还有下面几页概述的观点,基本上来自第1—49页;尤见第7—10,15—16,19—21,31—35,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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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19 [823]关于这一学派对课程内容的观点,后来还有一个既全面又权威的陈述,见哈罗德·阿尔伯蒂(Harold Alberty):《重组高中课程》(Reorganizing the High School Curriculum,纽约,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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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21 [824]关于这种心智训练观,美国有一份经典的陈述,即1829年耶鲁报告,它原载于《美国科学和艺术学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297—351页。它的主要部分重刊于霍夫施塔特和史密斯编:《美国高等教育:文献史》,第I卷,第275—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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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23 [825]这样的自负也有助于证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低劣的。例如,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旧式大学教授古典语言时,带有狭隘的语法家的心态,并非将之作为引导学生进入古代文化生活的手段。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沃尔特·P.梅茨格:《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纽约,1955年);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C.德威特·哈代(C. DeWitt Hardy):《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范围》(The Development and Scop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52年),第1章和第5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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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25 [826]1901年的论文即与R. S.伍德沃斯(Woodworth)合写的著名的《一种精神机能的提升对其他机能之效力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Improvement in One Mental Function Upon the Efficiency of Other Functions”),其中通过实验表明了,学习迁移取决于迁移前后的不同情境的相同因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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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27 [827]W. C. Bagley(1874—1946),美国教育家,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强调学术科目,反对实用主义教育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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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29 [828]W. C.巴格利:《教育理论中精粹主义运动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sentialist Movement in Educational Theory”),《古典学刊》(Classical Journal),第XXXIV卷(1939年),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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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31 [829]Jerome Bruner(1915—2016),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专研教育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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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33 [830]杰罗姆·S.布鲁纳:《教育过程》(剑桥,马萨诸塞,1960年),第6页。如布鲁纳指出的,重要的因素在于,学习者对于所学的内容具有结构性的把握。关于心智训练的现代讨论,以及对实验证据史的简明考察,见沃尔特·B.科勒斯尼克(Walter B. Kolesnik):《现代教育中的心智训练》(Mental Discipline in Modern Education,麦迪逊,1958年),尤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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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35 [831]也就是说,如果接受特尔曼的结果,那么60%的美国青年也许不适合学术型的高中课程;但是这其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适合于普洛瑟尔决议中提到的必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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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37 [832]关于学术能力的分布及其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评价,见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为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第I卷,第41页;拜伦·S.霍林斯海德(Byron S. Hollinshead):《谁该上大学》(Who Should Go to College,纽约,1952年),尤见第39—40页;戴尔·沃尔夫(Dael Wolfle):《美国专业人才的资源》(America’s Resources of Specialized Talent,纽约,1954年);小查尔斯·C.科尔(Charles C. Cole,Jr.):《鼓励科学人才》(Encouraging Scientific Talen,纽约,1956年)。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写道:“我确信,通过更优质的教育……我们高中里一半或更多的学生……可以从[古典课程]中受益。”保罗·伍德林(Paul Woodring):《一国的四分之一》(A Fourth of a Nation,纽约,1957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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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39 [833]《中等教育前瞻》(A Look Ahead in Secondary Education),美国教育署(华盛顿,1954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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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41 [834]《20世纪美国教育》,第156页;参见第173—181页。关于适应生活运动对普及的愿望,见莫蒂默·史密斯(Mortimer Smith):《削弱的心灵》(The Diminished Mind,芝加哥,1954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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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43 [835]《为所有美国青年的教育,深入考察》(Education for All American Youth,A Further Look,华盛顿,1952年),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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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45 [836]查尔斯·M.麦康奈尔(Charles M. MacConnell),欧内斯特·O.梅尔比(Ernest O. Melby),克里斯蒂安·O.阿伦特(Christian O. Arndt)和莱斯利·J.毕肖普(Leslee J. Bishop):《为新文化的新学校》(New Schools for a New Culture,纽约,1953年),第154—155页。对于这种奇特的评论,也可以做部分的辩解,应该指出,我们的中学,以现在的状态,通常来说相对很难为天赋异禀、具有求知欲的学生提供太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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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47 [837]布鲁纳:前揭,第10页。参见詹姆斯·B.柯南特:“尤其来说,我们往往忽略了具有特殊才华的年轻人。我们没有尽早发掘他们,也没有对之正确引导,更没有在我们的高中里充分教育他。”《一个分裂世界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a Divided World,剑桥,马萨诸塞,1948年),第65页;参见第228页。关于天才教育的问题,见弗兰克·O.科普利(Frank O. Copley):《美国高中和天才学生》(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and the Talented Student,安娜堡,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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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4849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学校里,大约5%的天才学生得到了特殊和严肃的关注。一项之前的调查(1948年)显示,约20000名学生就读了为天才设立的特殊学校或班级;约87000名进入了为心智缺陷者准备的特殊学校或班级。关于天才项目上的这些以及其他数字,见科尔:《鼓励科学人才》,第116—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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