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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阿尔伯蒂：前揭，第470，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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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George H. Mead（1863—1931），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社会心理学的创立者，强调环境和模仿对儿童的影响。代表作《心灵、自我与社会》有中译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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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见《民主与教育》中的一段，第46—48页，其中，杜威利用了“社会”一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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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玛丽埃塔·约翰逊（Marietta Johnson）：《成人世界中的青年》（Youth in a World of Men，纽约，1929年），第42，261页；参见约翰·杜威和伊芙琳·杜威在《明日的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纽约，1915年）中对约翰逊学校的这一特征的评论和赞扬，尤见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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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明日的学校》，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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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Boyd H. Bode（1873—1953），美国教育哲学家，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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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十字路口上的进步教育》，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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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弗雷德里克·利尔格（Frederic Lilge）深入分析了杜威理论中的某些政治方面的困难：《教育理论的政治化》（“The Politicizing of Educational Theory”），《伦理学》（Ethics），第LXVI卷（1956年4月），第188—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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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民主与教育》，第88页。此处，我想请读者参阅小约翰·赫尔曼·兰达尔（John Herman Randall，Jr.）的论述，他出色地理解了，并且不无同情地批评了杜威对哲学史的阐释，其中，他问道：“对于让生活变得尚可忍受这一点，杜威会不会都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就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经由行动而焕然一新？”P. A.希尔普（Schilpp）编：《约翰·杜威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芝加哥，1939年），第77—102页，尤见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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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1922年；现代文库版，纽约，1929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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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与杜威一样，弗洛伊德的思想给教育带来的后果，也是有好有坏。在许多方面，比起杜威来说，弗洛伊德看法中蕴涵的对教育的可能作用，受到的误解要更甚。在20世纪20年代，进步教育家常常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以支持一种解放本能的指导性哲学。它还导致了教育中的心理主义，这种思想通常让人不再关注基本的教学任务，它试图将教育过程变为心理治疗的业余的替代品。当然，很难划清作为教育过程一部分的、对学生心理需求的合理重视，与用心理关注、甚至心理控制来取代教育这两种做法之间的界限。关于弗洛伊德和杜威对相关社会的本能和冲动的处理，我见过的最为出色的简明论述，来自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智》（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纽约，1959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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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为埃尔希·R.克莱普（Elsie R. Clapp）：《教育资源之使用》（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纽约，1952年）所撰《导论》，第x—x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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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重刊为《美国与知识分子》（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s，纽约，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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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Irving Howe（1920—1993），美国犹太裔作家，持左派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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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著名作家，两获普利策奖，代表作《裸者与死者》、《夜晚的军队》、《刽子手之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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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C.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受韦伯的影响，也信奉左翼思想，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中译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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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美国天才诗人、小说家，他是贝娄的名著《洪堡的礼物》的主人公原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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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党派评论》，第XXI卷（1954年1月—2月），第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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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Permanent war economy，左翼托洛茨基派思想家爱德华·所罗门（化名Ed Sard，1913—1999）1944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然会扩大军队开支，发展战争经济。这一看法成功预言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为美国的军备扩张提供了支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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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19世纪法国作家亨利·穆杰（Henri Murger）在小说《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之景》中，首先使用波希米亚人概念指城市中流浪的艺术家。当时的法国有大量波希米亚来的、居无定所的吉普赛人，因而人们称其为波希米亚人。这个词后来扩展为指任何在大都会中背离常规、反社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会建立艺术社区，如纽约的格林尼治村、伦敦的切尔西区、巴黎的蒙马特区、北京的宋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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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者，纽约知识分子群的重要成员。凯鲁亚克和金斯堡都是他的学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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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洛伦·巴里茨：《权力的仆役》（The Servants of Power，米德尔顿，康涅狄格，1960年）；也见巴里茨的一篇文章，载于《国家》，1961年1月21日；以及我本人对这些问题的论述，《简论智识和权力》（“A Note on Intellect and Power”），《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第XXX卷（1961年秋季号），第588—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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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必须指出，福楼拜很清楚自己的角色面临的危险。他曾经写道：“一个人由于痛骂白痴，就得冒着变成白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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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实上，人们很少认识到，假如没有以下三种文化的贡献，那么这个广袤、成分异质的国家，它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就会变得贫瘠：首先是新英格兰文化，它影响了19世纪；第二和第三种来自犹太人和文化复兴的南方作家，这两种文化对20世纪的精神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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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Mugwump culture，在“骑墙、超然和疏远”的引申意义上使用。作者强调这种文化与疏离的联系，以及与现代先锋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它的成员是本土成长出的、继承新英格兰和国父传统的没落贵族和精英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权力，失去权势，摇摆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游离文化的出现是反智主义攻击智识的契机：这种文化丧失了对现实的影响，变得苍白无力，表现出了诸多软弱性；游离派对社会道德多有指摘，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思想保守以维护智识和正统价值观自居，表现得如同道学先生，故而引起了平民和反智派的厌恶。游离派的代表人物如前面提到过的葛德金、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等，在文学上，它的标志是下面提到的“白脸”。从对它的攻击开始，反智者也将性别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由于政治立场不定而且柔弱无力，游离派被称作“不男不女的两性人”，由此，知识分子就渐渐被阴性化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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