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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就要走马上任，使这些话看上去显得很合理。用史蒂文森的话说，当搞新政的人（New Dealers）被汽车商（Car Dealers）取代后，知识分子与他们崇尚的价值将彻底被抛弃——其实早在民主党还在执政的杜鲁门时期，他们的光芒就已经被法院政客掩盖了。政府换届后，国家面对的是国防部部长查尔斯·E. 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讽刺纯粹研究的俏皮话，是艾森豪威尔喜欢把西部小说当读物的传闻，还有他说知识分子啰唆矫情，等等。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全国的情绪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面对一个共和党总统，麦卡锡主义的风暴熄灭了；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孤立无援，备受谴责，风头尽失。最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又促使美国公众自觉地重新思考起来，毕竟他们时不时就会这么做。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对美国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许多人开始思考教育体系与整个生活中的反智带来的后果。突然间，整个社会对智识的厌恶似乎不只是一件难堪的事，更威胁到了整体生存。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只注意老师是否对国家忠诚，现在则开始担心他们的薪资是否太低了。过去几年科学家一直反映，过度强调国家安全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现在突然有人愿意听进去了。以往虽有人大声疾呼美国的教育太散漫，没有竞争力，但只是一小群有识之士，现在这些人则得到了电视、杂志、企业家、科学家、政客、将军与大学校长的加盟，且很快壮大为全国范围的热烈反省。当然，这些并不会立即让那些监视告密者绝迹，或是使社会中的反智力量消失。而即使在教育这个最直接受到苏联发射卫星一事刺激的领域，大众关注的焦点仍是能否培养出更多卫星人才，而非发展更多智识，有些关于教育的新说法甚至表示科学天才儿童将被视为冷战中的宝贵资源。可是整体的气氛确实改变了。在1952年时，似乎只有知识分子被这股反智风潮困扰，但到了1958年，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很重要，甚至关乎国家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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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20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了。如果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或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可以在公共生活中看到知识分子大祸临头的趋势，今天则已非如此，因为华盛顿又恢复了对哈佛教授和一流学者的热忱。如果过去曾有人怀疑知识已经成为影响仕途或施政的绊脚石，现今在新总统肯尼迪（Kennedy）主政下，这种想法已经绝迹，因为他明显爱好思想，尊敬知识分子，并以仪式性的姿态把这种尊敬在国家事务中表现出来，乐于与睿智者为伴，向他们征求建议；而最重要的是，他一上台就不断在精心网罗知识精英。但是，如果说先前我们曾过度相信招揽精英可以改变我们处理事务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演变，现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幻想也已经消退。如今，知识分子可以坦然讨论反智，而不会陷于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或是流于自怨自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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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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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氛围与教育圈的纷扰，使得“反智”这个词成为美国人自我评价时的核心标签，它未经明确定义便不动声色地溜进了我们的用词中，被用来形容一种负面的现象。有些突然察觉到它的人经常会认为它是存在于生活某个领域的一股新力量，而且作为近年环境的产物，它可能会变成排山倒海的潮流（美国知识分子太常错估历史，且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末世情怀的阴影下，就算不是，知识分子也会把小小的社会变迁浪花说成历史巨浪）。但对于研究美国历史的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反智风潮并不新鲜，是相当熟悉的问题了。反智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首度出现于这个国家。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传统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悠久，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背景。若我们检视这背景，就会发现，其实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没有出现持续衰退或是陡降的现象，而是起起伏伏。同时也会发现，今天的人厌恶知识分子并非因为他们的地位下降了，反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耀眼了。可惜我们对此并未有系统的了解，而且也没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的扞格不入固然有很多作品，但它们多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撰写的，而非从大众看待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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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反智？它从来没被清楚地定义过，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模糊使它在争议中当标签使用时更方便。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并不容易定义。若以概念来论，反智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组成。若将它视为一种态度，则它在形式上并非纯粹，而是矛盾的——全然纯粹地不喜欢知识或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若把它视为一个历史主题，它又没有一个连续的发展线索，而是一股力量，力量的大小时起时落，力量的来源多种多样。在本书中，我没有给它下一个狭窄严谨的定义，因为这样做很不合适。如果强行找出一个在逻辑上合理的定义，则在历史研究上会落于武断，因为这等于在一堆复杂的特质中挑出某一个来代表。正是反智的复杂性本身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复杂性包含着有许多交点的不同态度与观念。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对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我承认，这个说法很笼统，但如果真的要尝试定义反智，这就是我能想出的最有价值的答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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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以此为准，我们就不能像研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种社会运动的发展史那样，将反智当作一种正式的历史主题。我在研究美国思想发生的社会情境与氛围时，不得不运用一些不甚精确的手段，以期再现那种情境或是捕捉那种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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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例说明何谓反智之前，我或许可以先说说什么不属于我所谓的反智。例如，学术圈内的纷争内讧就是一例。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常对他们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他们习惯于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时还会刻薄地抨击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这种内部的批判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的焦点所在。某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无礼或不当的批评也不是我要讨论的。例如，对于美国的教授们，没有人比H. L. 曼肯（H. L. Mencken）发出过更多揶揄，而在小说里毒辣讽刺媒体名人的也莫过于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但我们并不会将曼肯等同于一贯敌视教授的政治评论家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也不会将玛丽·麦卡锡等同于那位同姓名的麦卡锡参议员。[4]毕竟，批评其他知识分子这件事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批评者在习惯上会批评得生动活泼。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也希望他的批评是仁慈、优雅和精准的。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保持多元与批判性思维，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偶尔吵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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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反智与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并不一样，否则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如尼采、索雷尔（Sorel）、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或是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与海明威这些作家，他们的观念可称为反理性主义，但他们不是我在社会或是政治意义上使用“反智”指的那种人。当然，反智运动常常提到这些反理性主义思想家（光是爱默生一人就为反智人士提供了很多可供引述的言论），但高深的反理性主义只有在被反智人士提到时，且在极小的程度上才与我现在所说的相关。在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广泛的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以及中下阶层人士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只有偶尔才会触及一些哲学上对智性的立场或理论。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使知识与文化生活严重受到阻碍、走向枯竭，以致对我们的事务造成影响的态度。我将从近来历史中找出若干例子，或许可以生动说明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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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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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妨援引若干最反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案例来说明，何谓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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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在1952年总统大选时，这个国家似乎挺需要一个词，表达大众对知识分子感到的普遍厌恶，这是当时美国政治自然涌现出的主题。“学究”（egghead）这个词早先并无恶意，[5]但很快便充满贬义，比之前人们习用的“风雅之士”（highbrow）更具敌意。总统选举完毕后，知名的右翼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认为这个字以后在字典中的解释可能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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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有着虚假知识的傲慢之人，通常指教授或其爱徒。他们基本上都很肤浅。遇事动辄情绪化，或是像女人一样。高傲自负，却瞧不起那些踏实能干的人。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狂热地想要传播自己的观念。支持中欧的社会主义，反对古希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建国这一传承而来的自由民主理念。崇拜尼采的过时哲学道德观，以致颜面尽失甚至锒铛入狱。自命清高，经常对问题思前想后直到头脑一片混乱，最后却还是在原地踏步。心灵迂腐，缺乏生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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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菲尔德说：“这次的大选透露出一些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桩就是学究们离一般人的想法跟感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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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正式认可了这种对知识分子近乎污蔑的看法。1954年，他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共和党会议上发言，提到了一位工会领袖跟他说的话：一般人民只要掌握了全部真相，通常都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总统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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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位工会领袖这样说真是令人愉悦，要知道，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巧舌如簧的所谓知识分子，四处宣称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犯了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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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听到了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有趣：知识分子就是唾沫横飞、说得比懂得还多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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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很关键的陈年争议——在政治生活中，专业到底有多重要？排斥专家、选用外行人的高潮也许是1957年总统任命一位连锁企业的老板马克斯韦尔·格卢克（Maxwell Gluck）为驻锡兰[§]的大使。1956年，格卢克先生为共和党捐了两万到三万元的政治献金，可他和之前被任命的许多人一样，毫无政治或外交经验。面对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在任命听证会上对于他是否堪当此任的质疑，他显然难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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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为你可以处理锡兰的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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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那边的人民，我认为我可以——我认为我可以建立，除非我们——我是说，除非我碰上了某些我过去没碰到过的事——建立对美国的好关系和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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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识我们的驻印度大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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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我认识约翰·舍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前一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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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那你知道谁是现在的印度总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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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是的，但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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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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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我对他的名字还不熟，一时说不出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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