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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以此为准，我们就不能像研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种社会运动的发展史那样，将反智当作一种正式的历史主题。我在研究美国思想发生的社会情境与氛围时，不得不运用一些不甚精确的手段，以期再现那种情境或是捕捉那种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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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例说明何谓反智之前，我或许可以先说说什么不属于我所谓的反智。例如，学术圈内的纷争内讧就是一例。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常对他们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他们习惯于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时还会刻薄地抨击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这种内部的批判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的焦点所在。某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无礼或不当的批评也不是我要讨论的。例如，对于美国的教授们，没有人比H. L. 曼肯（H. L. Mencken）发出过更多揶揄，而在小说里毒辣讽刺媒体名人的也莫过于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但我们并不会将曼肯等同于一贯敌视教授的政治评论家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也不会将玛丽·麦卡锡等同于那位同姓名的麦卡锡参议员。[4]毕竟，批评其他知识分子这件事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批评者在习惯上会批评得生动活泼。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也希望他的批评是仁慈、优雅和精准的。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保持多元与批判性思维，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偶尔吵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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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反智与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并不一样，否则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如尼采、索雷尔（Sorel）、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或是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与海明威这些作家，他们的观念可称为反理性主义，但他们不是我在社会或是政治意义上使用“反智”指的那种人。当然，反智运动常常提到这些反理性主义思想家（光是爱默生一人就为反智人士提供了很多可供引述的言论），但高深的反理性主义只有在被反智人士提到时，且在极小的程度上才与我现在所说的相关。在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广泛的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以及中下阶层人士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只有偶尔才会触及一些哲学上对智性的立场或理论。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使知识与文化生活严重受到阻碍、走向枯竭，以致对我们的事务造成影响的态度。我将从近来历史中找出若干例子，或许可以生动说明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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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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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妨援引若干最反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案例来说明，何谓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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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在1952年总统大选时，这个国家似乎挺需要一个词，表达大众对知识分子感到的普遍厌恶，这是当时美国政治自然涌现出的主题。“学究”（egghead）这个词早先并无恶意，[5]但很快便充满贬义，比之前人们习用的“风雅之士”（highbrow）更具敌意。总统选举完毕后，知名的右翼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认为这个字以后在字典中的解释可能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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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有着虚假知识的傲慢之人，通常指教授或其爱徒。他们基本上都很肤浅。遇事动辄情绪化，或是像女人一样。高傲自负，却瞧不起那些踏实能干的人。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狂热地想要传播自己的观念。支持中欧的社会主义，反对古希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建国这一传承而来的自由民主理念。崇拜尼采的过时哲学道德观，以致颜面尽失甚至锒铛入狱。自命清高，经常对问题思前想后直到头脑一片混乱，最后却还是在原地踏步。心灵迂腐，缺乏生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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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菲尔德说：“这次的大选透露出一些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桩就是学究们离一般人的想法跟感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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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正式认可了这种对知识分子近乎污蔑的看法。1954年，他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共和党会议上发言，提到了一位工会领袖跟他说的话：一般人民只要掌握了全部真相，通常都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总统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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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位工会领袖这样说真是令人愉悦，要知道，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巧舌如簧的所谓知识分子，四处宣称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犯了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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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听到了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有趣：知识分子就是唾沫横飞、说得比懂得还多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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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很关键的陈年争议——在政治生活中，专业到底有多重要？排斥专家、选用外行人的高潮也许是1957年总统任命一位连锁企业的老板马克斯韦尔·格卢克（Maxwell Gluck）为驻锡兰[§]的大使。1956年，格卢克先生为共和党捐了两万到三万元的政治献金，可他和之前被任命的许多人一样，毫无政治或外交经验。面对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在任命听证会上对于他是否堪当此任的质疑，他显然难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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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为你可以处理锡兰的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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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那边的人民，我认为我可以——我认为我可以建立，除非我们——我是说，除非我碰上了某些我过去没碰到过的事——建立对美国的好关系和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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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认识我们的驻印度大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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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我认识约翰·舍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前一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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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那你知道谁是现在的印度总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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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是的，但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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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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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卢克：我对他的名字还不熟，一时说不出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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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怀疑格卢克难以胜任未来的这个职位，认为他被任命是因为给共和党捐了钱。在1957年7月31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此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无法想象政府会因为某人捐钱而任命他出任大使。关于格卢克的能力，他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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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家认为他能力不足，当初挑选的过程是这样的：一群我非常尊敬的人推荐了一份名单，他是我们从那份名单中遴选出来的。我们检视了他经营企业的履历，联邦调查局的安全报告也显示一切都没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他从没去过锡兰，他不是很熟悉那里；可是如果他的性格和为人确实如我们所想，他肯定可以之后再去学习了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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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补充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格卢克在一年后便辞去了驻锡兰大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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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对于美国的科学家而言，一个悲哀是他们深知美国人并不喜欢纯粹的科学，这不仅有碍于科学研究本身，也影响了国防部的研发项目。1954年，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质询国防部部长威尔逊时，提到了部长自己早先说过的话：如果有人想做纯粹的科学研究，应该由其他部门而非国防部出钱。威尔逊说：“对于马铃薯油炸后为何会变成棕色这种问题，作为一个国防研究项目，我没什么兴趣。”参议员逼问国防部部长，现在有证据显示，不是研究马铃薯，而是连研究炸弹、核动力、电子设备、导弹、雷达等项目的经费都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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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部长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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