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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域的重要研发工作都在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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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平素玄想惯了的科学家们开始思考具体问题，列出研究项目和他们想要的东西，却相当困难……他们只想要一大笔不受监督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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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不是纯粹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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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20世纪50年代官场上出现的反智，很像是传统生意人对专家的那种不信任，因为他们专攻的领域，不论是在科学实验室、大学还是外交圈，都超出了前者的掌控。而在极右翼人群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更是尖锐与普遍，是平民百姓对受过良好教育、德高望重、出身高贵或富有教养的人一贯怀有的厌恶。20世纪50年代，右翼的运动风潮中充满了各种愤怒之语，像是“国务院中……那些哈佛教授、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还有像“戴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徽章、一身学术荣誉”却“没有相应的正直品质与常识”的人，或是像“美国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血统高贵，文化程度高，被人承认的绅士与学者，身上挂满学位……他们是‘最厉害的人’，却支持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穿着条纹西裤模仿英国口音的自大外交官”，“在洒着香水的房间里小心翼翼地对抗共产主义的人”，“瞧不起美国的心脏地带——中西部与西部人民的东岸佬”，“先祖可追溯到美国独立时期或者更早，但对国家的忠诚却依旧令人存疑的人”，“那些能听懂希斯和艾奇逊[††]集团的名校黑话的人”，等等。[11]杂志《自由人》（Freeman）的一位作者写的社论就彰显了这种语言上的“反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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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攻击麦卡锡时表现出的不理性……假设麦卡锡真是这些“尊贵的”媒体所形容的那种粗鄙之人，这一年多以来，纽约和华盛顿那些更优雅的编辑室对他爆发出的人身攻击就说得过去了吗？肯定是麦卡锡的身上存在着某种排斥性的东西，令哈佛、普林斯顿及耶鲁的毕业生都厌恶他。我们现在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这位年轻人有着无法服从社会地位制约的人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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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本人在美国社会地位最牢固的领域找到了美国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他已出版的“惠灵”演说（Wheeling speech）中，他说问题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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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这些领域的人太好，但是他们非但不知感激，反而有背叛之举。出卖这个国家的人不是少数族裔，不是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享受着最优渥待遇的一群人。他们有最好的豪宅，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而且在政府中我们给他们最好的职位。在国务院尤其如此，里面的年轻人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却是最糟糕的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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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右翼的观察家经常批评大学，尤其是著名大学。但就《自由人》的一位作者而言，这种对常春藤大学的偏见似乎只有一个武断的理由，那就是他认为共产主义正在全美的大学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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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只是在为未来训练野蛮人，这些人将会在知识的伪装下，武装着无知与利己的武器，斫伤和摧毁人类文明的遗产。他们不会像乡下的一般百姓那样，拆拆墙就好了；他们只会跟随有知识的人的领导……这些有知识的人会把个人自由从人类思想中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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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送小孩去读大学，就是在为明天制造一个刽子手。想复兴理想主义的话，得去大学外的修道院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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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右翼分子敌视大学，部分是不愿顺从和不满于社会身份，部分则反映了以前杰克逊主义[‡‡]那种对专家的厌恶。铁杆的右翼代言人、《所得税：万恶之源》（The Income Tax: The Root of All Evil）一书作者、业余经济学家弗兰克·霍多罗夫（Frank Chodorov）就曾提出过一个典型的主张，认为一般人与专家是一样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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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曾邀请一群著名经济学家来诊断经济萧条这个全国性的疾病，结果他们提出一个建议，以两页的篇幅登载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这些专家地位显赫，没有主修过经济学的人若是胆敢公然检视他们开出的药方，便是鲁莽放肆。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不都必然是经济学家吗？因为我们都在讨生活，而讨生活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东西。任何一个识字的家庭主妇，只要具备一点点常识，就应该能判断他们开的处方在细节上是好是坏，假设把那些啰唆的专业术语外衣拿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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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密歇根州众议员乔治·唐德罗（George Dondero）一向留意警觉学校里的共产主义，以及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艺术运动，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可能会有细心的读者认为这是反文化而非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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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某某主义的手腕都是俄国革命的武器，是从外面输入美国的，今天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许多艺术中心，对我们原有的艺术与文化传承产生威胁。出现在我国国内的这些所谓现代艺术包含着所有倾颓、堕落与毁灭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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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外国传入的，根本不应在美国艺术界有一席之地……它们都是工具，是带来毁灭的武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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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本书稍后会谈到福音派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所以我们现在不妨先举一例。当代最著名的美国福音派传教士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在1958年的盖洛普民调中被选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丘吉尔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世界伟人，他说过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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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过去的道德标准已不适用于今日，除非得到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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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认为，如果我们只教育人的头脑，不教育人的灵魂，那么不完全的教育就远比完全没有教育还糟……任这种人游走世间，让他觉得除了自己再无高于他的力量存在，他便无异于怪兽，他只是受了一半的教育，比完全没受教育还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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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和大学中只教导智识，那么这个国家日后就必然会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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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知识分子的气焰已经被一般百姓的正确认识击败，就连大学教授也愿意倾听传教者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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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心智文化、科学崇拜、政府效能、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代替《圣经》的教诲。这都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为。成千上万的这类知识分子公然宣扬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价值或绝对的标准可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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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苏联成功发射卫星后，美国出现了声讨教育的浪潮，其中最受批评的教育体系之一是加州的教育体系，因为加州向来就乐于尝试新的教育内容。旧金山学区延请一组专家学者检视他们的学校，这些人为此在报告中建议学校应重新建立一个更牢固的教学标准。这时有六家教育机构提出了猛烈的反击，认为这些专家的报告反映出“学术上的狭隘和势利”，他们建议把教育的目标局限于“充实心智与培养才智”的意见超过了他们的专业领域，重申应该重视“教育的其他目标，例如公民教育，职业训练，经营良好家庭生活，伦理、道德、美学与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以及打造健康的身体等”。这些教育者认为，美国教育令人引以为傲的特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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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过于僵化的教育体系。这并不意味着课业能力在任何社会领域中不被格外重视，但它确实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是为了知识积累而强调知识积累，都会产生恶果。主张“固定”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的人误解了教育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独特功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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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有一位老师抱怨当代教育的学业标准太宽松，一位家长写了一份报告回应了他。整篇报告生动反映出这位家长认同非课业化的新教学方式，值得我们细读。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对学校教师的刻板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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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老师最了解孩子。他们的教育是以孩子为中心。在幼儿园的一天充满游戏、音乐、色彩及友谊的欢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生活都很快乐……然后算术来了！失败像幽灵一样日夜纠缠着我们，爸爸妈妈开始上心理学的课程，阅读有关学习障碍的书。四年级到五年级一路跌跌撞撞，情况太糟了，一定要想办法才行。有的题目连孩子的爸爸都不会做。于是我决定去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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