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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当时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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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933—1945年在任）和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1953年在任）执政期间，共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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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斯里兰卡。本书首版出版于1963年，当时斯里兰卡仍称为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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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 Beta Kappa，美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生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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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官员，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引发广泛争论。但直至1996年希斯病逝，都没有出现充分的证据证实他的间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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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杜鲁门时期曾任美国国务卿，在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时曾为他辩护。值得一提的是，艾奇逊和希斯都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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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年在任），倡导平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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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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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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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谓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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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到底有何特质，使得智识不受欢迎？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们通常所谓的“智识”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理解对某种概念的偏见时，可以从它的普通用法着手。任何对这个感兴趣的人只要浏览一下美国的通俗写作作品，一定会惊讶于“智识”与“智力”（intelligence）这两种概念之间的明显差别。前者常被用作一种标签，后者则绝对不会。没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它是一种抽象品质，大家都尊重它，若谁特别具有这种品质，便会被另眼相待。有智力的人总是被大家称赞，而有智识的人有时也会被称赞，特别是当有智识意味着有智力时，但这种人也经常被憎恨或怀疑。人们会说他们不可靠、肤浅、不讲道德、爱和政府作对，但不会对有智力的人抱这样的看法。有时他们甚至会因为一身的智识而被视为愚蠢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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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智识与智力的区别只是人们以为存在，而非准确定义出来的，但是从这种普遍用法的语境中可以提炼出二者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似乎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有智力是指脑子好，被用于一个相当狭窄、贴近当下、可以预测的范围内；它是一种可操控、可调整且始终实用的品质，是动物所具有的能力中最特殊和最宝贵的。智力在面对清楚有限的目标时才能起作用，而且可以迅速排除看起来无益于达成目标的想法。最后，智力是一种每天都用得上的品质，无论头脑好或不好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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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识指的是头脑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智力可以用于理解、操控、重新安排与调节，智识则令我们检视、沉思、琢磨、理论化、批判与想象。智力让我们理解某种境况的直接意义，并做出评估。智识则让我们能对评估结果做出评估，并试图了解多个境况的整体意义。智力可以说是一种动物的品质，受到人们肯定；智识则是人类特有的，但同时受到肯定与抨击。当二者的差异如此被界定后，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何我们有时会说很有智力的人相对没什么智识，而明显有智识的人在智力方面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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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区分可能太过抽象，但是在美国文化中却常可见到。例如在我们的教育中，遴选和培养智力是很重要的目标，从未被怀疑过；但是对于教育是否应该帮助学生发展智识，人们却多有争辩，而且那些反对在公共教育的大多数领域发展智识的人往往手握大权。最鲜明的例子也许可以通过一种比较得见：美国教育强调发明能力，却不重视从事纯粹科学思考的能力。我们国家的发明天才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几乎被美国大众神化了，大家都视他为传奇人物。我猜测，在纯粹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获得的公众赞誉，是不可能与爱迪生的发明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不起的影响而获得的赞誉媲美的。我们也许会认为美国科学界的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应该会在受过教育的大众之间享有与爱迪生相近的声誉，因为他为现代物理化学打下了理论基础。但他只在欧洲享有盛誉，在大众之间，甚至在他任教三十二年的耶鲁大学都不甚知名。整整三十二年，执19世纪美国科学研究之牛耳的耶鲁大学连几个理解他的学说的研究生都没有，而且始终没有向他授予荣誉学位表彰他的成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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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智识在社会中受到的待遇时，会遭逢一个特殊的困难；这个困难源自我们被迫得从职业的角度讨论它，尽管我们可能知道智识并非纯然与职业相关。一般而言，智识被认为是某些职业的特征。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作家、批评家、教授、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教士等。如同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提着公文包的人。我们很难不用这样的描述，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角色与提着公文包的职业群体关系紧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若以严谨的定义来看，没有哪种行业的从业者必然可被称为知识分子。在大多数行业中，有智识可能确实有帮助，但如果没有智识，光是有智力就已经足够了。例如我们知道学术界并非所有的人都可被称为知识分子，我们还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我们都知道智识与经过专业训练得到的智力不同，职业没有智识，只有人才有智识。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智识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时，我们不只是在考量我们心中某种职业的地位，也是在思考某种精神品质具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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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文化所谓的“职业人士”（journeyman）——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还有某些作家与大部分教授——在工作中非常依赖思想，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任何做学问或者和做学问沾边的人肯定掌握了不少固定的思想以胜任工作，如果他干得不错，他肯定会借助他的智力来运用这些思想；但是就他的职业而言，他主要是把这些思想当工具来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讨论政治时提出的一个区分方法来说，职业人士是靠思想而活，而非为思想而活。他的职业角色、他的专业技术并不会让他成为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一个技术人员。他可能刚好也是知识分子，但如果他是，那也是因为他让他的职业对思想产生了新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原本并非其工作所需。作为一位职业人士，他具备某种可以赖以为生的脑力技能。这种技能很专业，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称他为知识分子，除非他的工作具备某些特定品质：不偏颇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也许他在工作之余正巧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在工作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被雇来的脑力技术人员，运用他的头脑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脑力劳动阶层与政治或宗教狂热分子都是为了智识工作以外的某种目标干活，前者动用头脑不是为了自由思辨，而是为了某种利益，后者则是沉迷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他们的目标都是外来的，不是自己决定的，而知识分子的行为有一种自发的特点和自决性。他们还自有一种特别的姿态：他们对思想持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并使其达成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两种态度为玩兴（playfulness）与虔敬（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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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必须先弄明白，比如说，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与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有什么区别。或是更准确地说，一位教授或律师在什么状况下只是一位职业人士，又在什么情况下可被视为知识分子。这个区别不在于他工作时运用什么思想，而在于他对这些思想的态度。之前我提到，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思想而活，也就是说他对思想生活有一种宗教信仰般的奉献情怀。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原本就是继承自教士的职责：两者都通过理解的行为来追求终极价值。苏格拉底抓住了这种精神的核心，他曾说：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们屡屡听见历史上的各类知识分子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地区与文化中发出的声音。但丁在他的著作《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写道：“全人类的目标应该是倾尽全力发展智识，先使其在思想上开花，继而使其在行动上结果。”人所能从事的最高贵与最接近神性的事就是追求知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也以更世俗和积极的方式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因理解而高于万物，也因理解而优于万物、统御万物。”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小说《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的末尾提到大自然给人的最高目标是“发展智识生活与感性”。最后，当代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也在一篇小说中问：“怎样才能最充实地度过人的一生？”而他给的答案是：“尽可能把各种生活经验变成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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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常常是怀疑者的中心座右铭，尽管会这么做的不只是他们。若干年前，有一位同事请我读一篇他的文章，是他为一位准备进入他的专业领域从事前沿工作的学生写的。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为了教导学生如何在学科的框架内经营智识生活，但实际上是在以极度个人化的方式讲述他是如何献身于智识生活的。虽然此文出自一个受怀疑论腐蚀的人之手，但我却觉得我在读一篇明志的宣言，其文在某些方面可比于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的《工作的呼召》（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是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励志文集》（Essays to Do Good），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智识工作已经被视为一种呼召，很有旧式新教作家的姿态。他把工作视为一种投入奉献，一种个人的砥砺，他之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工作，是因为它已不只是职业而已了：它是一种专务思考的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知识分子的生命于是有了道德意义。他们对于思想的这种态度就是我所说的“虔敬”。知识分子是“献身者”，他做出承诺、实践、献身。其他人是承认思想与抽象之物在人的生命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他则是亲身体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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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智识生活指的不仅是个人的砥砺或沉思与理解的生活而已。因为智识生活虽然可能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形态，但也是在人类群体中提升、确立和实现其他价值的媒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时常担当道德先锋的角色，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为公众意识到之前，预先思考和澄清这些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充当理性与公义这类价值的特殊捍卫者，因为这些价值与他们追求真理的使命息息相关，有时候他们会充满激情地站出来成为公共人物，因为他们的身份受到了某种严重的诋毁。伏尔泰为卡拉斯家族[*]辩护，左拉支持德雷福斯[†]，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对萨科与万泽蒂[‡]一案的愤怒，都是相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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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知识分子关心这些价值，那就太糟了，而且他们的热情有时也没用对地方。但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更关心这些价值。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有一个光荣传统，那就是在所有所谓的优越阶层中，就数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正是这种光荣传统巩固了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富有使命感，是因为他们深信世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他们的理性能力、他们对正义与秩序的渴望：正是这一信念催生了他们之于人类的价值，赋予了他们为人类惹是生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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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虔敬与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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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知识分子特别会惹是生非，那我们就得考虑到他们光是虔敬并不足够。如前文所说，他可能会为思想而活，但我们却要小心不要让他只为一种思想而活，变得过度沉迷或荒唐。虽然有时我们会将某些狂热分子也视为知识分子，但是狂热本身不是问题，问题要看为什么而狂热。当一个人因关注思想而沉溺于某种内心受局限的成见或者某种纯粹外在性的目的时，不管他有多么投入或是诚恳，他的智识都已经被狂热吞噬了。没有思想固然很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危险，那就是过度沉溺于某一种特别的、限制性的思想。这个后果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看得到：智识本应有的作用，因为在一个狭隘的范畴中过于强调虔敬而无法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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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某种东西来平衡虔敬，以免过度；而这种品质就是我先前所谓的存在于追求智识过程中的玩兴。我们常说心智游戏（play of the mind），知识分子就喜欢为心智游戏而心智游戏，并认为这是生命中最主要的价值之一。也就是说，心智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如果这样看，则智识可看成头脑的正常生物本能，是维生的需求被满足后，多余可供发挥的心智能力。德国诗人席勒说：“当人在玩耍时，他才是完全的人。”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句话？关键就在于知道人有维生之外的多余能力可供挥洒。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常说人的智力是一种“懒惰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但是他用的词并不恰当，因为我们充满玩兴的心智是活泼主动的。这样的特质使我们在寻求真理时永不满足，不能忍受强硬僵化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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