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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80 理想而言，追求真理应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事，但是这过于拔高他们的工作，而且也不足以形容他们。与追求快乐一样，追求真理本身是可以带来满足的，然而往往到最后却很虚幻。真理被追求到之后会失去光环，真理被大家认识与接受后久而久之就会走样，简单的真理令人觉得无聊，太多的真理堆砌起来就好像不那么真确了。如果知识分子有适度的玩兴，则对于他很确定的事物，他就会觉得没那么有趣了。他的智识生活的意义存在于对不确定性事物的追寻，而非拥有真理本身。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把智识生活的这一面说得最清楚，他说知识分子就是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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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82 这种玩兴的成分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成果，从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的《是与否》（Sic et Non）到达达主义的诗都是例子。我在使用游戏和玩兴这样的描述时，并没有意指其缺乏严肃感。恰恰相反，我们观察小孩或大人玩耍时就可以发现，玩耍与严肃没有冲突。有时某些游戏甚至需要比工作还高的专注度与认真度。玩兴也不表示不切实际。美国大众在讨论智识时常会拿“实用性”来衡量它，但原则上说，智识既不实用，也非不实用。它是“无关实用”（extra-practical）的。对只讲虔敬的狂热分子与只关心自身心智技能的市场价值的职业人士而言，思想的用处在于它们实现某些外在目标的能力，但这些目标是外在于智识过程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关心这些目标。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会嘲笑任何实用性的事物，许多实际问题都有着无穷的智识趣味。这也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讲实际，他关心的是另一种东西，即是否具有实际用途之外的某些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天生不讲实际的看法禁不起检验。可以想想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些人身为政治或者商业人物都是出名的讲究实用。但是，实用性在知识分子对思想的兴趣中并不重要。阿克顿勋爵曾如是说：“我认为我们做学问应该没有目的，做学问本是一种纯然质朴的事，就像数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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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84 数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发明电话一事的评论，说明了知识分子对于纯粹实用性事物的看法。人们请他说说对于电话这种新发明的意见，他说之前有消息说美国在研究此物，很难相信这东西真的被发明了。可是他接着说：“当这个小东西出现时，它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早都熟知了，只不过是由一个非专业的人把它们拼在了一起。这个东西其貌不扬，让我们很失望，虽然发现它真的能通话，但也只能部分抵消这种失望感。”如果“它所根据的物理原则值得让科学家们花点小时间研究一下”，那么对这种简单发明的失望感或许可以被冲淡些。但是，麦克斯韦碰到的所有科学家都能轻松理解其科学原理，而且连科学记者都几乎能弄懂它。[3]这个发明没什么挑战性，它并不高深、困难、深刻或复杂，它在智识方面毫无新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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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86 麦克斯韦的反应在我看来不足为训。他从纯粹的科学家的角度而不是从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是家居生活的立场来看待电话的发明，眼光太狭窄了。无论从商业、历史或是人性的角度来看，电话都是令人兴奋的发明。它作为通信甚至是折磨人的工具，无疑打开了我们想象的视界。但是麦克斯韦仅从物理学的狭隘角度来看它，是犯了顽固的智识至上的毛病。对他来说，这个新的小东西不能带来智识上的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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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88 可能有人会问，虔敬与玩兴这两种智识品质间有无致命冲突之处？当然二者有相矛盾处，但是它绝非致命：这种人性中的矛盾带来了创造力。正是这种理解和表达不同甚至相互冲突之观点的能力，这种充满想象力地认同甚至拥抱与自身完全相反的情感与思想的能力，为人文表达的所有领域和众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一流的成果。人类本身就是矛盾的生物，按照福尔摩斯的说法，即使智识生活也不是遵从逻辑而是遵从经验的。看看以往或是现在身边的知识分子：有些人时常随着知识玩兴起舞，有些人则一派虔敬。但在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两种特质都有所节制、互相牵制。思想家的创造力可能系于这两种素质间的平衡，玩兴过大可能会沉陷在琐屑中，把智力用于炫技，变得舞文弄墨，因而缺乏真正的创新。过度虔敬又会使人变得固执严苛，变得狂热，抱着救世的心态，或在道德上吹毛求疵，但也有可能带来崇高伟岸的人格。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智识应有的展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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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90 回顾历史，也许我们可以把玩兴和虔敬看成贵族风格或教士精神在智识作用中遗留的残余物。玩兴可以说是有闲阶级所留下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在人文研究与需要想象力的领域一向很重要。虔敬则让我们想起知识分子从教士那里继承的遗产：追求真理是崇高的任务。作为他们的继承人，当代知识分子既像贵族一样易受清教主义与平等主义的苛责，也像教士一样易受反教权主义与大众反阶级化的攻击。因此，在一个反教权的民主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处境不佳是很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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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92 知识分子对自身与其工作最自豪之处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当然是个悲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不一而足，从希望他们为社会带来些有趣的事到设计武器等都有。但是社会就是无法了解知识分子自认为最核心的价值何在。他们的玩兴对多数人来说好像是一种奢侈与放肆，例如，心智游戏在美国是各种游戏形式中唯一不深受人喜爱的。而他们的虔敬即使不具危险性也可能惹麻烦。而且这两种品质都被认为对实际生活贡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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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94 三　专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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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96 前文已强调过，在美国，大家对于智识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实用性。而反智在当代会有所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何谓智识的“不实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19世纪，商业价值绝对性地支配着美国文化，所以当那些并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老板和职业人士成就了一番事业时，我们就认为教育没多大用处。我们认为教育是为了有更好的工作，而不是培养某种特别的思想品质。也因此，只要是学习跟实际生活有关的技能，我们就认为是有教育性的，而把智识性及文化性的追求看成脱离尘俗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或是不切实际的。虽然这种争论中的语言粗浅庸俗，却约略反映着美国生活的现实和要求。这种对于正式智识教养的敌视持续到了20世纪。当然，在今天，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得很复杂，与世界各地关联密切，因此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正式训练已经是成功的要件。在很多领域中，小市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般仅凭自己的智力和悟性来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在原本的美国大众梦想中，普通人掌握全面的生活能力是很重要的事。大家认为，人无须太多特殊训练就可以从事各种行业的营生或是管理政府。而在今天，连做早餐都需要会使用一些新颖的电器产品；而当我们坐下来吃早餐时，在报纸上会读到很多重要的事情或争议，老实说，我们并没有能力把它们全都评判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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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598 在今日的现实世界中，训练出来的智力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此，以往对于智识与正规教育的揶揄和善意嘲弄，现在已变质为对于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的恶意憎恶了。过去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头脑糊涂，刻板地认为他们都是些心不在焉的教授。当然，这样的说法还是存在，但是已经逐渐变质为刻意用来酸他们的自我防卫心态，因为我们担心自身缺乏知识。之前我们对知识分子做一些玩笑式的嘲弄，那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现在我们憎恶他们，反而是因为太需要他们了。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变得太实用、太有用了。我们憎恶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运势变好了，而非变坏了。他们受到攻击不是因为老是说些抽象、无用的东西，或是摆出一副无助的无辜样，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影响力、舒适的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奢华生活，还有整个社会都依靠他们的能力。现在，智识已经变成受大家憎恶的一种特权或是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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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00 但我们立刻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对象其实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专家，而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专家，跟公共生活关系不大，许多人对公共观念也没多大影响力。[5]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主要来自那些会明显影响大众观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可分成两类：专家型与理论家型。两者都会在我们社会中掀起深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合理的恐惧与憎恶。他们都加剧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本就有的无助感，专家是通过让我们觉得好像始终被人操控，理论家则是通过引起我们对颠覆的恐惧和强调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其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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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02 近三十年来，即使不常过问世事的人也都知道专家的存在感正越来越强。起先是小罗斯福总统在新政时期设立了一些智囊与调控机构来因应大萧条，二战时期又设立了战略情报局、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今天，中央情报局、原子能委员会、兰德公司、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等种种战争策略与武器的研究机构，都在处理着超过一般人理解范围、却决定他们命运的议题。大部分人对于这些问题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情愿放弃在政治上表达意见的权利。然而，在公共事务及企业运作中，小的政治人物与商人觉得很多事情是他们可以了解与控制的，可自从小罗斯福总统开始，他们被迫面对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与复杂训练的专家，因此始终不得志。这些人和大众一样，不再像以往一般可以积极获悉和参与国家的重要决策了，而他们越是不了解权力的内部世界，就越是会怀疑政府权力运用得是否得当。从小镇来的律师或是企业家被选进国会后，虽无法遏止那些专家们在国家大事上担当重要角色，但可以透过国会的调查和骚扰来报复专家，而且不难理解的是，他们是怀着一种道德的使命感在进行此事。毕竟，确实有很多专家推动的政策以失败告终，而民众看到这些失败后，会认为这些并非单纯是人为错误造成的，而是冷酷自私的操控、诡计甚至叛国的勾当导致的。阿尔杰·希斯等人的公共生涯就是让民众这样想的最佳案例，还有一些牵涉科技成果的间谍案更加坐实了民众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有一群所谓的专家在暗地里搞鬼，他们都是窃取机密的小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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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04 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无法信任，物理学家提出的建议都不得不被接受。对比之下，社会科学家的提案却可能被嗤之以鼻。一位国会议员反对把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范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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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06 除了我之外，我想每个人都可自认为是社会科学家。我确定我不是，但其他人好像都认为他们有权帮别人做决定……一般的美国人民都不希望某个专家闯入他的个人生活与事务中，颐指气使地告诉他该如何生活。如果国会上下都支持这个法案，设立某种机构，让里面的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搅和我们所有人的个人事务和生活，例如调查我们爱不爱我们的配偶等，那我决不支持这个法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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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08 从这位政客的立场看来，所谓的专家在小罗斯福时代就已经很恼人了，他们可以随意进出白宫，而总统却与政客们保持距离。冷战时，这种情形变得更糟了，因为牵涉国家最高利益的事往往得由所谓的专家来判断。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更是让人抓狂，因为美国的平民文化特别相信一般人与他们的判断主导的政治，而且坚信政治决策应该公开透明。所以这位政客只是表达了民众的普遍看法。在现代生活中，公民不能没有专家，也不能免于他们的摆弄，但是他们可以报复，例如嘲笑观念激进的教授、不负责任的智囊策士、疯狂的科学家等，或是当议员们修理离经叛道的老师、可疑的科学家或是可能不忠于国家的外交顾问时为他们拍手叫好。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特别的传统，就是会把仇恨上升为一种信条，因为这个传统，群体仇恨在政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就像其他某些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一般。一群不满的人心中充满不知向谁发泄的莫名愤怒，充满精心编织和夸大的阴谋论，屡屡找各种替罪羊来出气，其中包括共济会会员、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移民、酒商、国际银行家等。于是乎，在这个奉行“一无所知”（Know-Nothingism）[§]的传统下，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也成了替罪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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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10 如果说我们时代的反智来自大众对于专家日渐入侵公共生活的应激反应，那么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自己身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声誉很敏感，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尴尬地同时负有神圣与世俗的责任。他的神圣责任是扮演先知、学者或艺术家，此时他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有效社会认可：在现代都市文明的空隙中，他得以享有若干私密性及隐匿性；人们对他表现出的自我批判特质给予尊重；如果他是学术界的人，他就可以享受虽不完善但也实用的学术自由，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或大学等都为他服务。他的生活优雅而有尊严。但当他以专家身份出现，担任起世俗责任掺和公共事务时，他可能会惊恐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了一个公共人物，陷入政坛常有的相互攻讦之中，同时他也没有隐私权了，因为我们社会对待公众人物就是如此。他可能甚至会忘记，对他的怨恨与毁谤其实并非针对他个人或是他这类人，而是任何显赫的政客都会遭逢的。即使是美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例如杰斐逊、林肯与小罗斯福等人，都不能幸免。爱默生曾说：“作为一个美国人，只要稍微出点名，被毁谤或说三道四就都是不足为怪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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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12 四　麦卡锡对知识分子的追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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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14 知识分子如果以专家身份出现在公共事务中，大家就算是害怕他，也必须接受；但如果以理论家的角色出现，他就会成为无端怀疑、憎恶与不信任的目标。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专家是一种企图支配或毁灭他的威胁，但是理论家却普遍地被认为已经摧毁了美好的美国社会。要了解此点，须先知道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一向是与右翼人士缠斗不休的这个事实。当然这不仅限于在美国。当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是一个阶级、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名词，都与政治和道德上的自由思想与抗议批判有关。当然，广义来说，历史上一直有知识分子，但是直到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时代出现前，知识分子都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且知识分子们也没想过要团结，更别说动员起来了。因此，即使19世纪中叶他们做了许多事，如酝酿了1848年革命的氛围、在俄国解放农奴与在美国解放黑奴等，在习用的英语中还并未出现一个词语把他们看成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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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16 “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先在法国出现，然后马上就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在法国，当时这个词主要是因为德雷福斯案而流行起来的，知识界的很多人被激发起来抗议这个针对德雷福斯的阴谋，由此开启了一场对抗法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战争。[9]当时双方都在使用这个名词，右派用它来贬低对手，而同情德雷福斯的人则是以该词作为自我标榜的旗帜。其中一人在1898年写道：“让我们用这个词称呼自己吧，因为它已经变得无比神圣！”次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封信里提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法国知识分子时写道：“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一起努力来捍卫我们天生的宝贵个人权利，以及免于被教会、军队、贵族与王室等体制控制的自由。所有伟大的体制都可能腐化，不管它的贡献有多么大。只有每个人都自由时，所有的理想才能实现。”[10]就我所知，这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在美国使用，重要的是，它竟然是被用于这么一个“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体制的语境中。至少从进步时代开始，大部分的美国知识分子领袖在政治信念上都倾向于自由（美国意义上的自由）、进步，或者激进。[11]（当然，美国的政治光谱没有那么多阶序层次，而所谓的“中间”也比法国来得靠右，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相较于中间点的位置在两国都是相似的）无可否认，我们有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反动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这么一个美国知识分子集团，那么这个集团大抵属于中间偏左，但不激进（其实“激进”并不适于描述一整个群体的立场）。而这一直使得右翼人士非常恼怒，他们总是故意模糊温和进步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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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18 只要知识分子群体的进步思想与大众寻求改革的愿望相符合，比如在进步时代与新政时，受到极右翼攻讦的机会就小。可是20世纪30年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抱以同情，给了右翼分子很好的批评借口。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许多反智案例中的一个标志性现实元素。说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为右翼宣传大规模利用，或是说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同情被夸大了，再或是说过去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或其同路人，都不公正。这些说法其实是有部分道理的，但是始终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一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大于对社会其他任何群体的吸引力，而且在一些惊人的案例中，某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背叛了国家。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智识与道德上的瑕疵不但为反智者提供了强大的攻击借口，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因为有愧于过去的一些失当言行与参与共产党活动的过错，在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大整肃时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还互相指责谩骂。有个回忆起来令人沉痛的案例：在1939年8月纳粹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夕，还有约四百名美国知识分子联合发出宣言，反对诋毁苏联是“极权政体”，认为苏联是“人类和平的中流砥柱”。这份宣言在被著名杂志《国家》（Nation）刊登出来的那一周，苏德签订条约。[12]知识分子因此被抓住了把柄，此后在面对麦卡锡主义时便失去了历史与道德上的最佳位置和心理层面上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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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20 然而，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了解美国反智背后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对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其实远不止于对他们同情共产党及其同党的指责而已。在小罗斯福总统新政背后负责推动政务的知识分子们——其中的特格韦尔·雷克斯福德·盖伊（Tugwell Rexford Guy）就是最好的例子——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联，却与共产党同路人一样被敌视。今天在美国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共产党员了，但还是常有人拿这个理由来做文章，调查者若是无法找到某人参与共产党的证据，就会玩起指控他是共产党同路人这种老把戏，或是模糊自由派与共产党的差异。其实真相是：右翼人士处处需要共产党人作为标靶，这种不愿放弃假想稻草人的心理已到病态的地步。[13]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大整肃事件的真正作用不是抓间谍和防止国家机密泄漏（如果仅为这种事，警察就已经足够了），也不是让真正的共产党员曝光，而是为了发泄长久以来积存的憎恨和挫折情绪，为了惩罚和报复某些与共产党问题本身根本无关的人。这就是为何他们急需攻击对象，为何当受害者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时，远比逮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更让他们高兴。麦卡锡的同路人宣称，他们赞成这位参议员的目标，但是不赞成他的手段，这是谎言：对于麦卡锡的忠诚追随者来说，真正吸引他们的是麦卡锡的手段而不是目标，因为他的目标永远都是模糊的。对他们来说，麦卡锡指控的人层出不穷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怀疑之网就会扩大，牵涉那些已经不是共产党甚至从来都不是共产党的人；他们乐见他的霸凌迫害，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们复仇的心理，使那些因新政而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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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22 如果当初麦卡锡式的迫害只是针对共产党人，就应该精准地将他们搜寻出来；而事实上，主事者似乎并不在意共产党人与他们猎寻的任何“怪物”间的差异。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身份卑微，不值得花大成本长期追踪，例如麦卡锡本人不惜对一位默默无闻的左派激进牙医穷追猛打，因为这位牙医是军方提拔上来的，他可以借此攻击军方，而攻击军方的目的则是为了修理作为其后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追剿左派的人声讨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乃至未能矫正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政府，其实是想借此得到好处。其中牵涉的是一整条政治仇恨的锁链：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从仇恨福利国家到仇恨社会主义，从仇恨社会主义到仇恨共产主义。在这场声讨中，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是武器，也正因此，这么多对软弱无力的国内共产党穷追猛打的狂热猎手，面对在世界政坛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共产主义时，却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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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24 这波整肃的历史源头可追溯至更早的时候，更好地体现于支持者在其他方面倾注的热情：怨恨小罗斯福总统、反对新政改革、意欲驱逐和毁灭联合国、反犹太人情结、厌恶黑人、孤立主义、主张废除联邦所得税、担心自来水加氯会导致中毒，以及反对教会涌现的现代主义等。麦卡锡本人所谓的“二十年的背叛”就体现了这些运动人士长年心怀的不满，而右翼的代言人霍多罗夫更是说：“对美国精神的背叛早在1913年修宪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时候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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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26 显然对这些右翼人士来说，比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冷战的安全威胁更严重的事，甚至比朝鲜战争受挫更严重的事，就是麦卡锡时代助长了几股长久以来一直在反抗现代性的力量。直到19世纪90年代乃至一战前，昔日的美国一直处于大陆孤立主义、乡村社会、新教信仰与繁荣的工业资本主义之中。但是逐渐地，在几十年中，美国被迫卷入20世纪的新时代浪潮，不得不面对一些变化：首先是世界主义与怀疑论的出现，然后是美国失去了孤立地位，军事上不再安全，传统的资本主义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权的福利国家，最后是为二战、朝鲜战争与冷战付出的沉重代价。因此，在美国的腹地陆续出现了一群内心充满怨怼的人，他们往往在宗教上奉行基要主义，带着本土主义的偏见，外交上支持孤立主义，经济上偏保守，会集成为一股在现代遭逢困境的反对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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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5628 但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反应，也不能对他们的困顿视而不见：他们本是一群专心致力于寻求家道安康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单纯，现在却要离开他们原本熟悉的“正常”事物，进入一个要求严苛的陌生世界，被迫在短时间内学习这么多东西。也许美国人对于现代世界的反应中最了不起的是耐性与大度。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那些直至一战前还到处可见的乡村清教文化在时代变化之中饱受冲击。它不得不面对宗教、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法律上与伦理上的种族平等，以及大众传媒中无穷的性暗示。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接踵而至，政治、品位与道德良知都开始由受过教育的都市美国人来引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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