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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如果以专家身份出现在公共事务中，大家就算是害怕他，也必须接受；但如果以理论家的角色出现，他就会成为无端怀疑、憎恶与不信任的目标。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专家是一种企图支配或毁灭他的威胁，但是理论家却普遍地被认为已经摧毁了美好的美国社会。要了解此点，须先知道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一向是与右翼人士缠斗不休的这个事实。当然这不仅限于在美国。当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是一个阶级、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名词，都与政治和道德上的自由思想与抗议批判有关。当然，广义来说，历史上一直有知识分子，但是直到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时代出现前，知识分子都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且知识分子们也没想过要团结，更别说动员起来了。因此，即使19世纪中叶他们做了许多事，如酝酿了1848年革命的氛围、在俄国解放农奴与在美国解放黑奴等，在习用的英语中还并未出现一个词语把他们看成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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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先在法国出现，然后马上就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在法国，当时这个词主要是因为德雷福斯案而流行起来的，知识界的很多人被激发起来抗议这个针对德雷福斯的阴谋，由此开启了一场对抗法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战争。[9]当时双方都在使用这个名词，右派用它来贬低对手，而同情德雷福斯的人则是以该词作为自我标榜的旗帜。其中一人在1898年写道：“让我们用这个词称呼自己吧，因为它已经变得无比神圣！”次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封信里提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法国知识分子时写道：“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一起努力来捍卫我们天生的宝贵个人权利，以及免于被教会、军队、贵族与王室等体制控制的自由。所有伟大的体制都可能腐化，不管它的贡献有多么大。只有每个人都自由时，所有的理想才能实现。”[10]就我所知，这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在美国使用，重要的是，它竟然是被用于这么一个“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体制的语境中。至少从进步时代开始，大部分的美国知识分子领袖在政治信念上都倾向于自由（美国意义上的自由）、进步，或者激进。[11]（当然，美国的政治光谱没有那么多阶序层次，而所谓的“中间”也比法国来得靠右，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相较于中间点的位置在两国都是相似的）无可否认，我们有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反动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这么一个美国知识分子集团，那么这个集团大抵属于中间偏左，但不激进（其实“激进”并不适于描述一整个群体的立场）。而这一直使得右翼人士非常恼怒，他们总是故意模糊温和进步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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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知识分子群体的进步思想与大众寻求改革的愿望相符合，比如在进步时代与新政时，受到极右翼攻讦的机会就小。可是20世纪30年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抱以同情，给了右翼分子很好的批评借口。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许多反智案例中的一个标志性现实元素。说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为右翼宣传大规模利用，或是说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同情被夸大了，再或是说过去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或其同路人，都不公正。这些说法其实是有部分道理的，但是始终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一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大于对社会其他任何群体的吸引力，而且在一些惊人的案例中，某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背叛了国家。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智识与道德上的瑕疵不但为反智者提供了强大的攻击借口，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因为有愧于过去的一些失当言行与参与共产党活动的过错，在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大整肃时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还互相指责谩骂。有个回忆起来令人沉痛的案例：在1939年8月纳粹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夕，还有约四百名美国知识分子联合发出宣言，反对诋毁苏联是“极权政体”，认为苏联是“人类和平的中流砥柱”。这份宣言在被著名杂志《国家》（Nation）刊登出来的那一周，苏德签订条约。[12]知识分子因此被抓住了把柄，此后在面对麦卡锡主义时便失去了历史与道德上的最佳位置和心理层面上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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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了解美国反智背后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对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其实远不止于对他们同情共产党及其同党的指责而已。在小罗斯福总统新政背后负责推动政务的知识分子们——其中的特格韦尔·雷克斯福德·盖伊（Tugwell Rexford Guy）就是最好的例子——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联，却与共产党同路人一样被敌视。今天在美国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共产党员了，但还是常有人拿这个理由来做文章，调查者若是无法找到某人参与共产党的证据，就会玩起指控他是共产党同路人这种老把戏，或是模糊自由派与共产党的差异。其实真相是：右翼人士处处需要共产党人作为标靶，这种不愿放弃假想稻草人的心理已到病态的地步。[13]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大整肃事件的真正作用不是抓间谍和防止国家机密泄漏（如果仅为这种事，警察就已经足够了），也不是让真正的共产党员曝光，而是为了发泄长久以来积存的憎恨和挫折情绪，为了惩罚和报复某些与共产党问题本身根本无关的人。这就是为何他们急需攻击对象，为何当受害者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时，远比逮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更让他们高兴。麦卡锡的同路人宣称，他们赞成这位参议员的目标，但是不赞成他的手段，这是谎言：对于麦卡锡的忠诚追随者来说，真正吸引他们的是麦卡锡的手段而不是目标，因为他的目标永远都是模糊的。对他们来说，麦卡锡指控的人层出不穷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怀疑之网就会扩大，牵涉那些已经不是共产党甚至从来都不是共产党的人；他们乐见他的霸凌迫害，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们复仇的心理，使那些因新政而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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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麦卡锡式的迫害只是针对共产党人，就应该精准地将他们搜寻出来；而事实上，主事者似乎并不在意共产党人与他们猎寻的任何“怪物”间的差异。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身份卑微，不值得花大成本长期追踪，例如麦卡锡本人不惜对一位默默无闻的左派激进牙医穷追猛打，因为这位牙医是军方提拔上来的，他可以借此攻击军方，而攻击军方的目的则是为了修理作为其后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追剿左派的人声讨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乃至未能矫正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政府，其实是想借此得到好处。其中牵涉的是一整条政治仇恨的锁链：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从仇恨福利国家到仇恨社会主义，从仇恨社会主义到仇恨共产主义。在这场声讨中，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是武器，也正因此，这么多对软弱无力的国内共产党穷追猛打的狂热猎手，面对在世界政坛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共产主义时，却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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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整肃的历史源头可追溯至更早的时候，更好地体现于支持者在其他方面倾注的热情：怨恨小罗斯福总统、反对新政改革、意欲驱逐和毁灭联合国、反犹太人情结、厌恶黑人、孤立主义、主张废除联邦所得税、担心自来水加氯会导致中毒，以及反对教会涌现的现代主义等。麦卡锡本人所谓的“二十年的背叛”就体现了这些运动人士长年心怀的不满，而右翼的代言人霍多罗夫更是说：“对美国精神的背叛早在1913年修宪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时候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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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这些右翼人士来说，比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冷战的安全威胁更严重的事，甚至比朝鲜战争受挫更严重的事，就是麦卡锡时代助长了几股长久以来一直在反抗现代性的力量。直到19世纪90年代乃至一战前，昔日的美国一直处于大陆孤立主义、乡村社会、新教信仰与繁荣的工业资本主义之中。但是逐渐地，在几十年中，美国被迫卷入20世纪的新时代浪潮，不得不面对一些变化：首先是世界主义与怀疑论的出现，然后是美国失去了孤立地位，军事上不再安全，传统的资本主义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权的福利国家，最后是为二战、朝鲜战争与冷战付出的沉重代价。因此，在美国的腹地陆续出现了一群内心充满怨怼的人，他们往往在宗教上奉行基要主义，带着本土主义的偏见，外交上支持孤立主义，经济上偏保守，会集成为一股在现代遭逢困境的反对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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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反应，也不能对他们的困顿视而不见：他们本是一群专心致力于寻求家道安康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单纯，现在却要离开他们原本熟悉的“正常”事物，进入一个要求严苛的陌生世界，被迫在短时间内学习这么多东西。也许美国人对于现代世界的反应中最了不起的是耐性与大度。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那些直至一战前还到处可见的乡村清教文化在时代变化之中饱受冲击。它不得不面对宗教、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法律上与伦理上的种族平等，以及大众传媒中无穷的性暗示。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接踵而至，政治、品位与道德良知都开始由受过教育的都市美国人来引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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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往往领导着这个国家走向变迁与接纳创新，自然就被认为是打破美国社会传统的主舵手，也因此受到最多的谴责。我们国家早期的传统是：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全国紧密团结。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诸多纷扰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却丧失吸引力，美国从不采用欧洲正陷于论争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而是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应世方法，例如善于折中妥协与务实处事，努力工作与善用常识解决问题，这些后来都被证明的确比追逐抽象的治世理念来得好。美国直至内战时才因为价值理念的分歧而陷入可怕的大失败之中。这正好证明了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好事。美国人最喜欢说他们不会被外国的“主义”迷惑，也爱说自己不受欧洲的腐败与颓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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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大众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在政治及军事上放弃孤立主义，就意味着在智识思想上美国已无法隔绝于外界；世界各地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正在蔓延，最终也会传到美国；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被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思潮驱动着。讽刺的是，美国还未准备好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识形态。以往，美国一贯的态度是：只要各国都学美国的制度，这世界就会变好——不要意识形态、采取美式民主、埋首工作、务实追求幸福、以常识指导生活等。然而很尴尬地，这种愿望无论达成与否，都对美国不利。美国人说做就做的高度行动力（American activism）影响了世界其他民族：认为经由努力，生活可以更好，任何殖民地都可以学习美国，透过革命争取自由，不必忍受贫穷与压迫，落后国家可以急起推动工业化，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些理念哪个不是受美国的影响而来？世界上争取独立的国家都在以美国独立为典范，却峻拒我们的领导；苏联人羡慕我们的工业化，却不断在世界政坛挑战我们。大家都仿效我们，却有着我们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始料未及的结果。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行动力被别人学去了，但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却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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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自我封闭的心灵会认为，只有喜欢抽象思考、蔑视常识的民族才无法欣赏美国制度的优点，而且若是某个国家制度不佳，那一定是致命的道德缺陷所致，尤其是接受某些邪恶意识形态的国家。这样的自大自满心态在苏联的卫星与其他太空科技所显示的国力面前受到了挫折，美国现在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它足以造成难以消除的长期威胁。而且催生出这个军事力量的竟是当初美国所鄙视的那些外国“主义”之一。一般的美国人为这个陌生、可怕、似乎无谓的意识形态世界而感到不安，却怀疑知识分子可能如鱼得水。他们甚至认为，是知识分子创造了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若有人怀疑，20世纪出现的种种巨大改变，可能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操控，或者至少是一连串错误所致，则背这个黑锅的一定是知识分子。或许，正是知识分子令我们失去了让我们在过去强大的特质。谁让他们扬名于世的时间，正好是这些变化发生之时。即使不是他们的责任，也得盯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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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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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一直怀疑智识乃是颠覆社会的力量，那么一味向这些人解释它其实是很安全、温和与怡人的东西，是绝无效果的。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若干守旧派及强硬的庸俗人群是对的：智识是危险的东西。如果让它自由发挥，没有什么是它不会反思、分析和质疑的。[14]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说：“让我们承认保守派说的吧！当人类开始思考时，没有人能保证后果会是怎样。我们只能知道许多事物、目标或制度会在劫难逃。每个思考的人都会毁掉这个稳定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人知道毁坏的东西会被什么代替。”[15]此外，没有人可以保证知识分子阶级会审慎地克制其自身影响力，但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可确知的是：禁止智识的自由使用为文化带来的恶果比开放其使用严重多了。其实不同于那些文化纠察队的想象，知识分子总的来说并不会颠覆社会。但是智识永远在反对或是暴露、嘲讽某些事情，例如，它经常成为压迫、欺骗、虚妄、教条或利益勾结等事的敌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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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代下来，那些受智识之害或是畏惧、憎恶它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关于它的迷思——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社会中的角色为何。当今反对智识的人已不需要创造新的说辞，因为这种迷思早就深植人心。本书稍后的章节将会仔细说明这个迷思在美国是如何发展与持续下来的。现在我们先简单概括地说明反智心态背后的基本假设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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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是建立在一组虚构与抽象的敌意之上的。反智之人把智识与感情（feeling）相对比，因为他们认为智识缺乏温暖的情感。智识还被与品格（character）对比，因为他们认为智识代表聪明，而聪明很容易变成狡猾或是邪恶。[16]它也被与实用性对比，因为理论总是与实践并提，而“纯粹”理论的思维常被瞧不起。它被与民主对比，因为智识常被认为特异超群而与平等相悖。当这些看法被普遍接受时，则智识或是知识分子就成为落水狗。谁想要牺牲掉温暖的情感、坚固的品德、务实的能力与民主情怀去逢迎一个至多只是聪明但最糟可能是邪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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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虚构的敌意的基本错误，在于未尝试找出智识在人类生活中的真正局限所在，而是将它与人类的其他特质强加对比。其实无论在个人或人类历史中都不适合以如此简单抽象的方式呈现问题。同样地，拿智识与感情、品格或是实用性做对比，以此质疑智识也是没有意义的，不应接受这种质疑形式，也不必因此为智识辩护。我们不应认为智识与人类的其他特质形成零和竞争关系，而应将它视为可让这些特质更好更完美的因素。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智识能力是人类尊严的表征之一，或者至少是人生需要的能力之一。如果我们把心智看成感情的指引力量而非威胁，智识既不是德行的保障也非危害，把理论看成有用之物，并不必然比实践差，并将民主定义为容许卓越的现实与正当之物，则前述的敌视就不会发生了。如照这样来想，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历史上却少有人这样认为，所以本书的目的是追溯我们历史中的若干社会运动，看看智识在这些运动中如何从协调人类美德之物被抹黑为一种特殊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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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从美国的宗教史追溯反智。这不单是因为理性主义与信仰的对立由来已久——尽管这本就是人类永恒的困扰——也是因为无论现代宗教思想或世俗思想本身都成形于早期宗教史中。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属于心智直观的领域，则理性就无用武之地，或者更糟糕，干脆被视为无意义甚至是危险之物。而只要一个社会不信任其内部有学养的知识阶层，就会对其加以攻击或是贬抑，这对宗教界与俗世的知识分子皆然。在当代，福音派是沿袭这种宗教性反智心态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坚决的反教权主义[¶]群体。美国并不是唯一受福音派影响的社会，但是美国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塑造的，也就是说，在福音派与传统基督教间，美国一向是倾向于前者的。理由何在？我们只要看英国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国，传统教派愿意吸纳与驯化大部分福音运动；而在美国，福音运动快速地颠覆与替代了传统的礼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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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们必须交代福音派中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这个问题，它在美国社会影响广大，但在本书中我们不对它单独处理，而是与福音主义一起讨论。原始主义一方面与基督教有关，一方面与异教有关。它的迷人处也许在于一个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点异教徒能有的自由或仪式，或是反之：异教徒可以从原始主义中领略信仰的意义。在有些地方，原始主义鼓励人们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励人们恢复大自然给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借此接近大自然与上帝，虽然二者并不总是有着完全清晰的差异。但是在原始主义中，人们始终青睐直观的“智慧”胜于理性，因为前者是自然的或者神赐的，后者是人为教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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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原始主义有多种面貌表现，一直是重要的传统。即使身居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当他不满于人类文明的繁文缛节、情感淡漠或种种人为规范的约制时，回归原始主义的呼唤就会冒出来。在美国，原始主义影响了很多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他们虽然不会去过像西部拓荒者一般的生活，但是对于文化的虚矫却不以为然。此思想可见于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中，而超验主义有时可谓高雅之士的福音运动。[17]它在从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到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再到特纳（F. J. Jackson Turner）的历史著作中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8]它影响了美国很多作家对于印第安人与黑人的看法。从著名的西部开拓者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与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到西部电影和侦探小说的主人公，都有这样的想法——包括所有的孤独冒险者，小说家劳伦斯曾就他们积累起来的传奇故事说，美国的心灵基本上是“刚毅、孤独、坚忍的，其实就是一个杀手”。作为一种性感神秘的魅力，原始主义思想一直是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屡屡出现在深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影响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国政治中展现的原始主义，则杰克逊总统、约翰·C. 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公众人物皆是有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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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外。美国本就是由对欧洲文明的压迫与颓废不满的人所建立，让他们醉心于美洲大地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会制度，而是自然与野蛮。寻找世外桃源、离开欧洲奔向原始大自然的心态，反复反映在殖民者从东岸向西部拓荒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美国人的心灵想要离开组织紧密的文明社会，因为文明一再地将枷锁套在人身上；人类也许无法离开文明整体，但是其中有些东西的确让我们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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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福音派与原始主义种下了美国人反智意识的种子，则后来的商业社会确保了反智在美国人思维中的地位。从托克维尔开始，研究美国的人大都认为，在这个国家中，讲究实际的商业主义压过了思考与玄想。政治民主与商业至上的美国生活培养出一种心态与习惯，就是凡事需要迅速做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因此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是美国生活所鼓励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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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建立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国度并发展工业，追逐利益而行乃成为很务实的考量。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目标：美国商业的最高理想不只是满足贪欲与追逐权力，还另有一些美好的愿景，这些愿景吸引着建设者、赌徒与政客，它比田猎与政治带来的运动感或权力感还更刺激。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政治中，追求金钱的商业活动最为亮眼与重要”，在商业活动中的人“不只是为了利润，更是喜爱在追求利润时的那种感觉”。[20]除了一些传统的社会外，没有其他阶级或是价值可与商业的阶级和价值比拟——因为已经没有贵族了，除了企业精神，再没有其他为国民所敬仰的民族精神了。企业精神不单吸引有活力有野心的人，对社会其他人也影响重大，例如律师、医师、老师甚至牧师等职业都采用商界的运作规范。美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抱怨，他们与这些职业人士的沟通无法顺畅融洽，因为后者的思维都被商界洗礼了。最终，商界令文化陷入孤立和变得女性化，宣称男性的世界里不需要智识及文化，这些留给女人即可——而且总是留给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口中的那种女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文化，只敢结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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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教及商业深受美国生活中平等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个平等的精神在政治及教育中更是明显。[21]我们现在统称为“杰克逊式民主”的现象逐渐瓦解了精英政治，虽然后者早就快要站不住脚了。早先，文学与学问曾被讥笑为无用贵族们的特权——即便有一大群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民主事业，这种观点也未曾得到缓和。普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似乎便是建立起不需要文学与学问就能运作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建立一个社会，它使用的文学与学问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基本程度。因此，19世纪初的美国在教育上鼓励公民普遍掌握识字能力，具备充足的一般知识，独立、自尊自重且关怀公共事务，而不是以培养第一流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或是第一流的大学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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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年，我们一而再地发现，智识在美国遭人憎恶，因为它被视为一种杰出的能力、一种优异的表征、对平等主义的破坏与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品质。这种现象在教育体系中最为明显。美国教育有好些地方值得称道，但是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在反智者手中的教育体系，且这些掌权者特别愿意认同那些智识上表现较差的孩童。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尽管作为历史而言肯定显得破碎，但它会披露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奠基在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之上——对于效用与“科学”的执迷、错误的平等主义观，以及以原始主义来期待儿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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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的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让·卡拉斯（Jean Calas）与其妻子为新教徒，其信仰不受法律保护。1762年，法国政府以谋杀亲子的罪名判处卡拉斯死刑。一向对天主教会的不宽容持批判立场的哲学家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成功让他在1764年洗清罪名，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罢免了负责此案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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