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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往往领导着这个国家走向变迁与接纳创新，自然就被认为是打破美国社会传统的主舵手，也因此受到最多的谴责。我们国家早期的传统是：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全国紧密团结。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诸多纷扰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却丧失吸引力，美国从不采用欧洲正陷于论争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而是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应世方法，例如善于折中妥协与务实处事，努力工作与善用常识解决问题，这些后来都被证明的确比追逐抽象的治世理念来得好。美国直至内战时才因为价值理念的分歧而陷入可怕的大失败之中。这正好证明了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好事。美国人最喜欢说他们不会被外国的“主义”迷惑，也爱说自己不受欧洲的腐败与颓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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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大众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在政治及军事上放弃孤立主义，就意味着在智识思想上美国已无法隔绝于外界；世界各地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正在蔓延，最终也会传到美国；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被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思潮驱动着。讽刺的是，美国还未准备好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识形态。以往，美国一贯的态度是：只要各国都学美国的制度，这世界就会变好——不要意识形态、采取美式民主、埋首工作、务实追求幸福、以常识指导生活等。然而很尴尬地，这种愿望无论达成与否，都对美国不利。美国人说做就做的高度行动力（American activism）影响了世界其他民族：认为经由努力，生活可以更好，任何殖民地都可以学习美国，透过革命争取自由，不必忍受贫穷与压迫，落后国家可以急起推动工业化，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些理念哪个不是受美国的影响而来？世界上争取独立的国家都在以美国独立为典范，却峻拒我们的领导；苏联人羡慕我们的工业化，却不断在世界政坛挑战我们。大家都仿效我们，却有着我们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始料未及的结果。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行动力被别人学去了，但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却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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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自我封闭的心灵会认为，只有喜欢抽象思考、蔑视常识的民族才无法欣赏美国制度的优点，而且若是某个国家制度不佳，那一定是致命的道德缺陷所致，尤其是接受某些邪恶意识形态的国家。这样的自大自满心态在苏联的卫星与其他太空科技所显示的国力面前受到了挫折，美国现在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它足以造成难以消除的长期威胁。而且催生出这个军事力量的竟是当初美国所鄙视的那些外国“主义”之一。一般的美国人为这个陌生、可怕、似乎无谓的意识形态世界而感到不安，却怀疑知识分子可能如鱼得水。他们甚至认为，是知识分子创造了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若有人怀疑，20世纪出现的种种巨大改变，可能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操控，或者至少是一连串错误所致，则背这个黑锅的一定是知识分子。或许，正是知识分子令我们失去了让我们在过去强大的特质。谁让他们扬名于世的时间，正好是这些变化发生之时。即使不是他们的责任，也得盯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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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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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一直怀疑智识乃是颠覆社会的力量，那么一味向这些人解释它其实是很安全、温和与怡人的东西，是绝无效果的。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若干守旧派及强硬的庸俗人群是对的：智识是危险的东西。如果让它自由发挥，没有什么是它不会反思、分析和质疑的。[14]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说：“让我们承认保守派说的吧！当人类开始思考时，没有人能保证后果会是怎样。我们只能知道许多事物、目标或制度会在劫难逃。每个思考的人都会毁掉这个稳定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人知道毁坏的东西会被什么代替。”[15]此外，没有人可以保证知识分子阶级会审慎地克制其自身影响力，但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可确知的是：禁止智识的自由使用为文化带来的恶果比开放其使用严重多了。其实不同于那些文化纠察队的想象，知识分子总的来说并不会颠覆社会。但是智识永远在反对或是暴露、嘲讽某些事情，例如，它经常成为压迫、欺骗、虚妄、教条或利益勾结等事的敌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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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代下来，那些受智识之害或是畏惧、憎恶它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关于它的迷思——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社会中的角色为何。当今反对智识的人已不需要创造新的说辞，因为这种迷思早就深植人心。本书稍后的章节将会仔细说明这个迷思在美国是如何发展与持续下来的。现在我们先简单概括地说明反智心态背后的基本假设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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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是建立在一组虚构与抽象的敌意之上的。反智之人把智识与感情（feeling）相对比，因为他们认为智识缺乏温暖的情感。智识还被与品格（character）对比，因为他们认为智识代表聪明，而聪明很容易变成狡猾或是邪恶。[16]它也被与实用性对比，因为理论总是与实践并提，而“纯粹”理论的思维常被瞧不起。它被与民主对比，因为智识常被认为特异超群而与平等相悖。当这些看法被普遍接受时，则智识或是知识分子就成为落水狗。谁想要牺牲掉温暖的情感、坚固的品德、务实的能力与民主情怀去逢迎一个至多只是聪明但最糟可能是邪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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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虚构的敌意的基本错误，在于未尝试找出智识在人类生活中的真正局限所在，而是将它与人类的其他特质强加对比。其实无论在个人或人类历史中都不适合以如此简单抽象的方式呈现问题。同样地，拿智识与感情、品格或是实用性做对比，以此质疑智识也是没有意义的，不应接受这种质疑形式，也不必因此为智识辩护。我们不应认为智识与人类的其他特质形成零和竞争关系，而应将它视为可让这些特质更好更完美的因素。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智识能力是人类尊严的表征之一，或者至少是人生需要的能力之一。如果我们把心智看成感情的指引力量而非威胁，智识既不是德行的保障也非危害，把理论看成有用之物，并不必然比实践差，并将民主定义为容许卓越的现实与正当之物，则前述的敌视就不会发生了。如照这样来想，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历史上却少有人这样认为，所以本书的目的是追溯我们历史中的若干社会运动，看看智识在这些运动中如何从协调人类美德之物被抹黑为一种特殊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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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从美国的宗教史追溯反智。这不单是因为理性主义与信仰的对立由来已久——尽管这本就是人类永恒的困扰——也是因为无论现代宗教思想或世俗思想本身都成形于早期宗教史中。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属于心智直观的领域，则理性就无用武之地，或者更糟糕，干脆被视为无意义甚至是危险之物。而只要一个社会不信任其内部有学养的知识阶层，就会对其加以攻击或是贬抑，这对宗教界与俗世的知识分子皆然。在当代，福音派是沿袭这种宗教性反智心态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坚决的反教权主义[¶]群体。美国并不是唯一受福音派影响的社会，但是美国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塑造的，也就是说，在福音派与传统基督教间，美国一向是倾向于前者的。理由何在？我们只要看英国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国，传统教派愿意吸纳与驯化大部分福音运动；而在美国，福音运动快速地颠覆与替代了传统的礼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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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们必须交代福音派中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这个问题，它在美国社会影响广大，但在本书中我们不对它单独处理，而是与福音主义一起讨论。原始主义一方面与基督教有关，一方面与异教有关。它的迷人处也许在于一个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点异教徒能有的自由或仪式，或是反之：异教徒可以从原始主义中领略信仰的意义。在有些地方，原始主义鼓励人们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励人们恢复大自然给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借此接近大自然与上帝，虽然二者并不总是有着完全清晰的差异。但是在原始主义中，人们始终青睐直观的“智慧”胜于理性，因为前者是自然的或者神赐的，后者是人为教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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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原始主义有多种面貌表现，一直是重要的传统。即使身居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当他不满于人类文明的繁文缛节、情感淡漠或种种人为规范的约制时，回归原始主义的呼唤就会冒出来。在美国，原始主义影响了很多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他们虽然不会去过像西部拓荒者一般的生活，但是对于文化的虚矫却不以为然。此思想可见于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中，而超验主义有时可谓高雅之士的福音运动。[17]它在从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到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再到特纳（F. J. Jackson Turner）的历史著作中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8]它影响了美国很多作家对于印第安人与黑人的看法。从著名的西部开拓者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与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到西部电影和侦探小说的主人公，都有这样的想法——包括所有的孤独冒险者，小说家劳伦斯曾就他们积累起来的传奇故事说，美国的心灵基本上是“刚毅、孤独、坚忍的，其实就是一个杀手”。作为一种性感神秘的魅力，原始主义思想一直是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屡屡出现在深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影响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国政治中展现的原始主义，则杰克逊总统、约翰·C. 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公众人物皆是有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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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外。美国本就是由对欧洲文明的压迫与颓废不满的人所建立，让他们醉心于美洲大地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会制度，而是自然与野蛮。寻找世外桃源、离开欧洲奔向原始大自然的心态，反复反映在殖民者从东岸向西部拓荒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美国人的心灵想要离开组织紧密的文明社会，因为文明一再地将枷锁套在人身上；人类也许无法离开文明整体，但是其中有些东西的确让我们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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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福音派与原始主义种下了美国人反智意识的种子，则后来的商业社会确保了反智在美国人思维中的地位。从托克维尔开始，研究美国的人大都认为，在这个国家中，讲究实际的商业主义压过了思考与玄想。政治民主与商业至上的美国生活培养出一种心态与习惯，就是凡事需要迅速做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因此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是美国生活所鼓励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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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建立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国度并发展工业，追逐利益而行乃成为很务实的考量。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目标：美国商业的最高理想不只是满足贪欲与追逐权力，还另有一些美好的愿景，这些愿景吸引着建设者、赌徒与政客，它比田猎与政治带来的运动感或权力感还更刺激。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政治中，追求金钱的商业活动最为亮眼与重要”，在商业活动中的人“不只是为了利润，更是喜爱在追求利润时的那种感觉”。[20]除了一些传统的社会外，没有其他阶级或是价值可与商业的阶级和价值比拟——因为已经没有贵族了，除了企业精神，再没有其他为国民所敬仰的民族精神了。企业精神不单吸引有活力有野心的人，对社会其他人也影响重大，例如律师、医师、老师甚至牧师等职业都采用商界的运作规范。美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抱怨，他们与这些职业人士的沟通无法顺畅融洽，因为后者的思维都被商界洗礼了。最终，商界令文化陷入孤立和变得女性化，宣称男性的世界里不需要智识及文化，这些留给女人即可——而且总是留给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口中的那种女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文化，只敢结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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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教及商业深受美国生活中平等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个平等的精神在政治及教育中更是明显。[21]我们现在统称为“杰克逊式民主”的现象逐渐瓦解了精英政治，虽然后者早就快要站不住脚了。早先，文学与学问曾被讥笑为无用贵族们的特权——即便有一大群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民主事业，这种观点也未曾得到缓和。普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似乎便是建立起不需要文学与学问就能运作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建立一个社会，它使用的文学与学问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基本程度。因此，19世纪初的美国在教育上鼓励公民普遍掌握识字能力，具备充足的一般知识，独立、自尊自重且关怀公共事务，而不是以培养第一流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或是第一流的大学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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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年，我们一而再地发现，智识在美国遭人憎恶，因为它被视为一种杰出的能力、一种优异的表征、对平等主义的破坏与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品质。这种现象在教育体系中最为明显。美国教育有好些地方值得称道，但是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在反智者手中的教育体系，且这些掌权者特别愿意认同那些智识上表现较差的孩童。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尽管作为历史而言肯定显得破碎，但它会披露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奠基在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之上——对于效用与“科学”的执迷、错误的平等主义观，以及以原始主义来期待儿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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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的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让·卡拉斯（Jean Calas）与其妻子为新教徒，其信仰不受法律保护。1762年，法国政府以谋杀亲子的罪名判处卡拉斯死刑。一向对天主教会的不宽容持批判立场的哲学家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成功让他在1764年洗清罪名，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罢免了负责此案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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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法国情报部门怀疑一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s）将法国炮兵部队的情报泄露给了德国，随后军事法庭以有争议的证据判处他叛国罪。这起案件在法国社会引发了激烈争论。德雷福斯最终于1906年得到平反，并恢复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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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20年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与巴尔托洛梅奥·万蒂泽（Bartolomeo Vanzetti）被控杀人案。当时有大量证据显示两人无辜，但法院却驳回了两人的上诉请求。全美遂爆发了声援行动，声势甚至蔓延至伦敦、东京、悉尼、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内斯堡等各大洲的主要城市。1927年，两人被执行死刑，巴黎、伦敦等地一度为此爆发暴乱。直至1977年，此案才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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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国在19世纪中叶的“一无所知”运动，这是一场反天主教徒、反爱尔兰人、反移民的民粹排外运动。支持运动的人士以北美殖民者的后裔自居，自称“本土美国人党”（Native American Party），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在被问到运动的相关情况时总是回答“我一无所知”，故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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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权主义反对宗教权威，尤其是反对它们对于社会或政治事务的干预。极端的反教权主义主张救赎完全来自信仰与恩典，信徒甚至无须遵守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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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遵循古老的礼拜、传统和礼仪形式的教会。宗教改革过后，许多新教宗派尽管从罗马天主教独立出来，却仍然认为天主教流传下来的古老仪式有其价值，值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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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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