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5600
但我们立刻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对象其实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专家，而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专家，跟公共生活关系不大，许多人对公共观念也没多大影响力。[5]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主要来自那些会明显影响大众观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可分成两类：专家型与理论家型。两者都会在我们社会中掀起深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合理的恐惧与憎恶。他们都加剧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本就有的无助感，专家是通过让我们觉得好像始终被人操控，理论家则是通过引起我们对颠覆的恐惧和强调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其他压力。
1704905601
1704905602
近三十年来，即使不常过问世事的人也都知道专家的存在感正越来越强。起先是小罗斯福总统在新政时期设立了一些智囊与调控机构来因应大萧条，二战时期又设立了战略情报局、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今天，中央情报局、原子能委员会、兰德公司、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等种种战争策略与武器的研究机构，都在处理着超过一般人理解范围、却决定他们命运的议题。大部分人对于这些问题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情愿放弃在政治上表达意见的权利。然而，在公共事务及企业运作中，小的政治人物与商人觉得很多事情是他们可以了解与控制的，可自从小罗斯福总统开始，他们被迫面对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与复杂训练的专家，因此始终不得志。这些人和大众一样，不再像以往一般可以积极获悉和参与国家的重要决策了，而他们越是不了解权力的内部世界，就越是会怀疑政府权力运用得是否得当。从小镇来的律师或是企业家被选进国会后，虽无法遏止那些专家们在国家大事上担当重要角色，但可以透过国会的调查和骚扰来报复专家，而且不难理解的是，他们是怀着一种道德的使命感在进行此事。毕竟，确实有很多专家推动的政策以失败告终，而民众看到这些失败后，会认为这些并非单纯是人为错误造成的，而是冷酷自私的操控、诡计甚至叛国的勾当导致的。阿尔杰·希斯等人的公共生涯就是让民众这样想的最佳案例，还有一些牵涉科技成果的间谍案更加坐实了民众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有一群所谓的专家在暗地里搞鬼，他们都是窃取机密的小偷。[6]
1704905603
1704905604
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无法信任，物理学家提出的建议都不得不被接受。对比之下，社会科学家的提案却可能被嗤之以鼻。一位国会议员反对把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范围，他说：
1704905605
1704905606
除了我之外，我想每个人都可自认为是社会科学家。我确定我不是，但其他人好像都认为他们有权帮别人做决定……一般的美国人民都不希望某个专家闯入他的个人生活与事务中，颐指气使地告诉他该如何生活。如果国会上下都支持这个法案，设立某种机构，让里面的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搅和我们所有人的个人事务和生活，例如调查我们爱不爱我们的配偶等，那我决不支持这个法案。[7]
1704905607
1704905608
从这位政客的立场看来，所谓的专家在小罗斯福时代就已经很恼人了，他们可以随意进出白宫，而总统却与政客们保持距离。冷战时，这种情形变得更糟了，因为牵涉国家最高利益的事往往得由所谓的专家来判断。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更是让人抓狂，因为美国的平民文化特别相信一般人与他们的判断主导的政治，而且坚信政治决策应该公开透明。所以这位政客只是表达了民众的普遍看法。在现代生活中，公民不能没有专家，也不能免于他们的摆弄，但是他们可以报复，例如嘲笑观念激进的教授、不负责任的智囊策士、疯狂的科学家等，或是当议员们修理离经叛道的老师、可疑的科学家或是可能不忠于国家的外交顾问时为他们拍手叫好。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特别的传统，就是会把仇恨上升为一种信条，因为这个传统，群体仇恨在政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就像其他某些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一般。一群不满的人心中充满不知向谁发泄的莫名愤怒，充满精心编织和夸大的阴谋论，屡屡找各种替罪羊来出气，其中包括共济会会员、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移民、酒商、国际银行家等。于是乎，在这个奉行“一无所知”（Know-Nothingism）[§]的传统下，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也成了替罪羊之一。
1704905609
1704905610
如果说我们时代的反智来自大众对于专家日渐入侵公共生活的应激反应，那么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自己身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声誉很敏感，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尴尬地同时负有神圣与世俗的责任。他的神圣责任是扮演先知、学者或艺术家，此时他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有效社会认可：在现代都市文明的空隙中，他得以享有若干私密性及隐匿性；人们对他表现出的自我批判特质给予尊重；如果他是学术界的人，他就可以享受虽不完善但也实用的学术自由，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或大学等都为他服务。他的生活优雅而有尊严。但当他以专家身份出现，担任起世俗责任掺和公共事务时，他可能会惊恐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了一个公共人物，陷入政坛常有的相互攻讦之中，同时他也没有隐私权了，因为我们社会对待公众人物就是如此。他可能甚至会忘记，对他的怨恨与毁谤其实并非针对他个人或是他这类人，而是任何显赫的政客都会遭逢的。即使是美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例如杰斐逊、林肯与小罗斯福等人，都不能幸免。爱默生曾说：“作为一个美国人，只要稍微出点名，被毁谤或说三道四就都是不足为怪的。”[8]
1704905611
1704905612
四 麦卡锡对知识分子的追剿
1704905613
1704905614
知识分子如果以专家身份出现在公共事务中，大家就算是害怕他，也必须接受；但如果以理论家的角色出现，他就会成为无端怀疑、憎恶与不信任的目标。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专家是一种企图支配或毁灭他的威胁，但是理论家却普遍地被认为已经摧毁了美好的美国社会。要了解此点，须先知道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一向是与右翼人士缠斗不休的这个事实。当然这不仅限于在美国。当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是一个阶级、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名词，都与政治和道德上的自由思想与抗议批判有关。当然，广义来说，历史上一直有知识分子，但是直到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时代出现前，知识分子都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且知识分子们也没想过要团结，更别说动员起来了。因此，即使19世纪中叶他们做了许多事，如酝酿了1848年革命的氛围、在俄国解放农奴与在美国解放黑奴等，在习用的英语中还并未出现一个词语把他们看成一个群体。
1704905615
1704905616
“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先在法国出现，然后马上就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在法国，当时这个词主要是因为德雷福斯案而流行起来的，知识界的很多人被激发起来抗议这个针对德雷福斯的阴谋，由此开启了一场对抗法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战争。[9]当时双方都在使用这个名词，右派用它来贬低对手，而同情德雷福斯的人则是以该词作为自我标榜的旗帜。其中一人在1898年写道：“让我们用这个词称呼自己吧，因为它已经变得无比神圣！”次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封信里提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法国知识分子时写道：“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一起努力来捍卫我们天生的宝贵个人权利，以及免于被教会、军队、贵族与王室等体制控制的自由。所有伟大的体制都可能腐化，不管它的贡献有多么大。只有每个人都自由时，所有的理想才能实现。”[10]就我所知，这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在美国使用，重要的是，它竟然是被用于这么一个“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体制的语境中。至少从进步时代开始，大部分的美国知识分子领袖在政治信念上都倾向于自由（美国意义上的自由）、进步，或者激进。[11]（当然，美国的政治光谱没有那么多阶序层次，而所谓的“中间”也比法国来得靠右，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相较于中间点的位置在两国都是相似的）无可否认，我们有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反动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这么一个美国知识分子集团，那么这个集团大抵属于中间偏左，但不激进（其实“激进”并不适于描述一整个群体的立场）。而这一直使得右翼人士非常恼怒，他们总是故意模糊温和进步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界线。
1704905617
1704905618
只要知识分子群体的进步思想与大众寻求改革的愿望相符合，比如在进步时代与新政时，受到极右翼攻讦的机会就小。可是20世纪30年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抱以同情，给了右翼分子很好的批评借口。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许多反智案例中的一个标志性现实元素。说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为右翼宣传大规模利用，或是说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同情被夸大了，再或是说过去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或其同路人，都不公正。这些说法其实是有部分道理的，但是始终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一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大于对社会其他任何群体的吸引力，而且在一些惊人的案例中，某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背叛了国家。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智识与道德上的瑕疵不但为反智者提供了强大的攻击借口，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因为有愧于过去的一些失当言行与参与共产党活动的过错，在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大整肃时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还互相指责谩骂。有个回忆起来令人沉痛的案例：在1939年8月纳粹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夕，还有约四百名美国知识分子联合发出宣言，反对诋毁苏联是“极权政体”，认为苏联是“人类和平的中流砥柱”。这份宣言在被著名杂志《国家》（Nation）刊登出来的那一周，苏德签订条约。[12]知识分子因此被抓住了把柄，此后在面对麦卡锡主义时便失去了历史与道德上的最佳位置和心理层面上的防御能力。
1704905619
1704905620
然而，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了解美国反智背后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对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其实远不止于对他们同情共产党及其同党的指责而已。在小罗斯福总统新政背后负责推动政务的知识分子们——其中的特格韦尔·雷克斯福德·盖伊（Tugwell Rexford Guy）就是最好的例子——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联，却与共产党同路人一样被敌视。今天在美国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共产党员了，但还是常有人拿这个理由来做文章，调查者若是无法找到某人参与共产党的证据，就会玩起指控他是共产党同路人这种老把戏，或是模糊自由派与共产党的差异。其实真相是：右翼人士处处需要共产党人作为标靶，这种不愿放弃假想稻草人的心理已到病态的地步。[13]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大整肃事件的真正作用不是抓间谍和防止国家机密泄漏（如果仅为这种事，警察就已经足够了），也不是让真正的共产党员曝光，而是为了发泄长久以来积存的憎恨和挫折情绪，为了惩罚和报复某些与共产党问题本身根本无关的人。这就是为何他们急需攻击对象，为何当受害者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时，远比逮到布尔什维克党人更让他们高兴。麦卡锡的同路人宣称，他们赞成这位参议员的目标，但是不赞成他的手段，这是谎言：对于麦卡锡的忠诚追随者来说，真正吸引他们的是麦卡锡的手段而不是目标，因为他的目标永远都是模糊的。对他们来说，麦卡锡指控的人层出不穷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怀疑之网就会扩大，牵涉那些已经不是共产党甚至从来都不是共产党的人；他们乐见他的霸凌迫害，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们复仇的心理，使那些因新政而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身败名裂。
1704905621
1704905622
如果当初麦卡锡式的迫害只是针对共产党人，就应该精准地将他们搜寻出来；而事实上，主事者似乎并不在意共产党人与他们猎寻的任何“怪物”间的差异。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身份卑微，不值得花大成本长期追踪，例如麦卡锡本人不惜对一位默默无闻的左派激进牙医穷追猛打，因为这位牙医是军方提拔上来的，他可以借此攻击军方，而攻击军方的目的则是为了修理作为其后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追剿左派的人声讨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乃至未能矫正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政府，其实是想借此得到好处。其中牵涉的是一整条政治仇恨的锁链：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从仇恨福利国家到仇恨社会主义，从仇恨社会主义到仇恨共产主义。在这场声讨中，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是武器，也正因此，这么多对软弱无力的国内共产党穷追猛打的狂热猎手，面对在世界政坛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共产主义时，却毫无作为。
1704905623
1704905624
这波整肃的历史源头可追溯至更早的时候，更好地体现于支持者在其他方面倾注的热情：怨恨小罗斯福总统、反对新政改革、意欲驱逐和毁灭联合国、反犹太人情结、厌恶黑人、孤立主义、主张废除联邦所得税、担心自来水加氯会导致中毒，以及反对教会涌现的现代主义等。麦卡锡本人所谓的“二十年的背叛”就体现了这些运动人士长年心怀的不满，而右翼的代言人霍多罗夫更是说：“对美国精神的背叛早在1913年修宪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时候就开始了。”
1704905625
1704905626
显然对这些右翼人士来说，比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冷战的安全威胁更严重的事，甚至比朝鲜战争受挫更严重的事，就是麦卡锡时代助长了几股长久以来一直在反抗现代性的力量。直到19世纪90年代乃至一战前，昔日的美国一直处于大陆孤立主义、乡村社会、新教信仰与繁荣的工业资本主义之中。但是逐渐地，在几十年中，美国被迫卷入20世纪的新时代浪潮，不得不面对一些变化：首先是世界主义与怀疑论的出现，然后是美国失去了孤立地位，军事上不再安全，传统的资本主义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权的福利国家，最后是为二战、朝鲜战争与冷战付出的沉重代价。因此，在美国的腹地陆续出现了一群内心充满怨怼的人，他们往往在宗教上奉行基要主义，带着本土主义的偏见，外交上支持孤立主义，经济上偏保守，会集成为一股在现代遭逢困境的反对浪潮。
1704905627
1704905628
但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反应，也不能对他们的困顿视而不见：他们本是一群专心致力于寻求家道安康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单纯，现在却要离开他们原本熟悉的“正常”事物，进入一个要求严苛的陌生世界，被迫在短时间内学习这么多东西。也许美国人对于现代世界的反应中最了不起的是耐性与大度。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那些直至一战前还到处可见的乡村清教文化在时代变化之中饱受冲击。它不得不面对宗教、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法律上与伦理上的种族平等，以及大众传媒中无穷的性暗示。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接踵而至，政治、品位与道德良知都开始由受过教育的都市美国人来引领了。
1704905629
1704905630
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往往领导着这个国家走向变迁与接纳创新，自然就被认为是打破美国社会传统的主舵手，也因此受到最多的谴责。我们国家早期的传统是：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全国紧密团结。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诸多纷扰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却丧失吸引力，美国从不采用欧洲正陷于论争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而是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应世方法，例如善于折中妥协与务实处事，努力工作与善用常识解决问题，这些后来都被证明的确比追逐抽象的治世理念来得好。美国直至内战时才因为价值理念的分歧而陷入可怕的大失败之中。这正好证明了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好事。美国人最喜欢说他们不会被外国的“主义”迷惑，也爱说自己不受欧洲的腐败与颓废影响。
1704905631
1704905632
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大众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在政治及军事上放弃孤立主义，就意味着在智识思想上美国已无法隔绝于外界；世界各地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正在蔓延，最终也会传到美国；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被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思潮驱动着。讽刺的是，美国还未准备好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识形态。以往，美国一贯的态度是：只要各国都学美国的制度，这世界就会变好——不要意识形态、采取美式民主、埋首工作、务实追求幸福、以常识指导生活等。然而很尴尬地，这种愿望无论达成与否，都对美国不利。美国人说做就做的高度行动力（American activism）影响了世界其他民族：认为经由努力，生活可以更好，任何殖民地都可以学习美国，透过革命争取自由，不必忍受贫穷与压迫，落后国家可以急起推动工业化，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些理念哪个不是受美国的影响而来？世界上争取独立的国家都在以美国独立为典范，却峻拒我们的领导；苏联人羡慕我们的工业化，却不断在世界政坛挑战我们。大家都仿效我们，却有着我们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始料未及的结果。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行动力被别人学去了，但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却无人理睬。
1704905633
1704905634
在美国，最自我封闭的心灵会认为，只有喜欢抽象思考、蔑视常识的民族才无法欣赏美国制度的优点，而且若是某个国家制度不佳，那一定是致命的道德缺陷所致，尤其是接受某些邪恶意识形态的国家。这样的自大自满心态在苏联的卫星与其他太空科技所显示的国力面前受到了挫折，美国现在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它足以造成难以消除的长期威胁。而且催生出这个军事力量的竟是当初美国所鄙视的那些外国“主义”之一。一般的美国人为这个陌生、可怕、似乎无谓的意识形态世界而感到不安，却怀疑知识分子可能如鱼得水。他们甚至认为，是知识分子创造了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若有人怀疑，20世纪出现的种种巨大改变，可能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操控，或者至少是一连串错误所致，则背这个黑锅的一定是知识分子。或许，正是知识分子令我们失去了让我们在过去强大的特质。谁让他们扬名于世的时间，正好是这些变化发生之时。即使不是他们的责任，也得盯紧他们。
1704905635
1704905636
五 反智的定义
1704905637
1704905638
若有人一直怀疑智识乃是颠覆社会的力量，那么一味向这些人解释它其实是很安全、温和与怡人的东西，是绝无效果的。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若干守旧派及强硬的庸俗人群是对的：智识是危险的东西。如果让它自由发挥，没有什么是它不会反思、分析和质疑的。[14]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说：“让我们承认保守派说的吧！当人类开始思考时，没有人能保证后果会是怎样。我们只能知道许多事物、目标或制度会在劫难逃。每个思考的人都会毁掉这个稳定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人知道毁坏的东西会被什么代替。”[15]此外，没有人可以保证知识分子阶级会审慎地克制其自身影响力，但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可确知的是：禁止智识的自由使用为文化带来的恶果比开放其使用严重多了。其实不同于那些文化纠察队的想象，知识分子总的来说并不会颠覆社会。但是智识永远在反对或是暴露、嘲讽某些事情，例如，它经常成为压迫、欺骗、虚妄、教条或利益勾结等事的敌对力量。
1704905639
1704905640
几个世代下来，那些受智识之害或是畏惧、憎恶它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关于它的迷思——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社会中的角色为何。当今反对智识的人已不需要创造新的说辞，因为这种迷思早就深植人心。本书稍后的章节将会仔细说明这个迷思在美国是如何发展与持续下来的。现在我们先简单概括地说明反智心态背后的基本假设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们。
1704905641
1704905642
反智是建立在一组虚构与抽象的敌意之上的。反智之人把智识与感情（feeling）相对比，因为他们认为智识缺乏温暖的情感。智识还被与品格（character）对比，因为他们认为智识代表聪明，而聪明很容易变成狡猾或是邪恶。[16]它也被与实用性对比，因为理论总是与实践并提，而“纯粹”理论的思维常被瞧不起。它被与民主对比，因为智识常被认为特异超群而与平等相悖。当这些看法被普遍接受时，则智识或是知识分子就成为落水狗。谁想要牺牲掉温暖的情感、坚固的品德、务实的能力与民主情怀去逢迎一个至多只是聪明但最糟可能是邪恶的人呢？
1704905643
1704905644
当然，这些虚构的敌意的基本错误，在于未尝试找出智识在人类生活中的真正局限所在，而是将它与人类的其他特质强加对比。其实无论在个人或人类历史中都不适合以如此简单抽象的方式呈现问题。同样地，拿智识与感情、品格或是实用性做对比，以此质疑智识也是没有意义的，不应接受这种质疑形式，也不必因此为智识辩护。我们不应认为智识与人类的其他特质形成零和竞争关系，而应将它视为可让这些特质更好更完美的因素。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智识能力是人类尊严的表征之一，或者至少是人生需要的能力之一。如果我们把心智看成感情的指引力量而非威胁，智识既不是德行的保障也非危害，把理论看成有用之物，并不必然比实践差，并将民主定义为容许卓越的现实与正当之物，则前述的敌视就不会发生了。如照这样来想，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历史上却少有人这样认为，所以本书的目的是追溯我们历史中的若干社会运动，看看智识在这些运动中如何从协调人类美德之物被抹黑为一种特殊的罪恶。
1704905645
1704905646
首先，我们要从美国的宗教史追溯反智。这不单是因为理性主义与信仰的对立由来已久——尽管这本就是人类永恒的困扰——也是因为无论现代宗教思想或世俗思想本身都成形于早期宗教史中。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属于心智直观的领域，则理性就无用武之地，或者更糟糕，干脆被视为无意义甚至是危险之物。而只要一个社会不信任其内部有学养的知识阶层，就会对其加以攻击或是贬抑，这对宗教界与俗世的知识分子皆然。在当代，福音派是沿袭这种宗教性反智心态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坚决的反教权主义[¶]群体。美国并不是唯一受福音派影响的社会，但是美国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塑造的，也就是说，在福音派与传统基督教间，美国一向是倾向于前者的。理由何在？我们只要看英国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国，传统教派愿意吸纳与驯化大部分福音运动；而在美国，福音运动快速地颠覆与替代了传统的礼仪教会[**]。
1704905647
1704905648
此处我们必须交代福音派中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这个问题，它在美国社会影响广大，但在本书中我们不对它单独处理，而是与福音主义一起讨论。原始主义一方面与基督教有关，一方面与异教有关。它的迷人处也许在于一个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点异教徒能有的自由或仪式，或是反之：异教徒可以从原始主义中领略信仰的意义。在有些地方，原始主义鼓励人们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励人们恢复大自然给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借此接近大自然与上帝，虽然二者并不总是有着完全清晰的差异。但是在原始主义中，人们始终青睐直观的“智慧”胜于理性，因为前者是自然的或者神赐的，后者是人为教养出来的。
1704905649
[
上一页 ]
[ :1.70490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