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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原始主义有多种面貌表现，一直是重要的传统。即使身居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当他不满于人类文明的繁文缛节、情感淡漠或种种人为规范的约制时，回归原始主义的呼唤就会冒出来。在美国，原始主义影响了很多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他们虽然不会去过像西部拓荒者一般的生活，但是对于文化的虚矫却不以为然。此思想可见于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中，而超验主义有时可谓高雅之士的福音运动。[17]它在从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到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再到特纳（F. J. Jackson Turner）的历史著作中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8]它影响了美国很多作家对于印第安人与黑人的看法。从著名的西部开拓者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与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到西部电影和侦探小说的主人公，都有这样的想法——包括所有的孤独冒险者，小说家劳伦斯曾就他们积累起来的传奇故事说，美国的心灵基本上是“刚毅、孤独、坚忍的，其实就是一个杀手”。作为一种性感神秘的魅力，原始主义思想一直是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屡屡出现在深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影响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国政治中展现的原始主义，则杰克逊总统、约翰·C. 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公众人物皆是有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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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外。美国本就是由对欧洲文明的压迫与颓废不满的人所建立，让他们醉心于美洲大地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会制度，而是自然与野蛮。寻找世外桃源、离开欧洲奔向原始大自然的心态，反复反映在殖民者从东岸向西部拓荒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美国人的心灵想要离开组织紧密的文明社会，因为文明一再地将枷锁套在人身上；人类也许无法离开文明整体，但是其中有些东西的确让我们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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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福音派与原始主义种下了美国人反智意识的种子，则后来的商业社会确保了反智在美国人思维中的地位。从托克维尔开始，研究美国的人大都认为，在这个国家中，讲究实际的商业主义压过了思考与玄想。政治民主与商业至上的美国生活培养出一种心态与习惯，就是凡事需要迅速做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因此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是美国生活所鼓励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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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建立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国度并发展工业，追逐利益而行乃成为很务实的考量。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目标：美国商业的最高理想不只是满足贪欲与追逐权力，还另有一些美好的愿景，这些愿景吸引着建设者、赌徒与政客，它比田猎与政治带来的运动感或权力感还更刺激。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政治中，追求金钱的商业活动最为亮眼与重要”，在商业活动中的人“不只是为了利润，更是喜爱在追求利润时的那种感觉”。[20]除了一些传统的社会外，没有其他阶级或是价值可与商业的阶级和价值比拟——因为已经没有贵族了，除了企业精神，再没有其他为国民所敬仰的民族精神了。企业精神不单吸引有活力有野心的人，对社会其他人也影响重大，例如律师、医师、老师甚至牧师等职业都采用商界的运作规范。美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抱怨，他们与这些职业人士的沟通无法顺畅融洽，因为后者的思维都被商界洗礼了。最终，商界令文化陷入孤立和变得女性化，宣称男性的世界里不需要智识及文化，这些留给女人即可——而且总是留给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口中的那种女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文化，只敢结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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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教及商业深受美国生活中平等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个平等的精神在政治及教育中更是明显。[21]我们现在统称为“杰克逊式民主”的现象逐渐瓦解了精英政治，虽然后者早就快要站不住脚了。早先，文学与学问曾被讥笑为无用贵族们的特权——即便有一大群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民主事业，这种观点也未曾得到缓和。普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似乎便是建立起不需要文学与学问就能运作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建立一个社会，它使用的文学与学问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基本程度。因此，19世纪初的美国在教育上鼓励公民普遍掌握识字能力，具备充足的一般知识，独立、自尊自重且关怀公共事务，而不是以培养第一流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或是第一流的大学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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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年，我们一而再地发现，智识在美国遭人憎恶，因为它被视为一种杰出的能力、一种优异的表征、对平等主义的破坏与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品质。这种现象在教育体系中最为明显。美国教育有好些地方值得称道，但是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掌握在反智者手中的教育体系，且这些掌权者特别愿意认同那些智识上表现较差的孩童。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尽管作为历史而言肯定显得破碎，但它会披露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奠基在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之上——对于效用与“科学”的执迷、错误的平等主义观，以及以原始主义来期待儿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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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的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让·卡拉斯（Jean Calas）与其妻子为新教徒，其信仰不受法律保护。1762年，法国政府以谋杀亲子的罪名判处卡拉斯死刑。一向对天主教会的不宽容持批判立场的哲学家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成功让他在1764年洗清罪名，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罢免了负责此案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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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法国情报部门怀疑一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s）将法国炮兵部队的情报泄露给了德国，随后军事法庭以有争议的证据判处他叛国罪。这起案件在法国社会引发了激烈争论。德雷福斯最终于1906年得到平反，并恢复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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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20年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与巴尔托洛梅奥·万蒂泽（Bartolomeo Vanzetti）被控杀人案。当时有大量证据显示两人无辜，但法院却驳回了两人的上诉请求。全美遂爆发了声援行动，声势甚至蔓延至伦敦、东京、悉尼、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内斯堡等各大洲的主要城市。1927年，两人被执行死刑，巴黎、伦敦等地一度为此爆发暴乱。直至1977年，此案才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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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国在19世纪中叶的“一无所知”运动，这是一场反天主教徒、反爱尔兰人、反移民的民粹排外运动。支持运动的人士以北美殖民者的后裔自居，自称“本土美国人党”（Native American Party），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在被问到运动的相关情况时总是回答“我一无所知”，故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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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权主义反对宗教权威，尤其是反对它们对于社会或政治事务的干预。极端的反教权主义主张救赎完全来自信仰与恩典，信徒甚至无须遵守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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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遵循古老的礼拜、传统和礼仪形式的教会。宗教改革过后，许多新教宗派尽管从罗马天主教独立出来，却仍然认为天主教流传下来的古老仪式有其价值，值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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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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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信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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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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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运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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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狂热信仰的来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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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心智是近代初期新教思想的产物。美国殖民者接触知识的第一个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第一个动力也来自宗教。在美国早期的宗教活动中，任何贬抑理性或是学养的事物，后来都在世俗化后的美国文化中扮演同样角色。思想应该实用、任何主义或是精微的奥论都无足重视、有思想的人反而应该服从能激发情感力量的人或真正能治事的人，这些都不是当代才有的观念，而是美国新教思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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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基督教文化中，心智（mind）与心灵（heart）、情感与智识间都会有紧张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美国才有所谓宗教上的反智。远在美洲被发现前，基督徒们一直就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智识在宗教中应有重要角色，另一类则是认为智识应服膺情感或完全由情感代替。在此我并非要说新大陆产生了一种更恶性的反智论，而是指出，在美国，宗教奋兴运动（revivalist movement）与狂热运动的声势压倒了较温和的传统教派。于是较具学养的传统教派牧师们失势了，他们所传播的较理性的信仰方式也因此失势。在美国早期，新教与异见派传统让宗教上惯有的理性——感性之争在这个国家变得特别尖锐，而奋兴运动与狂热运动在这场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反智传统的崛起与蔓延，正是肇因于美国特殊的宗教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国家没有任何对知识分子友善的稳固制度，以及福音派主宰下的宗派主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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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会或宗派的风格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区分社会阶级的机能，某一教会礼拜的形式与遵循的信条可能不适用于另一教会。较富裕的阶级通常喜欢把宗教理性化，遵守繁复的圣餐礼仪，而中下阶层的人，尤其是文盲，他们信仰宗教的方式较感性；凡以感性面对信仰者，就会反对繁复的宗教风格、圣餐礼仪与上流阶级教会的牧师，也就是说，他们对贵族式的礼节与道德风貌很反感。[1]下层阶级者的宗教常会显现出末世色彩或救世情怀，强调内在宗教体验的重要性，反对博学式、正式化的信仰活动，他们认为礼拜仪式应该简单化，也不喜欢那些富于学养的牧师，有时甚至排斥所有职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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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洲吸引了无数不满现状或是无以为生的欧洲人前来，因此成为当时批评者所谓宗教“狂热派”先知们的天堂。这种狂热的冲动最初来自感到自己与上帝发生了直接接触。[2]这些狂热者并非放弃了神学信仰或者圣餐仪式，而是因为一心想寻求心灵内在与上帝间的联结，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借助仪式或是智识基础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念。他们对智识工具与对审美形式一样不感兴趣；传统教会多认为宗教艺术与音乐有助于心灵超升，让人接近上帝，他们却认为这些会侵犯甚至妨碍心灵的纯粹与直接行为——但卫理公会信徒吟唱赞美诗是例外。狂热派这种依赖个人内在经验的坚持，恐会造成无法无天的主观主义，传统的外部宗教权威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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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解释为何狂热派内部不断会区分出派系及子派系。不过，对于神职人员的权威，与其说狂热派想消除它不如说是想割裂它，因为总是有某些牧师可以激发教友的宗教狂喜（ecstasy）或与神联结的内在体验。因此对于狂热派而言，神职人员在宗教上的权威是因人而异的，系乎个人魅力而不是制度性的；所以狂热派教会，例如卫理公会，其领导人必须有很好的组织领导手腕，才能留住教友，让他们不会散去。当然，较稳定的福音教派不支持太过于个人主观的崇拜方式，认为《圣经》才是权威，是一切的依据，只要有正确的诠释。可是什么才是正确的诠释？大家看法不同，有人主张应听从专业理性的《圣经》学者的解释，而最为狂热和反智的那批人甚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诠释，完全不需要《圣经》学者的帮助。在超越文字范畴的《圣经》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兴起之后，个人能否保有诠释自由对于基要主义者而言似乎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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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属于西方文明的边陲时，英国国内的宗教抗争现象对美国宗教的影响很大。英国的宗教激进派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还未能满足信仰者的社会与精神需求，千禧年派（Millenarians）、再洗礼派（Anabaptists）、寻求派（Seekers）、浮嚣派（Ranters）与贵格派（Quakers）等英国的宗教异见群体都纷纷攻击官方教会与其神职人员。他们要建立起穷人的宗教，认为直观与灵感比学问和信条有用，他们选拔教友来领导与讲道，拒绝受过专业训练的神职人员，因为他们“没用、空虚且无权威”。在清教徒革命时，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内的牧师站在反专业化与反智的立场毫不留情地攻击传统的神职人员、大学教师与律师等。大多数清教徒其实衷心地希望他们的牧师受过教育有学养，但是这些激进派伙同平等派（Levellers）与掘地派（Diggers）[‡]，跟随杰勒德·温斯坦利（Gerrarpd Winstanley）激烈地反对知识分子，称大学为“一潭死水、恶臭难闻”，一方面称博雅教育不会减轻人的原罪，另一方面不断挑起穷人们争取平等的情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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