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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义与奋兴派的芬尼借助法律素养把清教徒注重理性与思辨的精神带入了讲坛（他曾说他会用说服陪审团的态度来对教会信众讲道），他在面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信众时尤其如此。但即使他布道时有着无比充沛的感情，很快还是被某些福音派牧师认为太过理性，他们提醒他，有人担心“他有成为一个智识派分子的危险”[22]。可是芬尼却为自己讲道时诉诸感性的程度而自豪，他在乡村布道时充分强调感情，而在较有文化的城镇时就稍微加一点儿理性思辨。他说：“由于我的布道，法官、律师与受过教育的人们纷纷归主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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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芬尼并没有“变成一个智识主义者”的危险。大体来说，他讲道的方式与对布道者一职的理解都是忠于奋兴运动的。虽然他并不认同牧师缺乏知识这种状况，却很赞同只要能争取到信友，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他对于书面的讲道词嗤之以鼻，因为这样不能启发信友产生自发性的感动情怀，他同时也把世俗文化看成心灵救赎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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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并不依靠他所受的牧师养成训练，也不采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所用的布道方式。他说他“从不利用高等教育学来的知识”，当然也就非常了解自己会被许多同行看成业余的角色，玷污了牧师这种职业。芬尼在刚担任牧师时就知道，大家都认为如果他这样的做法能成功，学校及教育机构就会瓦解。做了一阵子牧师后，他开始相信“学校的训练基本摧毁了许多原本可以成为好牧师的人”，因为他们大量学习有关于《圣经》的知识与神学，却不知如何运用它们使人归主。其实最重要的是经验：“一个人只有在实际布道中才能学会如何布道。”那些神学院训练出来的牧师的讲道词“简直就像是文学作品……叫人阅读这么优美的文学作品怎能算是布道？这对文学爱好者而言是很大的享受，却没有教化功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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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文学或其他事物，芬尼对于任何形式的优雅都不以为然。例如华丽的衣饰或是家具、生活品位与方式，在他看来都与抽烟、喝酒、打牌或看戏一样是不好的倾向。至于文学，他说：“我不相信一个爱上帝的人会喜好世俗的小说。”他扬言道：“让我看看你的书房与阅读的地方，看看里面有什么书。拜伦、司各特、莎士比亚，这堆人都是些轻慢和亵渎上帝之徒。”即使是一般被认为牧师需要懂的古典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等，他也认为没什么用。他说学生在神学院内“花了四年读很多古典作品[†]，但是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上帝”。这些学生从神学院毕业时“也许学富五车，通晓拉丁文，纵使他们学到了使几百人信上帝的技巧，心里却可能看不起那些无知的教友”[25]。他把智识视为与虔敬对立之物，因此认为这些刚从神学院出来的年轻牧师们“心中有如学院门墙一般高傲”。神学院教育的问题在于“它让年轻人掌握智识，却没能培养他们的道德感”。“学院里进行的是智识竞赛。兴奋、热情，都是针对智识的。年轻人……失去了精神性的坚定格调……他们的智识长进了，心灵却荒废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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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判断芬尼对于美国神学院教育的描述是否正确，但是他的看法代表了主流福音派牧师的立场。不论神学院训练出来的牧师们在智识上多么充足，他都反对这样的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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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卫理公会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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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详细地介绍芬尼，是因为他是长老会内福音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长老会牧师中既不是最博学也不是最无知的。福音运动作为一种宣教与使人信主的新方式，让长老会及公理会抛弃了长久以来追求智识与教育的传统。至于卫理公会，身为美国招募信友最多的教会，它的历史恰恰相反。卫理公会开始时对于智识并不热衷，也不注重教育或是牧师的学院式训练。可是随着时间流逝与教会发展，他们慢慢变成主流大教会，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非主流激进教派，吸收进来的新成员也渐渐变得重视起教育来。到了19世纪，卫理公会内部时有发生不同立场间的争辩，也就是怀旧派与中产阶级信友间的争执，前者赞成没受多少教育的巡回牧师那种激情招募信友的方式，而后者希望牧师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卫理公会与浸信会的历史，就是体现美国宗教史上这两种路线矛盾冲突的最好例子。一方面，有许多信友支持反智的福音运动；而另一方面，规模较大的主流教会中，一定有期待以文雅而正式的神学来宣道的声音。所以美国的宗教早已出现后来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所谓的与美国文学史一样的“粗鄙与优雅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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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本人出身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博览群书的牧师，他兼具智识上的严谨与易让人信赖依靠的风格。他为卫理公会立下了相当好的智识标准，但是之后美国的卫理公会信友却没兴趣维系这些标准。福音运动的本质无疑使得奋兴运动倾向于反智，但使反智风潮尤为壮大的则是美国特殊的社会环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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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自己与美国卫理公会的创立者之一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都是巡回牧师出身，但是他们这样宣教不是因为方便，而是另有原因。他们相信牧师（就像许多英国的教区牧师一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一定会逐渐颓废，失去冲劲，而巡回布道则能够为宗教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卫理公会的巡回布道是特别适合于吸收流动移民与拓荒者的宣教方式。早期美国卫理公会很为他们的巡回牧师引以为傲，这些牧师展现出了当初受训练时未曾被教导过的能动性、韧性、勇气、勤奋与奉献精神，愿意放下身段去服务教友。他们以自己牺牲奉献、将福音传给民众为荣。他们待遇微薄，超负荷工作，在各种天候与艰难的旅行环境下宣教。在暴风雪尤为猛烈的时候，人们会说一句谚语：“今晚没有人会在外面，除了牛与卫理公会牧师以外。”他们能够忍受辛劳足以证明他们的虔诚，[28]而他们在把原本不去教堂的人争取成为信友这件事上取得了非凡的辉煌成绩。因为他们的努力，美国的卫理公会从阿斯伯里来美四年后的1775年只有区区三千人的小教派，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成长为最大的新教宗派，有超过一百五十万名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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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那些高端宗派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说什么，巡回牧师们知道自己的方式是有效的。他们自己发展出了一套原始的宗教实用主义，只遵奉一个基本信条：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拯救最多的灵魂。如果以达成此目标为务，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所宣讲的教义就不仅只是花拳绣腿而已，甚至可能成为障碍。这些巡回牧师虽然没有多少知识和思想，但他们有且仅有一个充分的辩护理由：他们有成果，这个成果可以借归主人数来衡量。面对这个辩护理由，几乎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反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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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清楚，他们主要的宣教对象是穷人与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认为这是好事。有一次，阿斯伯里认为耶鲁大学的若干学生冒犯了他，因为他们“太有绅士派头”了，他觉得连贵格派的人举止都过于“体面”——“啊，体面这个词里包含着死亡。”[29]就全国而言，卫理公会在吸收教友这件事上轻易超越了其他宗派。新英格兰因为经济较优渥，故民众比较认同受过良好训练的牧师，因而此地对他们来说很难攻克，吸收教友的成就最小。但到了19世纪初，卫理公会还是在此地有所开拓。他们先是在这里打出类似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的旗帜：“我们一直以来都着重于保存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而不是一群有学问的牧师。”[30]杰西·李（Jesse Lee）是新英格兰卫理公会的领袖，当有人质疑他受过的教育时（这现象在那儿很常见，因为卫理公会牧师必须与其他教会竞争），他仅简单回答说他受的教育足以让他周游全国。[31]渐渐地，新英格兰变成了测试卫理公会能否存活的理想场所，且测试结果喜人。他们为了适应环境，在各方面都做了调整，让人觉得他们可敬、文雅与受过教育，为日后适应其他地方而做出（幅度较小的）调整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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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康涅狄格州的诺威奇（Norwich），1800年时曾有人写文章形容卫理公会的成员是“一群懦弱、没学问、没知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32]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一位公理会成员用一段可以代表各地卫理公会的话来形容他们所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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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起初是由社会底层人士组成，但现在他们的成员已和其他教会成员一样值得尊敬了。他们集会的时候已经不再选择谷仓、学校或是什么偏僻角落了，也不再以一副瘦弱的身躯、消瘦的脸庞与一头散乱的头发来集会，或是讲话不合文法、用词低俗，牧师都受过教育，举止优雅得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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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卫理公会散布于全国各地，流行于边区和南方，这些地方对牧师的受教育水平都没什么要求，故而它起初虽与体面的、学院的、传统的主流意见不合，但反而易于在这些地区立足，但是当它取得成功后，就不得不站在中下阶层的立场来面对其他优雅高贵的教会的挑战。一般来说，在去中心化分权制的教会里，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可以自行决定风格，但是在像卫理公会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里，决定全教会文化基调的辩论就会异常频繁。我们从该教会的一份走高贵路线的刊物中就可看出其立场的反复变化，这就是《卫理杂志与季刊》（The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1841年后改称《卫理季刊》（The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在19世纪30年代初，卫理福音主义与奋兴派明显知道他们是传统教会攻击的对象；他们内部有着路线上的困扰，一边是赞成巡回牧师风格的人，另一边则是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教友与受过教育的牧师。[34]1834年，这个争议被拉·罗伊·森德兰牧师（La Roy Sunderland）的一篇文章带到台面上，文章提议废除巡回牧师制度，要求所有卫理公会牧师都接受良好教育。他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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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会中可有任何部门的任何一个章程中明确说明，要成为牧师需先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训练吗？没有！我们的许多规定或是传统岂不是故意要让人以为牧师教育根本不必要？我们内部的会议中不是多次提及，如果有天赋及神恩与智慧，就够资格成为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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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旧派的代表站出来反驳森德兰，他说主张严谨精致的神学训练其实是将布道看成“像法律及医药一样的‘专业’，需要‘专业训练’”。但是我们现有的牧师群并非无知之人，如果要这样说他们，则不啻“落实了我们敌人的指控”。卫理公会不是早就有自己的学院与大学了吗？“我们的年轻人现在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的道德不会被那些缺乏虔敬感的牧师败坏，也不会因为教授或校长的嘲笑而放弃他们相信的卫理公会。”[35]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可以从这个期刊中看出改革派战胜了守旧者：因为关于旧式巡回牧师的报道越来越少了，在以往这应是期刊的主要内容；而关于基本神学与智识问题的讨论则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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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卫理公会在19世纪30年代与19世纪4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大家都开始设法提升格调以赢得尊重，之前巡回布道时代的福音运动方式、反智的传统渐渐褪去。同理，他们现在也开始注重对信友与牧师的教育。以前卫理公会对于教育实在是欠缺重视。[36]在最早期，不但教会内受过教育的人很少，且从阿斯伯里自己到基层，上上下下都不重视教育。[37]多数的卫理公会成员承担不起教育费用，而牧师的良好神学训练看起来也是种浪费，因为他只需要把简单的福音告诉单纯的民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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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即使广设学校，迟早也会失败，因为得不到财务支持。直到1816年阿斯伯里过世，一群来自新英格兰的改革者坚定寻求提升教育程度，开始针对人数渐多、素质渐高的信友宣扬教育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们的努力开花结果，卫理公会开始赞助几所学院与一些大学。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学院于1831年设立，接着又设立狄金森学院，这是从长老会接收来的，然后在1833年时设立了阿勒格尼学院与印第安纳阿斯伯里学院，1842年设立了俄亥俄州卫斯理学院，这些都还是最为人知的。从1835年到1860年间，卫理公会设立了超过二百所学校与学院，但是都像以前一样经营维持得不甚好，因为他们认为教育只是工具性的；虽如此，这也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过去甚至认为教育对宗教来说没有助益。卫理公会开始重视牧师的教育训练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领导人真的很重视牧师的养成训练；第二就是教派之间有时候发生的教义争论使他们不得不开始重视神学。[38]但是他们对神学院还不是完全信任，被怀疑是异端的发源地，所以卫理公会前两所神学院都取名为“圣经研究所”。而这些机构的领导者都从新英格兰来，反而不是从卫理公会势力最大的区域来，这是因为新英格兰的教育学术水准最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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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派的卫理公会人士并不愿意向设置学院、大学、神学院与期刊等新趋势妥协。巡回布道家中最有名的卡特赖特在1856年写下的著名自传中，发表了旧式福音派人士对牧师一职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完全代表反智的立场，所以值得完整地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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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卫斯理先生在开始新一天的布道前，必须先集合一群饱读诗书与受过良好神学熏陶的牧师才能开始他的拯救灵魂工作，那卫理公会今天会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呢？……再假设阿斯伯里先生必须借助一群充满文学素养的牧师才能宣教，则现今全美国境内大概就很难有诚心侍奉上帝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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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及其他新教的加尔文宗分支经常会提倡牧师应该受完整训练，教会要有美观的座席，唱诗时要有乐器伴奏，牧师要有固定薪资等。但是卫理公会的人普遍反对这些，因为那些不识字的卫理公会牧师能大大地感动信友，声势如同烈火，而其他牧师感动信友的能力相比之下只像在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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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贬低教育，但是我见过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牧师就如同长在桃树荫里的莴苣菜一样毫无挑战风雨的能力，像小鹅在露水中迈着大步自以为是，我实在看不下去。现在这些教育牧师的计划与神学训练都算不上是实验了，因为其他教派早已试过，而且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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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为心爱的卫理公会担心。如果广设大学与神学院，发行杂志，扩大组织，然后让我们最优秀的牧师在这些机构中任职，那就等于把他们限定在一个地方，让他们世俗化，不再巡回布道。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沦落为公理会那个样子，陷入别人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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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看不出来？正是因为很多牧师在这些机构与学校担任职务，才导致平时布道的牧师人手短缺。更且，这些非布道牧师的职务提供的薪俸很高，而那些辛苦周游各地布道的牧师，顶着风雪四处奔波，所得的微薄薪俸却经常入不敷出。因此，很多人受到这些非布道职位的高薪诱惑，不愿再去从事拯救灵魂的一般布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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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致力于拯救灵魂、建设卫理公会的成千名巡回和在地牧师中，只有不超过五十个人曾接受过比正式英语教育还高级的教育，多数则没有；而没有任何人曾经在神学院或是圣经研究所就读过，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在宣扬福音方面成果丰硕，拯救的灵魂远比现代的那些高人一等的聪慧牧师更多，因为后者纷纷投入各类机构的管理、教学或是期刊的编辑工作，抑或任何待遇丰厚的职务中，不愿意布道以拯救灵魂。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机构与职位，以便领取高薪，享受好生活，却忍心让数以百万计的穷困、濒死的罪人因为无法接触上帝、听到福音而被投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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